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由衷地感谢他们。人到我这般年纪，年近72岁，就没有什么比结识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更能令他重返人生梦境，重返童年。因此，首先，我想对牛津大学的学生们表示感谢。我还想对纽约的清教徒表示感谢，感谢他们通过海底电缆发来的问候。
我一度以为比勒尔先生要告诉大家，我的书影响了他的与日俱增的男子汉气概。可是，出于议院经验，他谨慎地回避了这一点，于是我们弄不清他是否读过书。他做得非常巧妙，本人望尘莫及。
我的书影响甚广，有的影响良好，有的不怎么样。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仍记得多年前一个重要的例子。哈佛大学诺顿教授来过这儿。他返回波士顿后，我同豪厄尔斯一起去拜访他。诺顿同达尔文有些姻亲关系。他谈吐儒雅。他说：“克莱门斯先生，我在英国和达尔文先生共同度过了一段时间，很想告诉您与此有关的一些事情。您是谈论的对象。达尔文先生把我领进卧室，指着他每天进行测量和观察的瓶子、草等物品说，‘打扫卧室的女仆可以在屋子里随意行事，可决不能碰那些植物，也不能碰桌上蜡烛旁的那些书。我每晚读着那些书入睡。’那些书正是您的大作。”
但是，我不能独享此事。一回到哈特福德，我就找来了最好的老朋友约瑟夫·特威切尔牧师，我把此事告诉了他。当然，他充满了兴趣和恶意。没有受到如此赞誉的人总会有这种感觉。他走了，既没有喝彩，也没有叫好。我很长时间再没能听到赞扬声。可是，在达尔文先生逝世时，在达尔文的《传记与信函》问世之后，特威切尔牧师设法搞到一本，并从书中找到了他认为与我有关的东西。一天雨雪霏霏，夹杂着冰雹，可特威切尔不为所动，来到我家。他取出书，翻了又翻，最后翻到一处。他说：“这儿，看看达尔文先生写给约瑟夫·胡克爵士的这封信。”达尔文写的是：我不知道自己应否把全部生命奉献给博物学和其他学科中的这些单调乏味的工作，因为我在某一方面有所得，在另一方面就有所失。曾几何时，我对高雅的文学作品具有很好的悟性和欣赏力，可是现在，我的这种才能已经衰退了。“这就是他之所以读你的书的原因，”特威切尔先生说。
刚才，比勒尔先生已经略微地提到了我作为道德家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我同样很高兴能得到这一承认，因为自从来到这个城市，我一直在受折磨。首先，我一到这儿，一个卖报人就折磨了我。他胸前挂着醒目的红色大招示牌，四处走动，正在卖报。招示牌上写着两句话。如果加上标点符号，这两句话倒也不失为正确。可他把两句话写在一起，既不加逗号，也不加别的标点。这自然而然使人产生错觉，因为他是这样写的：“马克·吐温抵达阿斯科特杯遭窃”。毫无疑问，很多人都对这两句不友好地连在一起的话产生了误解。我的名誉无疑受到了损失。我的名誉一向很好。我几乎从来没有偷过东西。如果我要偷，我的判断力足以先让我知道这件东西的价值。我不会偷会给自己惹麻烦的东西。可事实上，我从不拿任何值钱的东西。当然是在英国，我倒是应该坦白，7年前我来这儿时拿过一顶帽子，可那顶帽子并不好，只不过是顶牧师帽。一钱不值。
那天，我正出席一个午宴。威尔伯福斯副主教也在场。当时，他是一名牧师，供职于威斯敏斯特炮台。他先我离开餐桌。是他先干的。我确实偷了他的帽子，可他先拿了我的。我之所以插上这句话，并非要控告威尔伯福斯副主教偷了我的帽子。我不该这样想。我只把“偷”这个字眼用于我本人。他只是拿了我的帽子。公正地说，比他那顶好。他在午宴结束前离去，在门厅帽架上挑选，拣了顶合适的。那顶帽子恰巧是我的。他戴着我的帽子离去。等我出来时，除了他那一顶，没有适合我戴的帽子了。那时我的头不是一般尺寸。他的帽子正适合我。就连帽顶和帽沿都正合适。效果令我满意，可能也令他满意。他弄明白帽子是谁的后，写信告诉我说他一路回家都很高兴。他表现出来的庄重、威严、深沉和雄辩，深深吸引了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被误以为是才华横溢的幽默感的表现。
我却另有一番经历。这番经历并没有让我感到不高兴。我受到了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的敬畏，这是我以往从未经历过的。因此，没等回到家，我对自己的看法就大大高于以往了。
关于帽子，我记得那时还发生过一件事，这件事令我沉思。因为它表明，一个人的身价如何仅仅在7年中就一落千丈的。那是7年前的事，我现在没有那顶帽子了。那时我走在蓓尔美尔街，或贵市别的哪条大街上，发现帽子需要熨烫了。我走进一家大店，递上帽子，请他们烫一下。他们很殷勤，相当殷勤，甚至谄媚。很快他们把帽子递还给我，非常平整，非常漂亮。我问该付多少钱。回答是，他们不向牧师收取任何费用。从那一天至今，我一直珍惜着那一刻的喜悦。前些天，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寻找那家商店，递上帽子，让他们熨烫一下。帽子递回时，我说：“多少钱？”他们说：“9便士。”7年后，我又受到世俗礼遇。我为自己重新回到7年前来过的地方而遗憾。
当一个人行将年届72，诸位清楚地知道，人生至此，总会知道生活是什么。尤其是痛失亲人，心碎肠断的时候。所以，敬意是献给死者的。我们不会忘记他们，可是，我们对活着的人负有责任。如果我们能够快乐，能够兴致勃勃，谈笑风生，满怀希冀，那对周围的人都有利。
我本人的历史中发生过一件事，它将永远以一种可悲的方式把我同英国联系在一起。7年前，我和妻子女儿一起到了这儿，我的妻子和一个女儿出发去大洋彼岸接大女儿。她时年24，正值年轻姑娘风华正茂之际。一份我们一生不得不经历的那种令人心碎的电报，送到我手中，说的是我们的那个女儿已经与世长辞。因此，我说，我不可能永远快乐，我不可能永远打趣逗乐。有时，我必须把小丑戴的系铃帽放到一边，认识到我和别人一样也是人类中的一员，必然有我的忧虑和悲痛。因而，我注意到比勒尔先生说的话，我很高兴听到他说这番话。菜单上的这些诗句就含有这层意思：
他用道道阳光，
照亮生命，战胜痛苦。
向吐温致敬，
两个大国，情同手足。
我很高兴见到这些诗句。也很感激比勒尔先生的有关话语。自从我来到这里，在一周内，我收到了英国各地男女老少和各界人士的数百封来信。有赞美，有表扬，尤为重要尤为美好的是，其中有一封情书。表扬，很好；赞美，很好；可是求爱——这是任何一位男士，无论以人品还是以成就，所能赢得的最后的，也是最珍贵的报偿。我为得到这份报偿而感激。所有这些信件都使我感到，在英国，如同在美国。当我站在英国国旗下时，我不是陌生人，我不是外国人，我仿佛在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