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时候，政府派给我们一辆黑色的中国红旗轿车，配有一名司机和一名翻译兼导游。但是，鉴于我们的东道主在外交礼节上刻板教条，因此只有我和佩吉可以乘那辆车。而其他人则不得不乘坐小得多的轿车。约瑟夫和弗兰克对这种不公平很是不悦，但是中国人寸步不让，甚至拒绝任何人哪怕是短途搭乘我们的车。
在其他方面，我们的东道主们却十分随意、友善。比如，在最初向我们介绍情况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欢迎我们的配偶参加所有的会议，包括与高级官员的会谈，而且除了正式宴请以外，我们可以着便装，可以不打领带，因为夏天太热。
碰巧的是，在我们访问期间，戴维·布鲁斯（David Bruce）大使—新任命的美国联络处负责人—和他的妻子伊万杰琳正好也到了。我在1945年的时候第一次在巴黎见到戴维，当时他负责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总部下属的战略情报局。后来，戴维出色地担任过驻法国和英国的大使。
布鲁斯夫妇邀请我和佩吉到距离我们饭店只有几个街区的使馆区里新建的美国官邸与他们一起吃午饭。他们的家具还没有运到，因此我们就用他们卧室里的一张牌桌吃饭。戴维提到了中国共产党内部正在展开的激烈的政治斗争。戴维的说法与我们井然有序的访问安排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但同时证实了我的感觉，即大通或者任何美国机构要想在华设立分支机构，都必须有耐心，必须经过艰苦的谈判。
目睹“文化大革命”
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这期间，极“左”派给数百万人带来了巨大灾难，将中国社会弄得七零八落。
在北京大学，一位仍然带着副校长头衔的杰出科学家陪我们到了校园，但却一言不发地坐在一边；与此同时，3名来自“革命委员会”的20出头的年轻人主持着会议。
从前的协和医科大学、如今再次更名为首都医院的情形也是一样。《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James Reston）两年前曾经在那里动过阑尾切除手术，用针灸做的麻醉。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接受过培训的几名医生还在医院工作，但他们却留在后面，由革命委员会的人领着我们参观。很显然，那里的设施非常原始，医院缺少最基本的手术器械和药物，尽管它已经是公认的中国最好的医院。
我们在广州郊区参观了一家创建于唐朝的陶瓷厂，该厂一千多年来因其精良的做工而远近闻名。如今，工厂在大批量地生产那些早年杰出作品的劣质仿制品。
与中国人民银行谈判
尽管遭遇了一些令人沮丧的事情，但我们在北京与中国官员的会谈进行得很好。其中最重要的是与管理着国家对外财经和金融关系的国有中国人民银行主任进行的会谈。该主任似乎怀疑最基本的西方金融措施，没有把握是否应当采用这种措施。他解释说：“你必须明白，洛克菲勒先生，我们无论是对贷款还是借款，都没有经验。”
问题已经很清楚，即便我们与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关系，这种关系也将非常有限。然而，令我感到非常吃惊的是，在用了一个多小时时间列举了所有理由、说明中国为什么不能向外贸或外国投资敞开大门之后，那位主任突然宣称，中国人民银行有兴趣与大通建立一种有限的代理关系。我不失时机地接受了他的提议。
即便是如此保守的安排，执行起来也是困难重重、拖拖拉拉。代理关系一般要求外国银行在纽约开设一个美元账户。在这种情况下，看起来无足轻重的存款却会导致灾难性后果：自共产党掌权以后，美国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索赔被没收的资产总额预计为2.5亿美元，而美国政府作为报复所冻结的中国在美国资产的总额为7 500万美元。在有关这些冻结资产差额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如果中国人民银行在我们这里存了款，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金就会被美国政府没收。因此，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我们采取了非常规做法，即在中国人民银行存入美元，这样我们就能满足他们的建议，跟我们开展小规模信贷和汇款业务。虽然许多人批评大通又跟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做生意，但我相信作为在中国的第一家美国银行是有巨大潜力的—尽管在这种关系产生利润之前还需要一段时间。我感觉我们的新关系同时也有助于更大范围的美国利益。尼克松和基辛格打开的外交渠道具有巨大意义，但如果想全面实现中美关系重归于好的硕果，就有必要在民间层次和政府层次进行交往，只能通过个人交往、通过逐步建立越来越密切关系的过程才能实现。我感到满意的是我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作用。
周恩来
我们在北京的最后一天就要到了，而周恩来会不会接见我们，却一点消息也没有。我们开始担心愿望可能会落空。但是，那天下午，我们被告知晚饭后不要离开饭店，等候进一步通知。至于等着我们的可能是什么，没有更多的解释。
晚上9点过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一个官员走进我的房间，告诉我们总理将于10点45分准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那是一个闷热的夜晚。折腾了一天，又吃了一顿丰盛的中餐，我们基本上已经失去了见周恩来的希望，转而考虑睡觉以及第二天离开的事情。那位官员的话立刻让我们振奋起来。
10点30分，我们离开饭店，乘车穿过灯光昏暗的街道，来到不远处的天安门广场。紫禁城的红墙、天安门城楼上巨大的毛泽东画像在夜色中影影绰绰。我们缓慢地绕过广场，准时在指定的时间停在了人民大会堂南边的一个入口旁。
周恩来亲自站在台阶上面迎接我们。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基辛格历史性的中国之行期间的助手之一、后来成了驻华大使—后来告诉我，这对于周恩来来说是一种不寻常的姿态。无论是对尼克松还是基辛格，他都没有这么做。总理本人比照片中更加瘦小。他身穿标准的深灰色中山装，别着红像章。他跟我们每个人都握了握手，然后站在一幅巨大的绘画“迎客松”前拍照。接着，我们走进铺满地毯的宽敞的台湾厅。我们坐在厚厚的沙发椅上，围着周恩来形成一个正规的方形。在每张椅子旁边都放着一个白瓷痰盂—那是所有正式会议里的标准设备。我坐在周恩来的右边，出生于布鲁克林的年轻翻译唐闻生坐在他的后面。
周恩来对我家族的了解多得叫人吃惊。他还问起了坚决拥护蒋介石、同时也是蒋介石亲戚的中国高级银行家宋子文和孔祥熙，并且对我不认识他们似乎感到很惊讶。他没有意识到，我比他们小一辈。从他的声音里，我没有听到一点怨恨，即便是在他提到蒋介石的时候。
周恩来态度肯定地提到了尼克松的访问，以及现在已经成为可能的与美国更加广泛的接触。他将这一结果归功于毛主席的“果断”。我们还谈到了亨利·基辛格。詹姆斯·普西后来告诉我，唐闻生在跟周恩来说话的时候，喜欢称基辛格为“博士”，这显然是他在中国领导人那里的别名。
周恩来似乎最感兴趣的是讨论国际经济和货币形势。他向我问及了美元的疲软—在过去的两年里，美元实际的贬值幅度达到了20%，以及美国的高通胀率和国际汇率的波动问题。他提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中国经历的灾难性贬值，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失控的通货膨胀—那使他回忆起了20世纪20年代初他在巴黎和柏林当学生的日子。他询问类似那样的事情会不会发生在美国。周恩来指出，他跟尼克松和基辛格两人谈过以后确信，他们两人“对经济学似乎都不十分感兴趣，也不是很懂”。
对于美国的经济问题可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总理似乎十分担忧，并让我解释一下国际货币体制—在夜已经那么深的时候，事先又没有准备，这可实在是个难题！我说我会试试，但可能要说一阵子。虽然我肯定我的同事们对这种午夜讲课一定会退避三舍，可周恩来只是点了点头，示意我继续。
我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讲到马歇尔计划、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世界贸易的迅猛增长，以及欧元市场的出现。我谈到了60年代中期因约翰逊总统“大炮及奶油”财政和预算政策而造成的美国通货膨胀恶性循环。我说，那些政策导致了收支逆差，而收支逆差又导致了尼克松于1971年决定放弃金本位，控制工资和价格。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我回到了话题上，归纳说，给美元带来麻烦的是美国的错误经济政策，而不是经济的根本痼疾。我觉得，如果我们实施更加审慎的经济政策，美元还会再次坚挺起来。
周恩来听得十分认真，不像我的有些同事，他们有时会连眼皮都抬不起来了。等我说完以后，他问了我刚刚谈到的贸易和货币方面的几个问题。周恩来承认，贸易对中国的增长和发展可能会十分有益。
会谈在将近凌晨一点结束。周恩来礼节性地送我们到门口，和我们每人道别。
这是一次让人欢欣鼓舞的会谈。周恩来很友好，而我对他在探讨严肃问题时的浓厚兴趣感到十分惊讶。周恩来不像苏联人，尤其不像我们1964年会见的赫鲁晓夫。我怀疑他认为，困扰美国、西欧和日本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严重问题，并不是由于我认定的冒进政策，而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如果他当真这么认为的话，那么他只是因为太注重礼貌了，才没有纠正我。
对中国转制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