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杜威表示他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但这并非他的本意。当时，他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托洛茨基罪名的调查过程中。尽管他指控的托洛茨基的罪状毫无根据，但在他看来，就算托洛茨基取代斯大林做了列宁的接班人，苏维埃制度也未必会是令人满意的制度。他还坚信，如果独裁政权是通过革命的手段建立的，那它肯定不是建立良好社会的方法——事实是，不论通过何种方式建立的独裁政权，都不是建立良好社会的办法。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对任何经济问题都抱着热情的改进计划。
杜威对传统“真理”概念的批评是他的工作的重要性所在。在大多数哲学家看来，真理应该是静止而确定、完整而永恒的，甚至可以和神的思维同一化。精确可靠、不带任何渣滓的真理是完美和典型的真理。自毕达哥拉斯或柏拉图以来，神学一向都关联着数学，深刻影响了大多数哲学家的认识论。但是，与对数学的兴趣相比，杜威对生物学的兴趣更大。
在杜威的理解里，思维的过程就是进化的过程。人们每得到一样知识，会习惯性地把它视为是已经确定了的东西。在黑格尔看来，人类的知识不是这样的。在他的理解里，人类的知识是一个所有部分都在共同逐渐成长的有机整体，只有每一个部分都完全了，整体才会达到完全。虽然在杜威青年时代曾受过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但这种哲学也有“绝对”和比时间实在的永恒世界。然而，在杜威的思想中，没有这些东西的位置。杜威认为，一切实在事物都有时间性，虽然思维的过程是进化的过程，但也不是永恒理念的开展。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不仅我的这些意见跟杜威的完全一致，而且我的其他意见也和他的完全一致。
与常人不同的是，杜威不把真理或知识视为逻辑的要素，反而把探究视为逻辑的要素。说到探究的定义，杜威下了如下的定义：“所谓探究，就是通过控制或指导，把不确定的事变成在区别层面和关系层面确定的事，以便把不确定事物的要素转化成一个统一整体。”很明显，这个定义是不妥当的。杜威一定不愿意把所有事都放在“探究”里，因此他一定是忘记了其中一个因素。
把世界变为一个有机化一般过程的一部分显然是杜威的“探究”的企图。探究的结果应该是“统一的整体”。杜威爱好有机的东西的原因有两部分，一是因为他爱好生物学；二是因为黑格尔带给他的影响太深了。我不明白探究为什么一定要产生“统一的整体”，但是它以一种无意识的黑格尔派形而上学为基础，我才弄明白。现在，假设有人让我探究一副杂乱无章的扑克牌正确的顺序，那么，如果按照杜威的观点，我只要把扑克牌按顺序整理好就可以了。在我整理扑克牌的时候，要做到“客观变换客观素材”，这一点在杜威的定义里提到了。
大体看来，杜威把信念分成为好的和坏的两类，这跟其他人是一样的。但是他进一步认为，信念的好坏可以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理论不是这样。即使是不完美的理论，也要比之前的好、比之后的坏。判断信念的好坏，要看它的有机体产生的活动是否能让该有机体满意。这样说来，一个关乎往事的信念是好的还是坏的，与这个往事是否真的发生无关，与将来的结果有关。这样说来的话，结论就很奇妙了。
与至今为止人们所公认的常识相比，杜威的观点可真是违背了这些常识。常识也许是在变化着的，也许从将要变成的情况看，常识与他的观点并不矛盾。我和杜威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在信念关系到往事时，我从信念的原因判断信念的好坏；而杜威从来不管信念关系到了什么，他只是从信念的效果判断信念的好坏。
在写作这本书时，我始终都尝试着这样一个努力：只要条件允许，我就尽量把各派哲学与有关的哲学家生活的社会环境联系到一起讲。我一直抱有这样一个意见，信服人类的能力与不愿承认“定而不移的事实”，同机器生产和我们对自然环境的科学控制造就的希望分不开。许多支持杜威的人和我抱有同样的见解。乔治·瑞蒙·盖格尔曾写过一篇赞扬杜威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盖格尔提到，杜威的方法与“代表着思想的革命和工业的革命一样，都带有中产阶级的性质，即都不动人耳目，都让人赞叹”。
有件事我已经把它当做是习以为常的了，这件事就是：我在发表我的个人意见时，有些人总以为我是在代表英国贵族说话。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与这种议论相比，我更乐意人们也认为我和别人一样，得出的结论和见解都是因为受到了社会环境的影响。至于杜威，如果我看错了他所受的社会影响，那我只能为此感到遗憾了。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发现犯这个错误的人不止我一个。
本来我以为，杜威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了人类的想象力的世界，他当然承认存在着天文学上的宇宙，但是在很多时候，他却忽视了承认这一点。尽管他的哲学并不是尼采哲学那样的个人职权哲学，但也是一种职权哲学。这种哲学认为，社会的职权是最宝贵的。我们对自然力量支配的新能力，要比这种职权至今仍受的局限给人造成的印象更深。我认为，工具主义哲学之所以对那些人有了诱惑力，根源就在于工具主义哲学自身上的这种社会职权要素。
在不同的时代，人类对非人的环境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希腊人惧怕、傲慢，于是就信仰了一位地位比宙斯高的必然之神或命运之神。这样一来，希腊人就要小心避免那些他们认为可能得罪宇宙的事。基督徒的首要义务是对神谦卑，因此中世纪时人们的恭顺心理更甚于以往。
创造性一旦被束缚住，那么几乎是不可能再出现任何伟大的创见。文艺复兴使人类恢复了自尊，但是造成自尊的无政府状态和灾难的同样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和反宗教改革运动打消了文艺复兴运动取得的大部分成绩。但是，虽然近代的技术不是全都适合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狂傲的人们，但它们依然复活了人类的集体能力。曾经是谦卑过度的人类，逐渐地几乎都要视自己为神了。抱有这种观点的人在哲学家里也有，意大利的实用主义者帕比尼就是其中之一。
我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险，这种危险可以被叫做“宇宙式的不虔诚”。人们视“真理”为取决于事实的东西，然而很多事实又是人力不能控制的。至今为止，哲学教导人们要谦卑的必要要素之一就是这个关于真理的定义。这个办法可以有效地抑制骄傲，可是，这种抑制力一旦消失，人类将更快地奔上某种狂热之路。说到这种狂热，我们知道，它是一种职权陶醉，是随着费希特进入哲学领域的，它使得包括哲学家在内的所有近代人都很容易陷入这样陶醉。我以为，当代最大的危险就是这种职权陶醉，不论是什么派别的哲学，即使它是在无意间助长了这种陶醉，它也是增加了整个社会的危险。
分析哲学
自毕达哥拉斯以来，两派对立的局面一直存在于哲学领域。在这两派中，一派在数学的启发下产生了思想，代表人物有柏拉图、托马斯、斯宾诺莎和康德；另一派则受经验科学影响比较深，代表人物有亚里士多德、德谟克里特和洛克以后的近代经验主义者。而在现代，又兴起了一个试图在数学原理中消除毕达哥拉斯主义、把经验主义和重视人类知识中的演绎部分结合起来的学派。和过去大多数哲学家相比，尽管他们的目标不够宏伟壮观，但他们取得的成就却像科学家那样牢固。
这个学派取得成就的根源，是数学家们自行消除了数学领域里的各种谬误和粗略的推理。十七世纪的数学家有急于求成的通病，表现在能够容忍解析几何和无穷小算法的不稳定基础。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在逻辑上，微积分稳固了下来，因为魏尔施特拉斯指出了不借助无穷小算法建立微积分的方法。随后，盖奥尔克·康托发展了连续性和无穷数理论。在此之前，“连续性”只是个含混的字眼，而康托则给它提出了一个精确的含义。通过这一系列过程，各种各样的神秘玄学终于显出了陈旧过时的一面。
然而，康托其人的贡献远不在此，关于无穷数的逻辑难题也是他克服的。举例来说，有多少个从1开始的整数系列呢？显然，这是无穷无尽的，如果你数到1000，它就有1000个，如果你数到100万，它就有100万个。因为，不论是从1到1000或100万，除了有这些已知的数，还有你未知的别的更大的数。因此，无论你数到多少个，它时刻都会比你数到的多。这样看来，有穷整数的数量必然是个无穷数。奇妙的事情又出现了，即：偶数一定和全体整数一样多。
对于这个奇妙的情况，莱布尼茨认为它是矛盾的。他断定，即使有无穷集团，也不会有无穷数。而康托认为，具有与整个集团一样多的项的部分集团才是无穷集团。据此，他不仅反对莱布尼茨的意见，还建立起了无穷数理论。无穷数理论的建立，把之前属于神秘玄学和混乱状态的所有领域都收进了严密的逻辑之内。
1884年，弗雷格发现了“数”的定义。然而，他的这些划时代的发现在当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至少到了近20年后的1903年，他的发现还是没有得到认可。不过，即使这样，也掩盖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弗雷格之前，学界对数的定义在逻辑上都是错误的。
与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的经验主义相比，现代分析经验主义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即：它与数学结合以后，发展了一种有力的逻辑技术，使某些问题得出了明确的带有科学性质的答案。与当时的哲学各学派相比，现代分析经验主义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即：不必试图一次创造出关于全宇宙的一整套理论，而是可以逐个地解决问题。从这一点区别上看，现代分析经验主义的方法跟科学方法有相似之处。我坚信，如果真有哲学知识，那么终归也要依靠这样的方法才能更好地得到。同样，我坚信，只要坚持不懈地使用这种方法，许多由来已久的问题都会得到妥善解决。
尽管我坚信科学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科学并不是万能的，它也有达不到的领域，在传统上包括在哲学内的广阔领域就是其中之一。这个领域包括的都是各种根本性的问题，而且和价值相关。众所周知，通过科学，我们能够知道所有能够知道的事，但游离于科学范围之外的，科学就无法知道了，比如那些理应算是感情问题的事。
在哲学的全部历史中，构成哲学本身的一直是两个不调和地混杂在一起的部分。这两个部分，其中一个是关于世界本性的理论；另一个是伦理学说或政治学说，它关系到人类的最佳生活方式。这两个部分一向是众多混乱想法的根源，原因是它们并没有充分划分清楚。在自柏拉图到威廉·詹姆斯的漫长时期，受到追求道德教育的心理影响的，包括哲学家对宇宙构成的见解。哲学家费尽心思编造了一些事实上具有诡辩性的理由，来证明那些他们自以为会使人有道德的信念是真的。
基于道德上和理智上的理由，我向来都是排斥这些偏见的。理由很简单，除了探求真理之外，如果哲学家利用专业能力做了别的工作，那么他在道德上就是犯了变节之罪。在进行研究以前，如果他首先就假设说，某些信念是促进良好行为的信念，本身与真假无关；那么他就限制了哲学的思辨范围，使哲学变成了无聊之学。因此，如果是真正的哲学家，就应该严格审查所有的先入为主的观念。
再说理智上的理由，大大妨碍了哲学进步的一向是错误的道德考虑。于我而言，从不相信能够证明宗教教义到底是不是真理的会是哲学。然而，其他的哲学家也许不这样认为，因为自柏拉图以来，提出关于永生和存在着上帝的“证明”就被许多哲学家看成了自己的一部分本质工作。他们在提出自己新的证明时，总不忘指责前人的证明。而且，为了让自己的证明获得充分的根据，他们甚至不惜曲解逻辑、神话数学、谎称一些由来已久的偏见是上帝的意愿。
否定这一切的是那些把逻辑分析视为哲学主要工作的哲学家。这些哲学家们很坦率，他们承认，给对人类极为重要的许多问题找出最终的解释不能依靠人类的理智，因为它做不到。不过，他们不认为有更高级的认识方法，可以使我们发现科学和理智看不到的真理。他们不仅否认这一点，而且还因此得到了回报，这些回报是，他们发现了一些很精确的解释，这些解释可以用来解答从前被形而上学掩盖的许多问题。更难能可贵的是，解释这些问题的客观方法在哲学家的求知欲之外，也丝毫不牵涉哲学家的个人气质。
科学的实事求是原则是在混乱的各种对立的见解中起协调统一作用的少数力量之一。我在这里所说的科学的实事求是原则，是指把我们的信念建立在一种全新的观察和推论之上的习惯，这种习惯要求我们的信念要做到不带个人色彩、消除地域及气质偏见。坚持把这种美德引入哲学正是我所在的哲学派别正在做的工作。这种哲学方法可以在实践中养成认真求实的习惯，而这种习惯可以应用在人类的全部工作上。这样一来，就可以造成这样的一种结果：凡存在这种习惯的领域，狂热就会少一点，而相应的同情和相互理解就会多一点。哲学在放弃了武断和浮躁之后，继续坚持启发着一种新的生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