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原本可能就到此为止了—只是，白宫中有人将我们与尼克松会晤的事实透露了出去。两个星期以后，塔德·肖尔茨在《纽约时报》上作了封面报道。他报道的事实很准确，但暗示说，是经济上的个人利益导致我们敦促总统不仅采取一种均衡的政策，而且还采取了“亲阿拉伯”的立场。肖尔茨写道：
据了解该讨论的官员称，会议达成了一致意见，认为美国必须立刻采取行动，以改善其与生产石油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据说与会者认为这么做很有必要，以便扭转与会者所害怕的、美国即将失去在中东的地位的趋势，而该地位也许反应在政治上，也许还反应在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利益上。
据说与会者觉得，由于美国向以色列提供武器装备—包括据说最近华盛顿为了支持以色列在中东冲突中的政策而提供的超音速幻影飞机，阿拉伯世界的温和保守型领导人以及激进的阿拉伯人正转而反对美国。
肖尔茨没有报道—也许“泄密人”没有告诉他—我们没有考虑抛弃以色列任凭阿拉伯人摆布。但是，参加那次会议的人员构成—美国三大石油公司的首脑、与石油界和大通关系密切的一位华尔街律师以及我个人历史上与标准石油公司的关系—使得肖尔茨关于我们此举是出于个人利益的暗示似乎合情合理。
回首往事，所有这一切很可能是一个圈套。我不是单独与尼克松见面讨论我与纳赛尔和费萨尔的谈话情况，而是被拖进了令人争议的阿拉伯石油政治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但是，也许一直就是这么设计的。与会代表的构成似乎是蓄意炮制的替罪羊，一旦公众舆论不利，则可以解释尼克松改变政策的理由。
无论如何，批评的浪潮冲着我和大通扑了过来，其带来的疑惑有效地抑制了出台一种更加均衡的中东政策的可能性。
面对科克
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科克首先发难。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要求知道报道的“要点”是否属实，并指责我充当石油界的“托儿”。甚至在我还没有收到那封信的时候，科克已经将信分发给市里的各家报社和电视台，并接受了多次现场采访。而这仅仅是开始。《新闻周刊》作了封面报道，印上了我的照片，说明文字是：“洛克菲勒：被石油蒙住了眼睛？”连我的哥哥内尔森—当时他正面临1970年艰难的连任选举—也迅速与我保持距离，要求尼克松政府就其以色列政策作出“解释”。我开始怀疑费萨尔国王关于威廉·斯克兰顿命运的警告可能正在成为事实。
潮水般的信件和电话涌向大通，抗议我所谓的反以色列倾向。着名的拉比们（犹太教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的人员或犹太教会众领袖）—其中有些与我已经相识多年—来到我的办公室投诉；几个犹太商人组织了一场抵制活动；有些重要客户取消了银行的户头。
为了澄清我的立场，1970年1月初，我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描述了我与尼克松总统的会议情况。以下是我的声明摘要：
最近的中东之行使我进一步相信，那里持续的敌对形势很容易上升为全面战争……我在访问期间的观察使我确信，勤于思考的阿拉伯人开始怀疑，该地区目前的混乱局势是否确实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越来越多的阿拉伯人似乎愿意寻求合理的妥协。
在最近的白宫会议上表达我的观点时，我的本意仅仅是建议美国鼓励这些比较积极的协商姿态。
我相信，我一贯相信，美国必须尽一切可能保卫以色列的安全和主权。我唯一的兴趣是看到敌对局势的终结、和平的实现。
《纽约时报》的报道所引起的这场轩然大波掩盖了真正的问题：需要开始调解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越来越坚定不移的立场。到了1970年1月，尼克松自己放弃了罗杰斯的提议，而该地区的暴力程度—针对以色列的恐怖活动、以色列反攻约旦和黎巴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忠于侯赛因国王的部队在安曼大街的激战—稳步上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还发动了对西欧的炸弹行动，劫持了数架商业飞机。我已经转达给尼克松的纳赛尔和费萨尔警告的危险正在被忽略。中东的“均衡”变得跟以往一样渺茫。
访问以色列
科克事件也有积极的一面。虽然我在几个场合中于纽约见过总理梅厄、外交部部长阿巴·埃班和大使伊扎克·拉宾，但我从来没有踏上过以色列的国土。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从中东的其他国家绕道抵达以色列非常复杂。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禁止直接飞往以色列，要求在塞浦路斯或者雅典停留，然后再飞往特拉维夫，因而到那里的访问很难与走访阿拉伯国家一起安排。此外，以色列管理非常严格的私营部门和谢克尔的不可兑换性，都使得这个国家没有吸引力。但是，科克肆无忌惮的指责使我意识到，我从来没有去过以色列的事实可能进一步证实了我反对以色列的流言。
可以理解，我在1971年3月对以色列的第一次访问，是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从个人角度来说，我遇到的总理梅厄和其他领导人都很友好，但他们在撤出任何占领地区的问题上坚持不让步。
抛开政治不谈，以色列之行的真正乐趣之一是见到了耶路撒冷市长特迪·科勒克。特迪带我第一次参观—后来我又参观了多次—他在整个城市启动的修建工作，其目的是要恢复耶路撒冷从前的辉煌，并尊重视之为圣地的三种不同宗教信仰。如果中东问题想得到解决，我们需要更多的像特迪那样胸襟开阔的人。
到了1973年，我介入中东事务已经有将近20年了，而我是当时能够接触到该地区阿拉伯领导人的为数不多的美国人之一。后来，当中东进入20世纪70年代初极其危险的新时期时，我才发现自己对该地区的了解和关系受到了严格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