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给项目融资，父亲通过谈判从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Metro-polit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那里获得了6 500万美元的信贷，是当时所有保险公司中的数额最大的融资计划。父亲对4.5%的利率怒火中烧，对所有人说，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弗雷德·埃克强迫他支付这种高得过分的利息。但是，那是他能够得到的最好的交易了，而高利率本身表明了项目的风险性。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还坚持要求父亲为该贷款提供个人担保，从而使他成为租约和贷款的最终担保人。
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的贷款解决了现金流问题，但这并不能解除父亲自己对该项目负有的经济义务。在20世纪30年代主要施工阶段的5年多时间里，父亲每年在中心项目上的投入为1 000万~1 300万美元，资金来源为他的个人收益和出售石油股票套现，有时售价极其低廉。1929~1939年，父亲支付的建筑、税费、租金和项目的其他开销总计达到1.25亿美元。人们可能会大吃一惊的是，虽然父亲活到了1960年，但他从这些巨额投资中没有获得半点收益，回收的投资资金还不足50%。
但是，父亲在建设洛克菲勒中心方面的损失并不能用金钱来衡量。跟做任何事情一样，他一门心思扑在了该项目上，事无巨细，他都要亲力亲为，并认真地监督管理建筑师和建筑商的工作。长期的操劳让他付出了代价：他被偏头痛折磨着，从办公室回到家时常常筋疲力尽，只有躺在自己的沙发上，在晚饭前的一个多小时里不能有人打扰他。他经常请一名瑞典按摩师给他按摩，似乎解除了些许疲乏。他频繁地被支气管炎和其他疾病所困扰，而他承受的压力可能加剧了他的痛苦。我记得在那段时间，他几乎从来都是疲惫不堪的。他和母亲每年冬天都要出去休息几个星期，无论是去西西里还是亚利桑那，希望能够休息一下，放松一下。
尽管如此，他咬牙挺了下来，并在大萧条最低迷的时候为成千上万的纽约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工会领导人公开表示了对父亲的敬意。多年以后，我在建筑界的朋友们—比如哈里·奥尔布赖特和彼得·布伦南—在说起父亲的勇气和慷慨时仍然充满了深深的崇敬。
拯救项目
项目要在经济上可行，就需要租户。1930年夏天，转机出现了，毫无疑问也是该项目的救星。当时，通用电气—该公司控股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并拥有大型电影制造商、全美各地影剧院连锁雷电华电影公司（Radio-Keith-Orpheum, RKO）—的董事长戴维·D·扬同意以每平方英尺2.75美元的价格租用项目主楼中10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面积和制片厂面积，并以年租金150万美元的价格租用将在项目场地里建造的4个影院。有了这么一家大租户，场地大部分的建筑规划工作就能够进行下去了。同样重要的是，通过将房地产项目与电台和电影联系起来—这是当年的两项最新科技企业和朝阳产业—所产生的激情和关注是大都市剧院所无法比拟的。在宣布该交易的时候，戴维·萨尔诺夫激情洋溢地说，一个“无线电城”即将在工地站立起来。“无线电城”的名字几乎立刻引起了轰动。①
主楼获得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 NBC）这样一个主要租户固然至关重要，但其他场地还是空置的。国会批准了特殊立法，为在洛克菲勒中心租用场地的公司所进口的物品提供免税待遇。不少外国公司在小一些的大楼里签署了长期租约。这样，位于第49大街和第50大街之间的两座低层大楼—英国帝国大厦（British Empire Building）和法国之家（La Maison Francaise）—的建设就能继续进行。媒体立刻将这两座大厦之间的花园比做英吉利海峡，并命名为“海峡花园”（Channel Gardens）。
洛克菲勒中心拥有大量的可出租面积，因此在争取租户方面，与市中心地区甚至更远地区的其他大厦的竞争异常激烈。特别是克莱斯勒大厦和帝国大厦—这两座大楼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落成的—由于其邻近的地理位置、卓越的建筑和现代化的便利设施，竞争力尤其强劲。帝国大厦甚至还有飞艇的停泊地！
随着洛克菲勒中心接近完工，父亲说服了新泽西的标准石油公司—他仍然是该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租用将在原场地上建设的所有最后的楼宇。与父亲关系密切的其他公司和机构也纷纷租用了场地。比如，大通银行（Chase National Bank）同意开设一个分行，条件是数年里它在整个洛克菲勒中心拥有独家金融权。洛克菲勒基金会、斯佩尔曼基金（Spelman Fund）和行业关系顾问公司—父亲是这几家机构的董事长—也都在洛克菲勒中心租用了少量面积。
尽管起步维艰，但洛克菲勒中心还是成了举世首肯的房地产项目。现代派风格大胆的手笔，装饰艺术主题，外加其地下商城、露天广场和屋顶花园，都赋予了洛克菲勒中心一种简约之美，其优雅而富有想象力的品质，令最尖刻的批评家都感到无可挑剔。
洛克菲勒中心不仅仅是建筑上的成功，它还成了城市规划的着名典范，保持了最高标准的安全性和清洁性，同时提倡了创造性设计和美学造诣。与落成后的10年相比，如今，它在许多方面更加出名、更加受人尊重的是作为城市设计的一个典范。
受制于租约
虽然洛克菲勒中心在美学和建筑学上取得了成功，其经济可行性在许多年里还是个未知数。最大的问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租约，至少在大萧条趋于平稳、全美的经济秩序恢复了正常以后。简单地说，虽然父亲—后来是我和我的哥哥们—拥有建筑物，哥伦比亚大学却拥有土地。租约赋予哥伦比亚大学一种不同寻常的控制权，控制着很大范围的日常业务活动—比如，可以进驻洛克菲勒中心的企业类型和可以收取的租金金额。最重要的是，该租约禁止父亲出售建筑物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禁止他向外部投资人出售股份，禁止他将租约本身转让给任何个人或机构，除非事先取得哥伦比亚大学的认可。父亲尝试着要修改租约里的限制条件，但该大学一口回绝了他的请求。从根本上说，该租约把父亲以及我们家族的下一代人当做了人质。最初的租约有效期为24年，直至1952年，另有3个优先选择期，每期21年，也就是说，整个期限接近100年时间。但是，租约的具体条款以及涉及的金额在每次到了续约的时候都要重新谈判议定。
对我们家来说，最大的经济负担是支付租金的义务，无论我们的租户收入如何。最大的经济威胁是父亲对该租约的个人担保，而该担保义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我和我哥哥们购买了洛克菲勒中心股权以后，又转移到了我们身上。此外，还有几个沉重的条款。其中之一是要求父亲保留一个看管账户，里面保持相当于3年应付租金的金额，该部分资金必须用于购买利息非常低的美国国库券。另一个条款限制了分红，直至洛克菲勒中心的所有原始债务都得以清偿—我们到1970年才做到了这一点。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在洛克菲勒中心建成的头50年里，我们家实际上没有获得任何投资收益，尽管我父亲在该项目里投入了全部身心以及很大一部分财富。
颇具争议的壁画
在洛克菲勒中心的早年历史中，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插曲，即美国无线电公司大厦入口大厅的壁画。作为洛克菲勒中心从美学角度达到赏心悦目的计划的一部分，不少艺术家被邀请来装饰各个大楼和露天区域。保罗·曼希普（Paul Manship）的金色普罗米修斯—至今仍然静静地凝望着下沉的广场—就是那些艺术品之一，已经成为洛克菲勒中心的一个标志。父亲选中的另外一件艺术品却没有这么幸运。
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我母亲十分欣赏里维拉的作品。里维拉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墨西哥画家和壁画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和大战期间曾经在巴黎学习，已经成为马蒂斯艺术圈的一分子。与同时代的许多艺术家一样，里维拉在政治取向上属于左派，甚至一度加入过墨西哥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