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佩吉已经相识多年，但是我们是在我从伦敦回来之后才开始频繁而认真地交往的。她的父亲西姆斯·麦格拉思是华尔街着名律师事务所卡德瓦拉德–威克沙姆–塔夫脱（Cadwallader, Wickersham and Taft）的一个合伙人，她的母亲内瓦·冯赞特·史密斯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一位前任总裁的女儿。在大萧条期间，麦格拉思家经济损失惨重，但还能够舒舒服服住在芒特基斯科一座漂亮的白色殖民地风格的宅子里，距离“基魁特”整整22分钟的车程。那条路在1939~1940年的冬季几乎被车轮碾坏了。
佩吉喜欢韦斯特彻斯特县的静谧生活。她很宠爱自己亲自照料的马—那匹马名叫“士兵”—并训练它跳跃，带它猎狐。她在芒特基斯科一带有很多朋友，她喜欢在骑马的时候出其不意地拜访他们，而且常常留下来吃饭。佩吉是个充满乐趣、喜欢探险猎奇的人，总是第一个参与某种不合传统的新潮。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喜欢恶作剧。跟她一起上过芒特基斯科的里波湾学校的老朋友们回忆当年的情形时说，她和一两个同学—包括她的妹妹艾琳—会在冬天的某个星期五下午回家之前，把一块林堡奶酪放到散热器的后面。学校不得不取消星期一的课，因为他们要忙于驱散大楼里的气味。
后来，佩吉上了一年的希普里学校—那是费城郊外一所非常古板的女子进修学校。她是有名的“麦格拉思蝙蝠”，以规避学校的规章制度为乐，尤其是那些旨在让女孩们晚上待在自己房间里的规定。通过仔细观察，她弄清了楼里每一块破裂木板的位置，由此她就能悄悄地四处走动，到她的朋友那里去串门。
我自己就目睹过佩吉的一些恶作剧。有一次，她把一个东西放进了本吉·弗兰克林心爱的新车引擎里。当本吉发动汽车的时候，“砰”的一声巨响，冒出一股浓烟。本吉一脸惊慌地从车上跳下来，在引擎盖下面疯狂地搜寻，直到他注意到我们大家都在狂笑不已。
佩吉遗传了她父亲的正义感，严格地遵循高道德标准。她也继承了她母亲在许多事物上的优雅品位，尤其是在挑选令人赏心悦目的服装方面—她在这方面的优势同时也得益于她那美妙的身材。
虽然佩吉喜爱乡村的生活，而不是城市的交际圈子，但她却非常喜欢参加聚会。事实上，我们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就是于20世纪30年代初在长岛为青年女子首次进入社交界而举行的一次晚会上。而在我上大学期间，我们经常在舞会和其他聚会里见面。我们两人都喜欢跳华尔兹舞，由于这一共同喜好，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晚上。我们最喜欢的是圣雷吉斯屋顶舞厅和彩虹舞厅。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彩虹舞厅的一次波尔卡舞比赛中胜出。
我从第一次见到佩吉，就发现她具有某种与众不同、引人注目的地方。我还没有爱上她，但我发现自己在晚会上经常寻找她的身影，而不是别的女孩。她很有格调，交谈时很有趣，而且舞跳得很好。因此，当我于1939年秋天回到纽约的时候，我的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希望尽可能多地跟她在一起，情不自禁地每天给她打好几个电话。她经常到“基魁特”来看我。我们一起听着风琴，或者在家族地产上某个美丽的地方野餐。我们一起在丛林中漫步，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坚固的友谊关系演变成了某种更加深沉的感情。
到了初春季节，我开始认真考虑要向佩吉求婚，但我到了6月才鼓起勇气。佩吉给了我答复—那是在整整24个小时以后。
当我告诉我母亲时—过去我从来没有向她提起过这种可能性，她用冷冰冰的口吻不无风趣地说：“啊，戴维，我并没有大吃一惊，因为我看了电话账单，上面有很多打给芒特基斯科的电话。”
为了买一枚订婚戒指，我拿出了自己的所有积蓄—大约4 000美元，那是我当时所有财物的总和。向佩吉求婚是我作出的最明智决定，我们在一起共同度过了55年快乐的时光。在我们的感情道路上也有过崎岖坎坷，但我们对彼此的爱与日俱增。
“小花”
论文大功告成，博士学位也拿到了手，该是考虑职业问题的时候了。对于自己想干什么，我并没有明确的想法，但我知道，我没有兴趣走进约翰、内尔森和劳伦斯已经加入其中的家族办公室。
我在芝加哥的时候，比尔·本顿和比尔兹利·拉姆尔跟我说起过与重要政治领袖—包括罗斯福总统、纽约州州长赫伯特·莱曼（Herbert Lehman）和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Fiorello La Guardia）—具有良好关系的劳工和公共关系顾问安娜·罗森堡（Anna Rosenberg）。本顿与安娜取得了联系，告诉她我对政府服务工作的兴趣。我们见面后，安娜建议我从写论文的时间中抽出几天来了解纽约市政府的不同领域。她安排我参观市政府的几个部门，包括一个城市寄宿处和施食处。还有一次，我整天坐在一个儿童法庭上，观看法官如何处理青少年犯罪的案子。
这些经历引起了我对公共服务的兴趣。当安娜问我是否喜欢跟市长拉瓜迪亚一起工作时，我立刻表示同意。安娜作出了必要的安排。1940年5月1日，我到市政厅报到，作为市长的一个“年薪1美元”的秘书开始工作。
我被分配到一个大办公室里工作，中间隔着两名速记员用的一个小办公室，然后才是市长那富丽堂皇的办公室。鉴于我的工作职责，我每天都要出入拉瓜迪亚的办公室十几次，而且我要旁听许多会议和职员大会—那些会议常常充满了喧闹的争论声。我要给每天收到的几十封来信起草回函。我让速记员记录我的回信，并将回信送到市长那里签字。拉瓜迪亚对我的工作似乎很满意，常常一字不改地就在我起草的回信上面签字。
人称“小花”的拉瓜迪亚脾气十分暴躁，尽管他能够随时控制自己的脾气。然而，他常常处于暴跳如雷的状态。当我坐在办公室里起草回信的时候，或者正在跟抱怨自己商店门前的电线杆太高的布鲁克林某个商人谈话的时候，会突然听到他把办公桌上的什么东西摔在地上，冲着某个瑟瑟发抖的下属咆哮起来：“你这个愚蠢的狗东西！我怎么能用这种低效率来管理一个城市？”这种痛斥会持续几分钟，然后用不了多久，我会看到那个被骂得狗血喷头的家伙从办公室里匆匆地溜出来。
这种呵斥，有时连负责市政府各个部门的局长也不能幸免。他们其中的一个是负责市场的局长小威廉·费洛斯·摩根，他来自纽约的一个古老家族，出于一种公民责任感而接受了拉瓜迪亚分配的工作。但是，只要拉瓜迪亚收到针对费洛斯的部门的投诉，就会把他召唤到自己的办公室，用他用在所有人身上的恶毒语言劈头盖脸地批评一顿。可怜的费洛斯战战兢兢地坐在那里，在羞辱、愤怒和恐惧交织的心理作用下浑身颤抖。
拉瓜迪亚对他的秘书们同样残忍无比。她们工作加班加点，对他忠心耿耿。但是，到了傍晚时分，如果市长发现了信中的某个错字或类似的问题，他就会毫不留情地把她们痛骂一顿，直到她们泪水涟涟。
抛开这些缺点不说，拉瓜迪亚是个极其令人敬慕、超凡出众的政治家。他是我一生见过的当之无愧的最好的纽约市市长—至少在鲁迪·吉乌利亚尼出现之前如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说拉瓜迪亚性情急躁、脾气火暴的话，那么他有大量的理由暴跳如雷：他是在清理一个政府已成了腐败代名词的城市。几年前，臭名昭着的詹姆斯·J·沃克让贪污受贿达到了明目张胆、花样百出的顶点。大多数市政府职员认为，自己得到晋升的唯一途径就是买通合适的人。抢劫、敲诈、谋杀和卖淫之风盛行，而法官们则收了银子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拉瓜迪亚用他个人的性格力量整顿了纽约。当他冲着人们大声吼叫的时候，那是因为某些严重的腐败、低效率或做事马虎的原因。他对自己十分苛求，对自己身边的人也是同样的要求。他会毫不犹豫地在半夜时分给人们打电话，要求他们在第二天某个时间之前为他准备好某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