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对读者的考虑，我想提出一种恐怕在表面上看来甚为荒谬的和破坏性的理论。这种理论就是：当我们找不到任何理由能说明某个命题是真的时，要相信它就不会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当然，应该承认，如果这样的看法为人们普遍接受，那将整个改变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由于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时下都是完美无缺的，这种理论就必然与之相抵触。我知道更为严重的是，它会使那些机敏的人、著作家、主教以及那些依靠命运多舛者的苦盼苦望为生的人减少收入，所以，我的意见不免要遭到种种诘难。尽管如此，我认为能够给我的表面上荒谬的见解找出证据，并公之于众。
首先，我要为自己作些辩解，免得人们认为我好走极端。我是一个英国辉格党人，具有英国人的调和折衷的性格。曾有一个关于毕洛主义创始人希腊哲学家、怀疑主义创始人毕洛的故事，他认为我们永远没有充分的理由断言某一种行为方式会比另一种更聪明。他年轻时，有一天下午外出散步，看见他的哲学老师（毕洛曾就学于他）正掉进一条灌水渠里，水没头顶而无法出来。毕洛盯着他的老师看了好一会儿，却继续散他的步，因为他觉得找不到充分的理由去认为救了他的老师便是做了一件有益的事。后来，一些不那么相信怀疑主义的人将那位哲学教师救了上来，并责备毕洛太无情了。然而，这位老师由于忠实于自己的怀疑原则，却称赞毕洛言行一致。我主张的并不是毕洛那种过头的怀疑主义，因为我即便不在理论上，也在实际上和普通人一样相信常识。我还准备认可科学上所有已经确定的成果，不在于认为它们是必定正确的，而在于它们有可能为理性行为提供根据。如果有人宣称某时某刻有月蚀，我认为那就值得留心观察它是否会发生。然而毕洛就不会这样想。基于此，我认为我主张采取一种中间立场是正确的。
对于许多事情，研究它们的人的看法是一致的。例如，上面提到的月蚀发生的时间就是一个例子，还有许多事情则情况相反。即使专家们的意见都一致了，他们也还可能会搞错。20年前爱因斯坦关于在引力作用下光的折射率的观点为所有专家拒绝，但它却被证明是正确的。然而，无论怎么说，在专家们意见一致的情况下，他们的观点比与其相反的观点更有可能被非专家的人当做正确的观点所接受。我主张的怀疑主义总起来说只是下列三点：①当专家们意见一致时，与其相反的意见依旧具有不确定性；②当专家们意见不一致时，非专家的人不能认为哪一种意见具有确定性；③当所有专家都认为一种肯定的意见缺乏充分的理由时，一般人很可以暂不作出他的判断。
这些命题看来好像是很温和的，然而，如果人们都接受了，那将使人类的生活发生空前的变革。
人们的意见都包括在这三种类型之中。当某个意见具有理论根据时，人们往往乐于把这些根据提出来，并期待它们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并不是感情用事地坚持自己的意见，相反，他们心平气和地坚持意见，并冷静地陈述他们的理由。那些因一时的感情冲动而坚持的意见常常缺乏充分的理由。事实上，情感是一种尺度。它用来衡量一个人是否具有以理服人的能力。政治观点以及宗教观点几乎总是具有情感的色彩。除中国之外，每个人必须在政治以及宗教方面持有坚定的观点，否则便被视为可怜虫。所以人们憎恨怀疑论者，远甚于憎恨同自己意见相背的具有强烈激情的拥护者。人们认为，对实际生活的要求需要对这类问题持某种意见，而且假如我们变得稍稍理性些的话，社会的存在将成为不可能，然而我的意见正相反，我将努力说清楚，为什么我有此想法。
以1920年后的失业问题为例。一派意见认为，这是由于工会的捣乱所致；另一派意见认为，这是由于欧洲大陆上的混乱；第三派意见在承认上述两种原因起了一些作用的同时，将问题主要归咎于英国银行力图提高英镑币值的政策。据我所知，在第三派中包括大多数专家，而不是其他什么人。政治家是不会对无助于党派之争的观点感什么兴趣的，而一般人则倾向于把不幸归咎于他们敌人的种种阴谋诡计。因此，人们往往支持或反对一些与他们不相干的政策。而少数有理性的人的话却不为人们倾听，因为他们不迁就任何人的感情。如果要争取同盟者，就必须说服人们，使他们相信英国银行是很坏的。如果想争取工党，就必须指出英国银行的总裁们是工联主义的敌人；如果想争取伦敦的主教，就必须指出英国银行的总裁们是“不道德的”。这样，人们才会跟着认为他们关于货币的观点是错误的。
让我们举另一个例子来说明。常常听到有人说，社会主义是同人类的本性相违背的，而社会主义者则反对这种说法，其激烈程度同其敌对者不相上下。最近去世的英国医学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里弗斯博士在学院大学的一次讲座中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后来刊行于他的遗稿“心理学和政治学”书里。就我听知，这是惟一的一次具有科学性的讨论。在这本书中提出一些人类学的材料，说明社会主义在美拉尼西亚群岛并不同人类的本性相违背。接着该书指出，我们并不知道美拉尼西亚与欧洲的人性是否相同，所以结论是：关于社会主义到底同欧洲人的本性是否违背，惟一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去试验它。有趣的是就根据这个结论，里弗斯愿意做一个工党的候选人，但他却不肯堕入政治争端通常所具有的那种热情和冲动之中。
现在我要大着胆子提出一个一般人以为更难用冷静的头脑去讨论的问题，这就是婚姻的习俗问题。大多数人都认为除了本国的以外，其他一切婚姻习俗都是不道德的，而一些人之所以要反对这种观点，是因为要替他们的放荡生活做辩护。在印度，寡妇的再婚在传统上被看做是一件十分可怕而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信仰天主教的国家里，离婚被认为是邪恶的，然而夫妇间的某些不忠却受到宽容，至少在男人方面是这样。在美国，离婚并不难，但一夫一妻制之外的男女关系却受到最严厉的谴责。回教徒相信一夫多妻制，而我们认为这是堕落。人们以极端热忱的态度坚持着各自的看法，并对违背它们的人施以无情的讨伐。然而在任何一个国家还没有一个人做出哪怕是极小的尝试，表明他自己国家的习俗比起别的国家的习俗更有益于人类的幸福。
当我们翻开任何一部关于这个问题的科学论著，例如斯特马克的“人类婚姻史”我们便会感到置身于一种同流行的成见完全不同的气氛之中。我们发现存在各种各样的习俗，其中有很多我们会认为是违背人类本性的。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将一夫一妻制理解为是男人强加于女人身上的一种习俗，但对于西藏流行的一妻多夫习俗，我们又该怎么说呢？去西藏旅行的人回来告诉我们，那里的家庭生活至少像我们欧洲家庭生活一样的和睦。稍稍阅读这方面的材料肯定会使任何一个毫无偏见的人很快变成十足的怀疑主义者，因为看来没有什么证据能使我们说，这种婚姻习俗比那种婚姻习俗更好或更坏。几乎所有的习俗都包含着对当地道德习惯触犯者的不可容忍和残酷惩罚，除此之外它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看来道德上的罪恶是地域性的。按照这个看法，只要向前再走一步就会得出结论说，“罪恶”的概念是虚幻的，因此按照习俗所进行的残酷惩罚也是不必要的。正是这个结论使许多人不高兴，因为自以为带着善意的良心加暴于人正是道德家高兴做的事，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虚构出地狱来的原因。
在狂热地信仰一些令人质疑的事物方面，民族主义当然也是一个极端例子。我想可以确定无疑地说，如果现在要写一部有关上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每个有科学态度的历史学家，都要作出许多客观陈述，然而如果这发生在战争期间，他一定会被送进交战国任何一方的监狱中去。在平时说出这种情况只不过被看做是一种莽撞行为，而在战时，这就是犯罪，世界上出现的种种含有极端信仰而又相互对立的社会制度，其虚伪性可由下列事实得到证明，那就是只有那些都具有民族偏见的人才去相信这些制度。而如果以理性去考察那些制度，就如同以理性去考察宗教信条一样，都被视为邪恶。当人们被问道，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抱怀疑主义算是罪恶时，惟一的答复就是，神话能帮助我们打胜仗，所以一个有理性的民族只能被人杀，而不是去杀人。靠大量诋毁外国人以保全自己是可耻的，据我所知这个观点，除了公谊会教徒之外，至今在职业的道德家中还没有发现任何支持者。如果有人说一个理性的民族将能找到完全避免战争的良方，那么，他将受到辱骂作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