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5日凌晨，母亲去世了。她是躺在纽约市公园大道740号家中自己的床上去世的，当时父亲守在她的身旁。不久前，她曾经抱怨有些不舒服。在向被召唤到她床边的医生诉说自己的症状时，她脑袋往枕头上一靠就咽了气。医生将她的死因归咎于“心力交瘁”。
内尔森向我打电话报丧，当时我刚刚到银行准备上班。对母亲的逝世，我难以表达自己的悲痛心情。我和佩吉在那之前陪着她在“基魁特”待了两天，在静谧的闲谈中度过了一个祥和的周末。虽然我们看得出她很疲倦、很虚弱，但这种突然的故去却没有任何严重的症状或先兆。母亲很爱孩子。我永远忘不了她怀抱我们的小佩吉时那最后的情景—她那仁慈的微笑映照在小孩的脸上。星期天晚上，在我们驱车返回城里的路上，我和佩吉都觉得那个周末过得很特别；所有人都觉得跟母亲尤其亲近，超过了以往。但是，我们第二次产生了不祥的感觉—正如几年前对迪克·吉尔德的感觉一样，那是一种强烈的、悲哀的感觉，觉得这很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看见母亲。
我们都从母亲那里获得了无穷无尽的爱，而这种爱赋予我们的力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但是，对失去她的痛苦感觉最深、最强烈的是父亲。他和母亲在婚后47年的生活中已是不可分割，就像是缠绕在一起生长的青藤一样，融合在了一起。
巨大的损失
母亲的死对父亲的打击最沉重，也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对我的信仰、我的品位，以及我享受身边世界的能力的影响，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我对她的爱是巨大的。她心地纯正，把家庭和矢志不移的信念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与此同时，跟她在一起又充满了乐趣。她热爱大自然的造物美：花卉、森林中树木繁茂的歌声，以及缅因州沙滩拍岸的浪花。她对人也充满了爱。但是，她的眼光很高，对于她觉得浅薄轻浮、无良无德或自负狂妄的人极其反感。她很温柔，是个标准的淑女，但在她认为重要的问题上立场坚定、寸步不让。
母亲博览群书：历史、小说、传记，有时还看侦探小说。她相信，人们对世界了解得越多，取得成就的概率就越大。她教我享受学习、享受充实的生活，教我沉浸在结识有趣的新朋友的激情中，教我享受新食品、参观新地方，教我享受在未知世界里摸索的乐趣。
母亲还喜欢探险。如果某人想出了一个大胆的主意，她总是乐于探索一番—当然，前提是父亲不在身边阻止她！在她的6个孩子中，我觉得我和内尔森最像她——热爱他人、热爱探险。但是，母亲在孩子们中间严格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她对我们所有人都倾注了全部心血。
马蒂斯之窗
我不记得是谁首先提出在波坎蒂克的联合教堂—那是波坎蒂克大门外的一个小教堂—制作一扇窗户，作为对母亲的永久纪念。这个主意立刻得到了我们所有兄弟和巴布斯的赞成。当时担任现代艺术博物馆总裁的内尔森被指定与艾尔弗雷德·巴尔一起寻找合适的艺术家人选。
艾尔弗雷德推荐了亨利·马蒂斯。母亲对他很了解，拥有他的一些绘画作品。但是，马蒂斯已经80多岁，很难说他能否承担这项工作。虽然我们觉得圣坛上方的圆花窗是最合适的地方，但厚厚的木竖框搅乱了圆形空间，严重限制着任何艺术家的创造力。但是，马蒂斯已经开始潜心研究精妙的纯色抽象组合，可以适用于窗户的构造。此外，马蒂斯刚刚为坐落在法国南部文斯的多明我会念珠祈祷室完成了一套着色玻璃窗，表现出他在这种难度很大的载体方面的非凡造诣。马蒂斯愉快地接受了我们的请求。
结果，那成了他的最后一件艺术品—他死的时候，设计模型就在他的卧室。圆花窗是一件美丽、朴素、恰到好处的大作。我们在1956年的母亲节那天将它捐献了出来。每次我参加波坎蒂克教堂活动的时候，它就让我想起母亲。穿过那扇窗户洒落的阳光产生了耀眼的光辉，给人愉悦的感觉。
再婚与退隐
母亲去世以后，父亲悲痛而孤独，我们很为他担心。我觉得换个环境可能有助于他克服悲伤，因此，我在5月—也就是母亲去世刚刚一个月—的时候提议，他跟我一起开车静静地旅游一趟。他迫不及待地答应了，并建议我们从华盛顿走蓝色屋脊公园道到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那是春意正浓的季节，生机盎然的美丽山峦上满是盛开的杜鹃花和山月桂。我们在一起亲密无间，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他这么亲近。我们谈论的大部分是母亲。她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我们渴望尽可能长久地留住她的身影。这对我们两人来说都是一种慰藉，是我珍藏的记忆。
母亲去世3年后，父亲对我说他打算娶马莎·贝尔德·艾伦，问我的感觉如何。马莎是个寡妇，比父亲年轻将近20岁。她过去是父亲的一个老朋友阿瑟·艾伦的妻子。艾伦夫妇一直住在普罗维登斯，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经在锡尔港住过几个夏天，因此一直与我父母联系密切。
虽然我对父亲去看马莎的事情早有所知，但当他询问我的感觉时，我并没有说“这可太好了”。我知道母亲对马莎的看法不是很好。我照实说了，对他再婚的问题表达了我总体的保留意见。回想起来，那样很不明智，当然也有些残酷。我应该意识到，父亲是就他已经作出的一个决定在祈求我的祝福，而不是在征求我的意见。我把对母亲的记忆放在了父亲的幸福之上。我应该知道他有多么孤独，找个老伴与他共度晚年是很自然也很合适的。
我的不赞同没有造成我们两人之间多大的裂痕，但很可能导致了父亲逐渐远离他的孩子们的倾向。没有什么激烈的场面，没有什么戏剧性的故事，也没有什么争吵。总体来说，我们的关系依然如故：感情上很温和，一切都恰到好处。事实上，父亲在与马莎结婚后不久，又创建了几个新的信托基金，总价值达6 100多万美元，一份留给马莎，一份留给我们几个兄妹，并允许我们选择将新信托基金的一部分或全部收益划在我们的孩子们的名下。
尽管如此，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和马莎变得越来越远离我们，越来越离群索居。其中的主要原因在马莎。她从来都彬彬有礼，但十分明确地表示希望尽可能少见我们。父亲表示默认。马莎性情孤僻，不跟父亲在一起的时候，她的大部分时间是跟她的员工一起度过的。鉴于父亲的性格—当然不是很合群—他觉得很容易满足她的愿望而远离他人，甚至远离他的孩子们。除了马莎以外，他只去看望他办公室里的几个职员。我对父亲的孤僻感到很伤心，因为这意味着我们的孩子们没有什么机会去了解他们的祖父。
父亲与马莎的婚姻使得他生活中的最后几年快乐了一些，但是他与家人的距离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远。由于他们在春天和秋天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住在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而冬天的几个月则住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因此他们很少在纽约、缅因州或者波坎蒂克—在这些地方，我们一般更容易保持与父亲的非正式联系。
10年过去了，父亲的身体明显衰弱。其中一是他的年纪（1959年，他已经85岁），还有就是慢性气管炎的缘故，他的前列腺也出了毛病。1959年年底，他动了一次大手术，但对病情的诊断守口如瓶。复原后，他到图森过冬天。由于他拒绝透露自己究竟得了什么病，因此家人很难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唯一的联系纽带是玛丽·帕卡德—父亲多年的慈善顾问阿瑟·帕卡德的遗孀。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护士，玛丽在我们的母亲去世后一直照料着父亲。父亲再婚以后，她继续履行这项职责，与马莎也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玛丽愿意跟我和佩吉交流，而正是从她那里，我们才于1960年年初得知父亲患了前列腺癌，已经在图森住院。但是，我们无法与父亲或者马莎直接联系，以便确认诊断结果，甚至无法表达我们的关心。
父亲在图森的医生拒绝就他的病情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结果我更加担心。最后，我通过玛丽和医生给父亲传话，说我觉得关于他的病他应当听听他人的意见，说我想去看他。
一封令人痛心的信
几天以后，我收到了我一生中最令人痛心的信。那是封父亲签字的信。信中充满了冷漠，甚至敌视。信中写道：
以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我还能坦率地说说你们几个孩子在最近几个月里的某些行为—这些行为令我惊讶，也深深地伤了我的心……几个月前，我意识到你们当中有人很怀疑我对我妻子以及我信赖的朋友帕卡德太太的看法。我意识到，你们违背我自己的决定和意愿，在给医生们施加压力、进行干涉，迫使我提出了一些直截了当的问题。尽管他们也很不愿意回答，我还是坚持要他们告诉我全部的事实真相，并明确地告诉他们，我憎恨你们所运用的手段及意图……
这种额外的压力—且不说惊愕—是迄今无法预测的，因为它一定是针对在困难的时候将自己的全部身心和智慧关注我的安康的人。在医生们的命令下，她终于得以彻底休息，而这是她能够重新恢复体力的唯一途径……我完全清楚由于我近几年来身体状况的不稳定，她已经背负了巨大压力，但一想到我自己的儿子们竟然还在增加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压力，我的心就更加沉重了。
父亲在信的最后，禁止我或者家里的任何其他人进一步干预此事。
这封信对我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可是，当我再次读了一遍，并与佩吉讨论之后，意识到这封信无论在风格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完全不像父亲。父亲从来都很直接、很严谨，可这封信却是拐弯抹角、前后不连贯。甚至他的签名—歪歪斜斜、晃晃悠悠的，几乎无法辨认—也似乎是事后为了证明信的合法性而添加上去的。佩吉认为—后来我也同意她的看法—信是马莎写的，然后不知怎么诱使父亲在上面签了字。我们后来发现，事实的确是这样。父亲的医生后来告诉我，信完全是马莎写的，而父亲已经4次拒绝签字。我感觉茫然不知所措，但佩吉确信，我们不能坐视不理。
诀别
几个星期以后，我有了一个机会，能够做点什么了。我计划于1960年4月初参加储备城市银行家协会在费城召开的一个会议。由于届时我会离图森很近，就给玛丽打电话，告诉她我要去看父亲。玛丽没有试图打消我的念头。我相信她尊重了我的请求，不把我看望父亲的打算告诉马莎。我开车前往图森，首先在马莎和玛丽住的亚利桑那饭店停了停。我没有看到马莎，不过跟玛丽简单聊了聊。她告诉我，马莎卧床不起，已经几个星期没有来看父亲了。
父亲的模样让我大吃一惊：他是那么孱弱，几乎没有力气把脑袋从枕头上抬起来。但是，他认出了我，而且明确无误地表现出对我来看他很是感动。我握着他的手，对他说我爱他，家里所有人都很为他的病情担忧。没有人提及那封信，不过他特别谈到了马莎。“她待我一直很好，”他说，“我希望我死以后你们能照顾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