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芭拉估计嘲弄的信件会像雪崩一样涌来，但事实上没有一封信提及她的这个大错误。她想大部分观众是宽容的，能谅解人的过失，或许他们也曾犯过类似的错误。或许是他们欣赏她的诚实。
有一点芭芭拉想指出：不要去欺骗，要马上承认自己做了个错事。这并不丢脸，反而能赢得一些尊敬——在今天能说“我错了”的人是非常难得的。
另一种可能的麻烦是社交中的辩论，芭芭拉认为一场好的辩论对辩论者和观众都够刺激的。在《今天秀》节目中常常安排辩论。当两个人为一个问题辩论起来，不要觉得必须让他们停下来，要观察和估计，看是否有哪一个会有伤害举动。如果辩论热烈而不乏哲理，让他们吵去，不要参与，不要袒护哪一方；说到底，他们是一群大孩子。
如果情形恶化，演变成人身攻击和荒唐胡闹，就要马上制止。“嗨，伙计们，”可以用善良而又严厉的女教师的口吻说，“这离题太远了。你们吵得我们都受不了了，现在让我们把讨论搁一边吧。”
当然，有些社交上的困境是没法补救的。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够解决，有时也只能无可奈何，听之任之，甚至职业技巧也救不了驾。前些年芭芭拉在《今天秀》上访问沃伦·贝蒂，那还是他出大名之前，但他阴沉的性格和难以对付已经出名了。芭芭拉热情地微笑，活跃地攀谈，向他问了一个又一个凡她想得到的刺激性的问题。但他用一种接近极端反感的表情向她吐出一两个单词作为回答。毕竟，他是来节目上推销他主演的一部新片子的。芭芭拉采用了老一套但是很管用的招数：“告诉我，贝蒂先生，你的新片子讲些什么？”他猛然倒在椅子上，抓挠着胸部，哈欠连天——在漫长的停顿之后，他说：“现在，那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要知道，当时正在实况转播，正面对成千上万的观众！芭芭拉确实非常为观众悲哀，她说：“贝蒂先生，这是我做过的最讨厌的一次访谈。让我们忘了这件事吧，我要插播广告了。”
工作人员都拍手欢呼起来。贝蒂先生的经纪人看到他的这番表演，气得犯了心脏病。而芭芭拉也得到了一次极其重要的教训，所以她给大家有关谈话艺术的忠告就是：
你不要指望赢得所有的事。
有志不在年高
有些人到了老年才第一次体验自己的青春。
——保罗
他静静地埋伏在草丛里，思索着。他研究过小女孩的习惯，知道她会在下午两三点钟从外公的家里出来玩。
为此他深深地痛恨自己。
尽管他的日子过得一塌糊涂，可他从来没有过绑架这种冷酷的念头。
然而此刻他却借着屋外树丛的掩护，躲在草丛中，等待着一个天真无邪、长着红头发的两岁小姑娘进入他的攻击范围。
这是漫长的等待，使他有时间去思考。或许哈伦德从前的日子都过得太匆忙了。
他父亲是印第安那州的农民。去世时他才5岁。
他14岁时从伍德学校辍学开始了流浪生涯。
他在农场干过杂活，干得很不开心。
当过电车售票员，也很不开心。
16岁时他谎报年龄参了军——而军旅生活也不顺心。
一年的服役期满后，他去了阿拉巴马州。开了个铁匠铺，不久就倒闭了。
随后他在南方铁路公司当上了机车司炉工。他很喜欢这份工作，以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他18岁时娶了媳妇，没想到仅过了几个月时间，在得知太太怀孕的同一天又被解雇了。
接着有一天，当他在外面忙着找工作时，太太卖了他们所有的财产逃回了娘家。
随后大萧条开始了。哈伦德不会因为老是失败而放弃。别人也是这么说的。他确实努力过了。
有一次还是在铁路上工作的时候，他曾通过函授学习法律，但后来放弃了。
他卖过保险，也卖过轮胎。
他经营过一条渡船，还开过一家加油站。都失败了。认命吧，哈伦德永远也成功不了。
此刻，他躲在弗吉尼亚州若阿诺克郊外的草丛中，谋划着一次绑架行动。他观察过小女孩的习惯。知道她下午什么时候会出来玩。
可是，这一天，她没出来玩。因此他还是没能突破他一连串的失败。
后来，他成了考宾一家餐馆的主厨和洗瓶师。要不是那条新的公路刚好穿过那家餐馆，他会干得很好。
接着到了退休的年龄。
他并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到了晚年还无以为耀的人。幸福鸟，或随便什么岛，总是在不可企及的地方拍打着翅膀。他一直安分守己——除了那次未遂的绑架。
出于公正，必须说明的是，他只是想从离家出走的太太那儿绑架自己的女儿。
不过，母女俩后来回到了他身边。
时光飞逝，眼看一辈子都过去了，而他却一无所有。要不是有一天邮递员给他送来了他的第一份社会保险支票，他还不会意识到自己老了。
那天，哈伦德身上的什么东西愤怒了，觉醒了，爆发了。
政府很同情他。政府说，轮到你击球时你都没打中，不用再打了，该是放弃、退休的时候了。
他们寄给他一张退休金支票，说他“老”了。
他说：“呸。”
他气坏了。他收下了那105美元的支票，并用它开创了新的事业。
今天，他的事业欣欣向荣。而他，也终于在88岁高龄大获成功。
这个到该结束时才开始的人就是哈伦德·山德士。
他用他第一笔社会保险金创办的崭新事业正是肯德基家乡鸡。
接下来的故事想必您已经知道。
绝不轻言放弃
只要尽了最大的努力，就没有失败。
——奥里森·斯韦特·马登
美国《黑人文摘》杂志创始人，约翰森出版公司总裁，并拥有三家无线电台的约翰·H·约翰森闻名世界，他成功为美国公民，尤其是美国黑人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1927年，美国的阿肯色州密西西比河大堤被洪水冲垮，9岁的约翰森的家全部葬入水底，幸好在洪水即将吞噬他的一刹那，母亲用力把他拉上了堤坡。
1932年，约翰森八年级毕业了，阿肯色城的中学不招收黑人，要接着读书只能到芝加哥城读，但是他出身贫寒，家里远远没有那么多钱。这时，母亲做出了惊人的决定，让约翰森复读一年，母亲则为整整五十名工人洗衣、熨衣和做饭，为他攒钱上学。
1933年夏，家里终于凑足了那笔血汗钱，母亲带着他踏上火车，奔向陌生的芝加哥。在芝加哥，母亲靠当佣人谋生，艰难地维持他们母子的生活。约翰森学习非常刻苦，以优异的成绩中学毕业，后来又顺利地读完大学。1942年，他开始创办一份杂志，但是最后一道障碍是缺少500美元邮费，他无法向可能的客户发函。一家借贷公司愿意借款，但有一个条件，得要一笔财产做抵押。母亲曾经分期付款好长时间买了一批新家具，无疑，这是她一生最喜爱的东西了。但是她最后还是同意将家具做了抵押。
1943年，那份杂志获得巨大成功。约翰森终于可以做自己梦想多年的事情了：将母亲列入他的员工工资花名册，并告诉她算是退休工人，再不用工作了。那天，母亲哭了，约翰森也哭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母子两人相依为命，是该取得回报的时候了。
但是后来一段时间，他经营的一切仿佛陷入谷底，当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障碍，仿佛已无力回天。他心情忧郁，想着自己多年的心血就要付诸东流，更重要的是，无法让母亲安稳幸福地生活，倍感愧疚，他告诉母亲：“妈妈，看来这次我真的要失败了。”
“儿子，”母亲听了他的话，神情坚毅地说，“你努力试过了吗？” “试过。”
“非常努力了吗？” “是的。” “很好，”母亲以断然的语气结束谈话，“无论何时，只要你努力尝试，绝不轻言放弃，就不会失败。”
果然，约翰森度过了难关，攀上了事业的新高峰。
爱因斯坦的镜子
一个人应当摒弃那些令人心颤的杂念，全神贯注地走自己脚下的人生之路。
——斯蒂文森
爱因斯坦小的时候是个十分贪玩的孩子。他的母亲为此忧心忡忡，母亲的再三告诫对于他来讲如同耳边风。直到16岁那年的秋天，一天上午，父亲将正要去河边钓鱼的爱因斯坦拦住，并给他讲了一个故事，正是这个故事改变了爱因斯坦的一生。故事是这样的：“昨天，”爱因斯坦的父亲说，“我和咱们的邻居杰克大叔去清扫南边工厂的一个大烟囱。那烟囱只有踩着里边的钢筋踏梯才能上去。你杰克大叔在前面，我在后面；我们抓着扶手，一阶一阶地终于爬上去了。下来时，你杰克大叔依旧走在前面，我还是跟在他的后面。后来，钻出烟囱，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你杰克大叔的后背、脸上全部被烟囱里的烟灰蹭黑了，而我身上竟连一点烟灰也没有。”
爱因斯坦的父亲继续微笑着说：“我看见你杰克大叔的模样，心想我肯定和他一样，脸脏得像个小丑，于是我就到附近的小河里去洗了又洗。而你杰克大叔呢，他看见我钻出烟囱后竟然是干干净净的，就以为他也和我一样干净呢，于是就只草草洗了洗手就大模大样上街了。结果，街上的人都笑痛了肚子，还以为你杰克大叔是个疯子呢。”
爱因斯坦听罢，忍不住和父母一起大笑起来。父母笑完，郑重地对他说：“其实，别人谁也不能做你的镜子，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镜子。拿别人做镜子，白痴或许会把自己照成天才的。”
爱因斯坦听了，顿时满脸愧色。
爱因斯坦从此离开了那群顽皮的孩子们。他时时用自己做镜子来审视映照自己，终于映照出了他生命的熠熠光辉。
需要唱反调的人
一个真正的敌人能灌注你无限的勇气。
——卡夫卡
戴高乐本人文笔优美，又勤于写作，因此，他和智囊团中的重要组成人员——“笔杆子”的关系就很特殊，他需要这些人，需要他们就他指定的题目撰写发言稿和文章。但这些“笔杆子”为他撰写的东西，常常不能为他所用。
有一次，一位智囊为他起草了一份发言稿，自认为十分满意。可当第二天他拿到戴高乐阅过的这份稿子时，他失望了。戴高乐已经把它改得面目全非。这位智囊认为这表明戴高乐对自己很不满意，已经面临着被辞之祸，于是尴尬地问，他是不是还有必要留在总统府工作。戴高乐淡然一笑说：“当然有必要了！我需要一份讲演稿，为的就是和他唱反调。”
戴高乐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和自己身边的智囊进行运筹于帷幄中的较量，来加深和发展自己的思考，来肯定或否定自己的决断，来和自己想象中的论敌或政敌进行争斗。于是，他要求顾问和智囊不断地给他写报告、文件和备忘录。当他面对它们时，他就像面对能言善辩、勤于思考的饱学之士。戴高乐是个来文必复的总统，他阅过的文件在第二天一定要退回给作者，在它们的上面留有他对他们的同意、否定、争论或是赞扬。而这些顾问和智囊们就会在他的简短的指示中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戴高乐和智囊们的这种关系是由他终身所信守的一句格言决定的：为了思考，只需要宁静；而为了写作，只需要一小块空间就够了。
采访罗斯福夫人
多一个真正的朋友，就多一块陶冶情操的砺石，多一分战胜困难的力量，多一个锐意进取的伴侣。
——培根
那是1960年10月的一天，在报社办公室里那张工作人员任务单前，戴维·科宁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反复把那一行字看了几遍：
科宁斯——采访埃莉诺·罗斯福。
这不是非分之想吧，科宁斯想，自己成为《西部报》报社成员才几个月，还是一个刚出茅庐的新手呢，怎么会有如此重要的任务？他拔腿去找责任编辑。
责任编辑停住手中的活，冲他一笑：“没错，我们很欣赏你采访那位哈伍德教授的表现，所以派给你这个重要任务。后天只管把采访报道送到我办公室来就是了，祝你好运，小伙子！”
“祝你好运”，说得轻巧，可科宁斯面对的将是前总统夫人，她不但曾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共度春秋，而且也有过功成名就之举，而科宁斯只是个毫无名气的毛头小伙子。
科宁斯急匆匆地奔进图书馆，寻觅自己所需要的资料。他认真地将要提的问题依次排序，力图使这些题目中至少有一个不同于她以前回答过的任何问题。最后，科宁斯终于成竹在胸，对即将开始的采访甚至有点迫不及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