叶剑英以他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地看到了这种和缓迹象。他和党中央、人大常委会的同志多次分析形势，研究促进海峡两岸缓和的措施。1981年9月30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2周年、辛亥革命70周年前夕，叶剑英利用这个时机，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重要的谈话，进一步阐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他在谈话中提出，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我们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国家将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
叶剑英这篇谈话，高屋建瓴，气度恢宏，寓情于理，感人至深。它在国内外引起了比《告台湾同胞书》更为强烈的反响。在国内，全国政协和各民主党派及群众团体的负责人，纷纷举行座谈会或发表谈话，一致拥护叶剑英委员长提出的九条方针。台湾同胞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翘首远望，从辽阔的海面上，仿佛看到祖国统一的曙光正在冉冉升起。他们感到九条方针政策是宽厚的，具体的，照顾到了台湾方方面面的利益，共产党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具有诚意。台湾知识界尤其活跃，九条发表后，他们冲破禁忌，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探讨如何实现祖国统一，提出了种种具体的建议。台湾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士以及著名的非国民党人士，也都认为台湾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台湾的出路离不开大陆这个“母体”。他们对于国民党当局“不谈判”的立场和拒绝“三通”的做法，表示不满。台湾各阶层同胞在叶剑英提出的九条方针的影响下，强烈要求和谈、统一、与亲人团聚的声浪，有力地冲击了台湾当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堤防。在国际上，一些国家和进步舆论一致赞扬和支持叶剑英的谈话。美国一些报刊认为：“中国提出的同台湾重新统一的条件，是迄今它们提出的最宽宏大量的建议。”日本政界一些著名人士赞扬叶剑英的谈话“积极稳健富有诚意，应给予高度评价。”
叶剑英关于九条的谈话，实际上明确阐明了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正如邓小平在1982年1月所指出的：九条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同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由叶剑英主持制定的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条款，为“一国两制”构想奠定了法律依据。此后，邓小平等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多次对这一构想作过充分论述。1984年5月，“一国两制”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最终确立。“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是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固基石，也是中华民族对国际社会的重大贡献。
七“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叶剑英在实现争取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大业中，不仅花费大量心血，参与研究、制定党和国家对台湾和港澳的方针政策，而且利用他长期做统战工作的有利条件，利用过去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继续直接做这方面的工作。他十分关注在台湾和海外的一些国民党军政界的熟人、朋友的情况。原国民党东北军将领张学良，是与叶剑英在“西安事变”时的老朋友。几十年来，张学良一直被蒋介石软禁，受到不公正待遇。叶剑英十分关注张学良的情况，数十年来一直珍藏着一帧张学良在“西安事变”时送给他的照片。照片旁边留下了叶剑英当时写下的一行亲笔字：“汉卿送蒋回南京前留影。”他多次托人了解张学良在台湾的情况，并请人给张学良传话说，我们是“西安事变”共患难的朋友，我很惦记他，欢迎他回来看看，回来以后还可以再回台湾。遗憾的是，叶剑英盼望张学良回大陆观光的愿望在他生前未能实现。
叶剑英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作为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进步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早就受到许多国民党中的爱国进步人士的敬佩。他们从海外回国观光探亲时，都希望能见到叶剑英。叶剑’英虽然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但他认为这是统一祖国大业的重要工作，总是尽力满足来访者的要求。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以后，他多次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会见海外的故旧袍泽，同他们叙旧情，拉家常，了解他们的生活、工作，向他们介绍祖国的发展情况。原国民党政府驻日本代表团团长商震，曾几次从日本回国访问。商震是国民党元老之一，浙江绍兴人，早年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解放战争时期，由于不满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和反动统治，辞去了国民党政府驻日本代表团团长的职务，留居日本。他每次回来，叶剑英都热情会见他并进行亲切交谈。1974年10月，商震第一次从日本回国参观访问时，叶剑英就对他说：“欢迎你到祖国来，叶落归根嘛。想回来的人，都可以劝他们回来看看，你是他们的带路人。‘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商震对叶剑英说：“我早就想回国看看，希望在有生之年，为祖国做点事，争取立功。”
叶剑英说：“你想立功，做点事，才回来，那不一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你对台湾有影响，这次回来震动很大，这就是一功。你有什么安排和打算，都可以给我们讲。几十年了，过去我们共同作战对付日本，是打日本的老战友。现在国家的情况，你看得很清楚。回来，可以把自己力量用在祖国建设上，你还有力量，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商震完全赞同叶剑英的话。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各种关系，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工作。1976年，商震在日本病逝。此后，他的夫人安田作子和子女继承其遗志，关心祖国建设，经常回国访问。叶剑英同样热情地接待他们，并亲自督促有关部门，腾出了商震原在北京的住房，留给安田作子来北京时居住。安田作子对此十分感激。1982年深秋，她来到新疆的天池，在传说王母娘娘洗脚的地方，将双脚浸泡在世界最高湖的水里，双手合十，虔诚地祷告：“祝愿叶剑英委员长长寿。”她相信当地的一个美丽的传说：“在王母娘娘洗脚地方洗脚时的心愿，总是能够实现的。”
曾任过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总统府参军长的李汉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同叶剑英一起在孙中山领导的军队中共过事。1981年5月，李汉魂和夫人吴菊芳以及他们的子女回国参观访问。他们提出要求，想见见叶剑英委员长。叶剑英欣然答应。5月31日下午，叶剑英在自己的住所热情地会见了李汉魂一家。他高兴地说：“你们远道而来，使人兴奋。我们几十年没见了，现在相会，感到特别愉快，希望你们以后多来。”李汉魂对叶剑英说：“今天我和夫人带着子女特来拜访您，祝您健康长寿。”吴菊芳将他们全家的合影赠给叶剑英。叶剑英看着照片，高兴地说：“祝你们全家幸福。”
叶剑英还先后会见了原台湾民社党主席团主席、“总统府”国策顾问蒋匀田、原国民党中央政府内务部次长李新俊等原国民党军政要人，同他们亲切谈话，使他们感受到了祖国的温暖。
对于港澳方面的工作，叶剑英也十分关注，不仅提出了许多有利于支持港澳的稳定与繁荣、有利于调动港澳同胞支援祖国建设积极性的重要意见，而且做了大量实际工作。特别是在纠正“四人帮”推行的“左”的错误政策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
张发奎，原北伐军中号称“铁军”的第四军军长，曾经是叶剑英的老上级，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等要职。新中国建立以后，张发奎滞留在香港，对，共产党存有成见和疑虑。叶剑英曾多次派人做张的工作，希望他回大陆定居，为国家建设做些事情，或者回来看一看，见面叙谈。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张发奎没有回来。1980年3月，张发奎在香港病逝。叶剑英得知，不胜感慨，立即给张发奎的亲属发去唁电：“惊悉向华将军逝世，不胜哀悼。乡情旧谊，时所萦怀，特电致唁，尚希节哀。”这封唁电，使张发奎的亲属和许多海外人士深受感动。张的夫人刘景荣女士感激地说，我很敬佩叶“参座”，他不忘过去的友情，一直惦记着我们。
叶剑英多次会见何贤、霍英东、马万祺和曾宪梓等港澳知名人士，热情地同他们交谈，做了大量工作，争取他们为统一祖国和支援祖国建设事业出力。叶剑英在港澳同胞中，享有很高的威望。1983年5月21日，出席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部分港澳委员，专门到叶剑英的住所看望他，并带去了全体港澳委员给他的致敬信。信中说，半个世纪以来，您在解放祖国的斗争中，在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立下了不朽功勋。我们决心学习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格和为革命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为推进祖国的四化建设事业，实现祖国的大团结、大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叶剑英对于信中那些赞扬他的话，很感不安。他听王匡委员宣读完致敬信后，谦虚地说：“我不敢当！”接着，他亲切地告诉大家：“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进行四化建设。在这当中，同志们的作用是很大的。我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而奋斗。”
在建设祖国、统一祖国的事业中，华侨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叶剑英对海外的几千万侨胞有着深厚的感情。在10年动乱期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横行，国家遭难，人民遭殃，广大华侨侨眷也深受其害。面对这种情况，叶剑英极为生气。他在主持军委工作的同时，参与制定党和国家的侨务政策，纠正偏向。“九一三”事件后，他在接见侨务工作者时，语重心长地叮嘱：海外有几千万侨胞，他们爱国心很强，我们不能伤害华侨感情，国内有些同志不了解华侨情况，还有人把海外关系等同复杂关系，把复杂关系等同反动关系，这是非常幼稚的，是不理解历史。三四十年代。华侨回来抗日，丢下家小，放弃优裕生活，爱国热情极其可贵，我们应大力宣传，你们做侨务工作的同志应当做好这一工作。他针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抓住所谓“海外关系”大作文章的问题，明确指出，现在不是怕有海外关系，而是需要海外关系。局势变了，几十个国家同我国建交，需要很多人去做工作，不能闭关自守，而要发展关系。有海外关系的人，条件有利，便于做工作。关于侨眷和海外人士亲属出国问题，他强调说：过去出国申请抠得紧，现在可以出去的就出去。侨眷和海外人士的亲属要出去的也可以出去。华侨政策，有些地方贯彻不好，应该纠正！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叶剑英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对华侨工作更加重视和关心。他得知著名的华侨学府暨南大学的校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非法占用，即要求占用单位限期搬出，使暨南大学得以重新开学。选举五届人大代表时，叶剑英专门过问华侨代表名额问题。空军招考飞行员时，叶剑英又对空军负责人说，应当有华侨飞行员，可到华侨集中的一些农场去“招飞”。1982年12月29日，他为全国归侨、侨眷、侨务工作者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题词：“海内外同胞齐心协力振兴中华”。1983年元旦，他为《华声报》题词：“发扬侨胞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
叶剑英对侨务工作的关怀无微不至。他对广大侨胞的理解、关心和爱护，令海内外侨胞深为感动。曾任全国侨联主席的叶飞回忆说：
“叶剑英同志是团结海内外侨胞的模范，无论是对华侨领袖，还是对普通的归侨农工；无论是对侨、港、澳、台社会各界贤达名流，还是对学成业就的华裔科学家，他或亲切约见，或题词慰勉。早自三十年代，晚至桑榆之时，凡半世纪，坦诚相交，尽力相助。叶剑英同志视侨胞若兄弟，侨胞视叶剑英同志若亲人。”
叶剑英心中始终装着祖国和人民。他为了祖国的长治久安，为了人民的幸福安宁，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百年赢得十之八，老骥仍将万里行。”叶剑英1978年5月写下的这两句诗，抒发了他的壮志豪情，也是他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