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杰·希斯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1947年初春的一天上午，我在大通银行对外部当经理助理的时候，接待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新总裁的来访。阿尔杰·希斯个子瘦高，长相英俊，举止和蔼、优雅，很有魅力，我立刻喜欢上了他。一番寒暄以后，希斯告诉我说，我已经被推选加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董事会，希望我能够同意加盟。
该基金会是在1910年由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创建的，为的是追寻他自己在预防战争、建设有效的国际法律体制方面的兴趣。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诺贝尔奖获得者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已经领导了基金会20年时间，使之成为美国最受尊敬的基金会之一。巴特勒刚刚退休，希斯被选为他的继任者。
对于如此年轻的人来说，希斯的事业令人仰慕。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曾经在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门下学习，然后又在高级法院为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工作过。新政期间，他在农业部和司法部工作，后来又调到国务院。他在国务院一直工作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曾经随美国代表团参加过雅尔塔会议—这一点在他后来被指控为苏联间谍的时候引起了一片惊慌。
被邀请加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董事会，我感到受宠若惊—该董事会中有不少显赫人物，包括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和IBM的创始人托马斯·J·沃森。董事长是着名国际律师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我被推举加入董事会，正是由于他的缘故，因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他和他的家人。福斯特以冷酷、严厉、古板着称，但我所认识的他却很有幽默感，我们相处得很愉快。他的女儿莉莉亚斯是我上大学期间一小圈朋友中的一个，也是佩吉的密友之一。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末，在我追求佩吉的时候，她总是跟杜勒斯夫妇一起住在他们在的纽约城镇。
我向内尔森提起希斯的邀请时，他悄悄地对我说，联邦调查局的一位高层官员曾经警告他，有可靠的情报表明希斯是个苏联特工。我向福斯特报告了此事，福斯特表示不相信。鉴于福斯特的声望、经验和坚决反共的名声，我认可了他的判断，于1947年5月加入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董事会。一年以后，对阿尔杰·希斯的间谍指控成了头版新闻。
当时，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们忙于项目和基金会地理位置等日常琐事。事实上，董事会会议总是在争论是否将我们的总部从纽约迁往华盛顿的问题，以及我们应当租用还是建设自己的场地问题。我们最后同意留在纽约—而纽约的具体地点又是个问题。
我找到了比尔·泽肯多夫，他提出用他在第一大道西面买下的一个建筑场地—新的联合国大楼将矗立在其对面。虽然该地区仍然充满了废弃的屠宰场和破旧的商业建筑，但比尔觉得联合国和其他相关项目会永久性地改变这个地区。他建议我们在地价大幅攀升之前买下那块地皮，然后建设我们自己的大楼。
董事会里几个比较保守的董事认为这个计划风险太大，批评了用基金会有限的资金在一个没有把握的地点投资建设项目的方案。基金会资深的财务总监反对该项目，辞去了在董事会的职务，因为他预计该项目会让我们破产。但是，董事会绝大多数成员支持这个提案，尤其是在我说服了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在一楼开设大通分行以后。大楼完工后，我们将大楼的很大一部分出租给非营利机构，轻而易举地应付了抵押贷款的月供。正如比尔·泽肯多夫所预测的那样，联合国周围立刻成了纽约的黄金地段之一，直到今天仍然炙手可热。
与阿尔杰共进晚餐
对希斯的指控于1948年8月开始公之于众。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HUAC）作证的时候，《时代》杂志前编辑、承认自己曾经是共产党员的惠特克·钱伯斯指认，希斯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所在的党组织的一个成员，是苏联谍报网里的一分子。当钱伯斯在国会大楼外面重复这些指控的时候，希斯控告他诽谤，从而开始了数年里轰动全美的法庭战争。钱伯斯的指控过去几个月后，卡内基的董事会聚集在一起，吃了一顿我所参加过的最尴尬的晚餐。希斯一到，气氛就变得紧张起来，而当我们开始就座进餐的时候，他两边的椅子都是空的。我觉得这样太尴尬，便坐在了他右边，哈维·邦迪坐在了他的左边。来自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心直口快、性情暴躁的律师威廉·马歇尔·布利特坐在我的右边。布利特年事已高，耳朵很背，在晚餐期间不断大声絮叨希斯为什么是个叛徒、为什么应当立刻从基金会开除他。我往前探着身子，徒然地想护着希斯免受口头攻击，但布利特执拗的声音穿透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晚餐后，希斯告退，这样董事会就可以讨论第二天的日程安排，包括是否继续聘用他的问题。董事会逐个征求我们的意见，大家一致同意立刻开除希斯，直到轮到我表态，我表示不同意，说指控毕竟只是指控。在希斯被裁决有罪之前，我们必须将他当做一个无罪的人来对待。我建议说，最好让他请假一个时期，因为在当前情形下他无法有效地在基金会工作。汤姆·沃森等人支持我的观点，最后董事会作出让步，让希斯带薪休假。他接受了这个提议。
希斯–钱伯斯一案一直拖到了1949年—希斯没有被判决犯有间谍罪，而是因为在国会面前否认自己认识惠特克·钱伯斯而被判伪证罪。直到1996年他去世的那天，希斯一直否认自己是苏联间谍，他的支持者继续坚持他无罪。在证据齐全了以后，我觉得他看来的确像个苏联特工。
另一方面，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机会主义政客们在利用希斯的案子来攻击新政，反对美国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声称共产党已经渗透到了联邦政府，并把它当做全面“国际阴谋”的一部分。因希斯案件而激起的情感标志着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种危险趋势。从那时起，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将个人当做魔鬼，肆意攻击我们的政府机构，以便将他们自己的固执而过激的意识形态强加在其他人身上。最后，我成了这两个极端的最佳攻击目标。
私人秘书
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我需要有人帮我处理大量的外部事务。战后的几年当中，处理这类关系的家族办公室几乎完全由父亲提供资金。除了法律、财会和投资服务外，还有20个职员在为我和我的兄弟姐妹管理着大量的社会和非营利活动。父亲的慈善顾问阿瑟·帕卡德以及他的年轻助手达纳·克里尔帮我处理非营利活动，但他们都无法发挥私人秘书的作用。
1947年，我聘请了埃莉诺·威尔克森做我的私人秘书。她是个专业速记员，擅长安排社会活动、处理各种复杂事务。埃莉诺是此后30年我工作中的顶梁柱，与我的银行秘书埃德娜·布鲁德尔密切合作，保证我的日程安排不会失控。这两位出色的女性组织能力强，办事效率高，与人打交道细致而有策略。
1951年，我决定增加一名私人助理来管理我越来越大的慈善事宜。一番搜寻之后，我倾向于聘请我在巴黎服役时期的同事沃伦·林奎斯特。战后，林迪在大通银行工作了5年，然后给格雷斯公司（W. R. Grace and Company）的董事长R·彼得·格雷斯当助理。
林迪帮助我处理我在洛克菲勒大学、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纽约国际中心以及许多其他机构中的活动。他负责我的通信和日程安排，跟我一起策划我在各个机构里的作用。林迪后来在指导我个人的大型房地产投资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随着林迪越来越全面地介入房地产事务，随着我的个人活动和责任的增加，我又另外聘用了一些人。理查德·达纳和德沃斯·史密斯都是我多年的朋友，在战争时期曾经跟我一起在欧洲服过役。来自特威德米尔班克的年轻律师约翰·布卢姆（杰克）被安排在家族办公室，协助林迪工作。
我赋予我的下属们相当大的自主权，虽然我们定期在一起讨论。他们每一个人以及他们的继任者—理查德·E·萨洛蒙、小约翰·B·戴维斯、艾丽斯·维克托、帕特里夏·斯莫利、克里斯托弗·凯南、彼得·J·约翰逊和马尼·S·皮尔斯伯里—工作都尽心尽职。他们大大地拓展了我的工作范围和影响力。没有他们，我永远无法平衡我在大通银行的工作和我的“平行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