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古代人视节制为一大美德。在浪漫主义和法国革命影响下，这一观点遭到大多数人的抛弃，而支配一切的激情则得到了赞美，即便这种激情是毁灭性的和反社会的，如拜伦式的英雄们所具有的。不过，古人无疑是对的。在完美的生活中，各种不同的活动之间必须有一种平衡，没有一种活动被推至极端，以至于其他活动都展开不了。饕餮之徒舍弃其他一切欢快，惟求口腹之乐，这样他们生活总的幸福便减少了许多。
除了吃喝之外的其他许多激情都会犯相似的过度之病，约瑟芬皇后在服装方面倒也是个饕餮之徒。起初，拿破仑虽颇有微词，但总为她付账，最后，拿破仑告诉她必须学会节制，他将来只为她付数额合理的账单。当约瑟芬收到下一张账单时，她竟不知所措，但她很快想出了一条计策。她去找军事大臣，要求他从打仗的款子里取出一部分，以付清她的账单。因为那大臣清楚，皇后有权削革其职，所以他照办不误，结果法国失去了热那亚。
这故事真实也罢，夸张也罢，它同样适合我们的目的，因为它向人们表明，一个有条件嗜好服装的女人，她是会有一些惊人的作为的！嗜酒狂和追男狂便是同类中的最好例证。
这些事情的根源是相当清楚的，我们所有不同的爱好和愿望必须适合生活的总框架，如果它们要成为幸福的源泉，它们就得与健康相一致，与我们所爱者的情感相一致，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心相一致。有些强烈的爱好几乎可使人无限度地沉溺于其中而不致逾越界线，有些则不然。以一个爱下棋的人为例，如果他是个有独立经济来源的单身汉，那么他不必对这一强烈的爱好有什么限制。如果他有妻儿，又无自立的能力，那么他必得对此多加限制。即使嗜酒狂和饕餮之徒没有社会的束缚。从注重自身的利益出发，他们也是不明智的，因为他们的嗜好与健康相冲突，片刻之欢留下的却是无尽的痛楚。
任何不同的强烈爱好，如果不让它们成为痛苦的根源，就必须让它们处于由某些特定的东西所构成的框架之内，这些特定之物是健康，对自身才能有总的把握，有支付必需品的足够收入，以及最根本的社会义务，如对待妻儿。一个人如果为下棋而牺牲上述种种特定之物，他在根本上便和嗜酒狂一样糟糕。我们对这样的棋迷没有严加谴责的惟一原因是：这样的人并不多见，且只有才能非凡的人可能钟情如此高等的智力娱乐。希腊节制的准则实际上可运用于这些事情上，一个白天干活时便想到晚上的棋盘的棋迷是幸运的，但是一个为了整天弈棋而丢下工作的棋迷就丧失了节制的美德。
据记载，在托尔斯泰年轻的灵魂未得再生的时候，他因其沙场上的英勇表现而被授予陆军十字勋章。然而到颁发奖章的那一天，他却沉溺于一盘棋而竟决意不去出席授奖仪式。在这件事上，我们很难说托尔斯泰有什么过错，因为对他来说，他是否赢得了陆军勋章实在是无关紧要的。不过要是小人物这么做了，那或许就成了一件傻事。
作为对前面提出的准则的限定，那就应该承认，有些行为被看得如此高尚，以至于为它们牺牲所有的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一个为国捐躯者，如果撇下妻儿，一文不名，他是不会受到指责的。人们也不会指责因期望某项重大科学发现或发明埋头于实验，而使全家困苦不堪的人——条件是他最后获得了成功。不过，如果他从没有在他期望的发现或发明中得到成功的话，大家会说他是个怪人。这看上去有失公允，因为在这一事业中，没有人能事先知道成功与失败，在基督纪元的最初千年内，一个追求圣徒一般生活而抛下其家庭的人备受人们的赞誉。虽然在今天，人们认为他该给家里准备点什么。
我想，在饕餮之徒和胃纳健全者之间总存在某种根深蒂固的心理差异。一个充分发展了毕生欲望的人，往往具有某种年长月久的苦恼，他时刻在寻求躲避无法摆脱的忧惧。这在嗜酒狂的情形中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喝酒是为了遗忘，如果他们的生活中不存在忧惧，那么他们不会以为烂醉如泥比神志清醒更令人惬意。正如一位传说中的中国人所言：“要么滴酒不沾，要么一醉方休。”这正是所有过度和单一的强烈爱好的典型。
在这样的爱好中，被追求的不是乐趣，而是忘却。然而以酒鬼方式获得的忘却，迥然不同于发挥合乎需要的才能所取得的忘却。鲍洛那位自学中文的朋友，也是为了忍受丧妻的悲痛而去寻求忘却，不过其忘却却得自于一项毫无害处的活动，不仅如此，这项活动还丰富了他的智慧和见识。除了这样的躲避方式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是不值得提倡的。
真正的热情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除非它已让种种不幸给扼杀了。小孩子对他们所见所闻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对他们来说，世界充满了新奇。他们总忙于对知识的热烈追求，当然这种知识与学者们的天差地远，前者来自于孩子们对引起他们注意的事物的熟悉过程。只要身健体壮，小动物即使长大了，也会保持其热情。
一只待在陌生房间里的猫是不会躺下休息的，除非它嗅遍了每个墙角，而没有闻到丁点耗子味。一个从未受到重大挫折的人，将保持对外部世界的天生兴趣，只要他保持这一兴趣，他就会发现生活是快乐的，除非其自由受到了不适当的限制。
在文明社会中，热情的丧失大多是因为自由受到了限制，而这类限制在生活中是不可少的。原始人感到饿了，他便去打野味，这自然是听命于直接的行动。一个每天早上按时上班的人，在根本上也受同样行动的驱使，即：为了生存的需要。不过在后者的情形中，这一行动不是直接的，也不是即时即刻产生作用的，它是间接地通过抽象词语、信念和意愿发生作用的。当一个人去上班的时候，他并不感到饥饿，因为他刚刚吃了早点，他仅仅知道饥饿会再度降临，而工作就是解救未来饥饿的手段。
行动是毫无规律的，而文明社会中的习惯则是有规律的。在原始人中间，甚至集体的活动都是自发的和冲动的。当部落要去打仗时，钟鼓便振奋军威，激起斗志，群情高昂，激动着男女老少从事必要的活动。而现代事业则不能这么处理。
在生活中，文明人每时每刻都受累于那些对冲动的约束。如果一个人碰巧感到欣喜，他可不能在街上唱呀跳的，而如果他正感到悲哀，他又不能坐在台阶上流泪哭泣，怕妨碍行人交通。年轻时，他的自由在学校遭到限制，成年时，他的自由又在工作时间内受到束缚。所有这些都使得热情更难以维持，因为不断的约束会产生疲乏和厌倦。尽管如此，一旦对自发的行动不加约束，一个文明的社会便不复存在，因为自发的行动仅仅造成最简单的社会合作，而不能产生复杂的合作。
为了逾越这些抑止热情的障碍，一个人需要健壮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或者，如果他幸运的话，他有一项他感兴趣的工作。
从统计数字来看，在以往的一百年中，所有文明国家的健康状况都得到了改善，但人的体力却较难衡量。不过我怀疑，现在健康者的体力是否与先前的一样强劲。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因而，我不打算在这里就此追本溯源。然而这一问题也有个人的和心理的一面，我们已作了探讨。
有些人不顾文明生活的种种障碍而维持其热情，而其他许多人，只有当他们从耗费了大量精力的内心冲突中解脱出来时，他们才能做到这一点。比起必要的工作来，热情要求更多的精力，这反过来又要求心理机器的平稳运转。
在女子方面，虽说现今比以往要好些，但在很大程度上，女子的热情由于受不正确的体面观的影响而大大减退了。女子对男子颇感兴趣，或在大庭广众活泼有余，都会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女子学着不对男子产生兴趣，而且她们往往对一切不感兴趣，或许除了行为端正以外。
传授这一对生活采取消极和回避的态度，无疑是在灌输某种对热情有害无益的东西，无疑是在鼓励某种对自身的专注——这是极讲体面的女子的特征，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尤为如此。她们对普通人感兴趣的体育漠不关心；对政治不闻不问；对男子，她们持一本正经的冷淡态度；对女人，她们暗中抱敌视态度。她们深信，其他女人决没有她们那么体面和规矩。她们炫耀说，她们独善其身，换言之，她们对同胞的冷漠在她们眼里倒成了一种美德。当然，人们不能为此而指责她们，因为她们也仅仅是在接受道德说教。然而，作为压抑制度的值得怜悯的牺牲品，她们却没能认识到那种制度的罪恶。
对这样的女子来说，胸襟狭窄是美德，慷慨大方倒成了罪恶。在她们自己的社交圈内，她们尽可能地扼杀欢乐；在政治方面，她们迷恋压制性的法规。幸好这类人渐渐地少了起来，但是她们较那些生活于思想解放的圈子里的人士所料想的仍要多得多。如果有人怀疑这一说法，我则建议他去几幢供出租的房屋那里找个住处，并在找房的过程中，留心一下那些女房东，于是他便会发现，那些女人具有一种女性美德意识，这一意识从根本上包含了对生活热情的摧残。还会发现，由此造成的结果便是其心胸萎缩和扭曲。
合理的男子美德和合理的女子美德之间不存在差别，或至少没有传统所说的那种差别。热情是幸福与健康的秘诀，对男人来说是这样，对女人也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