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黑森林，我们驱车进入了瑞士。我们跨过莱茵河，然后继续前往日内瓦。途中，我们在莫日尔停了一下，拜见了伊格纳西·扬·帕德雷夫斯基（Ignacy Jan Paderewski）。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还当过一小阵子波兰的总理。1934年，他在我父母在纽约的住所举办音乐会的时候，我就见过他，并为他的个性和才华所吸引。他是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留着一头蓬乱的白发。他盛情接待了我们，带我们参观了他的家。离开帕德雷夫斯基的家以后，我们又参观了父亲在几年前为国际联盟建造的图书馆。
不久，我的嫂子托德加入了我们的旅程。那年夏天，托德和内尔森住在英国，内尔森在大通银行伦敦分行工作。在离开纽约之前，我和迪克曾经邀请她跟我们一起旅游一个星期，但并没有指望她能来。当她表示同意的时候，我们喜出望外。她在卢塞恩与我们会合，然后我们一起前往瑞士和奥地利交界处的阿尔卑斯山。我的A型福特车没有行李箱，几乎没有多少地方容纳托德和我们的行李，但我们将就得很好，一路非常愉快。这次快乐的旅行让露西姨妈感到震惊。她认为一个已婚女子在没有年长妇女陪伴的情况下与两个年轻男子一起旅行是极其不合适的。实际上，这种想法多虑了。我和托德在6年前的埃及之行中就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而在大学假期期间，她和内尔森有好几次为我在“阿比顿山庄”举行家庭晚会时充当了监护人的角色。托德就像是我的大姐，我觉得她非常喜欢跟我们这两个大学生一起嬉笑玩闹。
结束了阿尔卑斯山的旅游后，我们驱车穿过奥地利，来到维也纳。在那里，我们拜见了弗洛伊德。这次拜会是迪克的姨妈安排的。她曾经接受过弗洛伊德的分析，并一直住在他们家，陪伴安娜·弗洛伊德，并与她一起撰写了许多有关儿童心理学的书。那个时候，弗洛伊德已经很老了，颚部的癌细胞正折磨着他。尽管他有明显的不适，对我们却是非常友好的。对于讨论弗洛伊德心理学—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他的兴趣似乎不如谈论他收集的、堆满了书房和客厅的大量埃及、希腊和罗马的艺术品。他对我去过埃及的事情非常感兴趣，仔细地询问了我的所见所闻。我后来发现，弗洛伊德几乎迷上了无形事物发展史，尤其是人类自我的历史沿革。我们还花了一些时间跟安娜一起讨论了心理学中一些比较熟悉的内容。她很能说服人，我对我父母说：“显然弗洛伊德的信念被那些嫉妒他的批评家们曲解了，因为我们从她那里听到的东西是最神圣的。”
洛克菲勒家族遗产
1934年秋天对于我以及我的家族的未来而言，是个关键的时刻。父亲决定要设立一系列不可更改的信托财产，为母亲以及他的6个孩子每人留下6 000万美元。通过这些1934年信托财产—我们家族里是这么称呼父亲的决定的—父亲能够至少将家族财富的一部分资产在免财产税的情况下传给3代人。如今，这些信托财产构成了我们家族的主要财富。没有这些信托财产，洛克菲勒家族的绝大部分财富就会通过税的形式交给政府，或者捐献给慈善机构。
听起来可能不可思议，但我从来没有想当然地以为自己会继承巨额财富。诚然，我知道父亲非常富有，但我同时知道，大萧条给他以及所有人都带来了巨大损失。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收到过父亲的一封信，他在信里说，鉴于形势的发展，我非常有可能不得不“打工谋生”。尽管大部分人都会作此打算，但此话出自全美最富有的家庭之一，却叫人有些惊异了。
我知道，父亲在平衡处理相互竞争甚至相互矛盾的各种金钱需求：有源自他大量的慈善承诺和洛克菲勒中心的经济责任，也有家庭的经济需求。父亲明白，我们需要一定程度的经济独立性，而这是他必须满足的需求。但是，他认为我们都还太年轻，太缺乏处理大量资金的能力，离不开专家的监督和指导。说到底，他的父亲是在他到了40多岁的时候才开始将可观的钱财传给他的。而且，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祖父最初可能根本没有打算给他留下大部分财产。我猜测，父亲原本希望再等上几年，然后再决定如何分配他的财产。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罗斯福总统针对富裕阶层的税收政策，说服了父亲在这个时候采取如此的行动。1934年，馈赠和财产税税率的大幅度提高让父亲相信，如果他希望让我们能够独立起来的话，他别无选择。但是，他真正担心的是我们的成熟程度和经验的多少，这促使他设立了信托财产，严格限定任何一个受益人获取收益、动用本金的条件。
父亲的初衷是给他的孩子们每人一小笔钱，然后逐年增加，直到我们30岁。信托财产的设立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在我们30岁之前，信托财产的收益除了支付给我们的以外，并不是用于再投资，而是分别捐献给数个指定的慈善机构，包括洛克菲勒研究院和里弗赛德教堂。
1935年，也就是信托财产开始运作的第一个整年，我只收到2 400美元，是收益总额中的很小一部分。这笔钱包括我的所有生活和大学费用—除了学费以外，然后是每年400美元，也就是父亲在我上大学期间每年给我的。有时，我的确发现自己手头拮据，不得不请求父亲提前给钱。而他通常会把我的请求当做教诲和指导的机会。他在1935年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他的不悦：
你在这个期间花的钱远远超出了预计的收益—如你所说，这当然是因为计划不当，是个错误……你当然想象得到，我对你感到有些失望，因为你再一次陷入了经济困境。当你每年获得1 500美元的时候，你并没有什么问题。随着数额的增加，好像困难也加大了。“财富越多，人越容易失去理智”，这句老话很有道理。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你能计划好自己的开支，不再验证这句老话。今天我就把400美元汇到你的银行账户上。
1934年，父亲在设立信托财产的时候告诉我、劳伦斯和温思罗普，我们的信托资金所包含的资产远远少于他留给母亲和其他兄弟姐妹的数额。父亲给我写了一封信，解释了他的理由。他的信很好地描述了他对年轻与金钱之间危险结合的感觉：“我在第一次与你谈论这件事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是给你们3个小儿子留下与其他孩子一样多的财产。回头一想，我认定这么做对你们将是不公平的……首先，因为那样可能会导致你们陷入一种境地，使你们感到彷徨和无措，因为你们突然背上了沉重的、相对新的责任……其次，那样会严重破坏你们在成长期间获得指导和忠告的机会，而提供这种机会是做父亲的职责。”
但是，当国会在1935年提高了馈赠和财产税税率的时候，父亲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策略。他很不情愿地得出结论，如果他不现在就提高自己留给3个小儿子的信托资产的话，他就会永远丧失机会。于是，他增加了给我们的资产份额，并因此将所有的信托资产提高到大约1 600万美元的水平。我是到了数年之后才被告知自己的信托财产数额的。
1935年6月中旬，父亲在我和迪克踏上欧洲之行后不久，给我写了封信：
我原本不应当现在就采取这个步骤，可是形势似乎在逼迫我这么做。关于如何明智地管理和处理财产，要获得这种知识，最好是通过经验的逐步累积。我在赠送你们所有财产的时候，这种想法一直在我脑海中占主导地位……我把巨额信托资产给了你们。但是，我知道，你们永远不会让我后悔这么做的。
爱你的父亲
选择职业
在毕业那年，我忙于撰写我那篇关于费边社会主义的毕业论文—《费边主义者眼里的赤贫》（Destitution Through Fabian Eyes）。该论文针对的事实是，对待贫困的传统欧洲模式依据的是基督教的戒律，即赎罪的方法是施舍给穷人。其重点落在施舍者来世的好处，而不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即每个人都有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的社会义务。在比阿特丽斯和悉尼·韦布的领导下，费边社会主义者持的是相反的观点。在他们的眼里，获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是所有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政府固有的责任。
韦布夫妇和其他费边主义者提出的理论奠定了贝弗里奇的研究基础。贝弗里奇当时是伦敦经济学院的院长，该学院也就是我后来进修的地方。贝弗里奇后来成了福利国家的主要设计人之一，这种福利制度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在英国得到认可。
大学生活临近结束的时候，我还不很清楚自己这辈子要干什么，甚至不清楚毕业后要从事什么职业。我有点想在国际领域追寻些什么，而且倾向于某种独立于“家庭办公室”的事情，因为我的3个哥哥已经在那里工作了。进修商务或经济类研究生课程对我有些吸引力，但那也不是一个明确的目标。我感觉自己需要听取某个我尊重的、自己的一生已取得了成功的人士的意见。
多年来，我一直敬仰威廉·莱昂·麦肯齐·金，而在与父亲一起处理拉德洛惨案的后事以后，他已经成了父亲的密友。金先生后来担任加拿大自由党的领导职务，并于1935年当上了总理。他在纽约的时候，经常跟我的父母在一起，有时也会去参观锡尔港。他对我总是非常热情、友善，跟他交谈时让我感觉非常随意。我所认识的麦肯齐·金与我后来听到的他在加拿大的强硬、古怪、遥不可及的口碑完全不相符。
征得父亲的同意以后，我给渥太华的金先生写了封信，请求拜访他并听取他的意见。金先生立刻回复，邀请我在1936年的春季跟他一起度过一个周末。通过长时间讨论我的选择和兴趣之后，显然对我最有意义的事业是在政府界或国际金融界谋职。无论作什么选择，金先生始终认为我最好获得经济学的博士学位—那是他自己多年以前学过的课程。这不仅有利于取得政府界和金融界有用的知识培训，而且还能让我在他人面前建立起诚信度，因为若非如此，人们可能会觉得无论我从事什么工作，主要都是因为受到了我家族的影响。
金先生的观点令人信服，因而我决定在哈佛大学继续学一年研究生课程，以便开始跟着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学习经济学。完成了那一年的学业后，我的计划是进伦敦经济学院，然后在芝加哥大学完成进修，这样我就能最大程度地扩大自己的知识面。通过在3所大学学习，我将有机会结识许多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