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干旱贫困搏斗的定西
（一九九二年六月）
定西位于甘肃省中部，总面积20330平方公里，人口242．55万。辖定西县、通渭县、陇西县、临洮县、漳县、渭源县和岷县。境内群山绵亘，沟壑纵横，海拔为1420～3941米，地势南高北低。南部属洮岷高寒山区，北部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境内有洮河、渭河流过。
定西总耕地778．65万亩，农业人口人均占有耕地3．5亩，高于全国全省人均占有耕地水平。耕地中85％以上为山旱地。年降雨量南部为500毫米上下，北部为400毫米左右。从经济区划看，定西属于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体的农业经济区。粮食作物主要有小麦、豆类、谷类、马铃薯等20多种，经济作物主要有以岷当为代表的药材和以胡麻为代表的油料。矿产资源方面，主要是大理石储量较大。
定西开发历史悠久，在历史上曾经是殷实富庶之地。古代的居民大多数生活在洮河、渭河川原地带，生态环境是良好的。据一些地方志记载，春秋时代定西森林广布，遍于渭河上游南北诸山，并远及洮河和祖厉河上游。战国时代，秦昭王设置陇西郡，主要辖区在今定西，治所在今临洮县。汉唐两代，陇西一带殷实富庶，几乎与关中相埒。北宋神宗时，在临洮开设“茶马互市”。明代这里更是商业贸易重地，直至清代，定西还是“森林极盛”。
清初，朝廷鼓励垦荒，固然有利于发展生产，但是后来却演变为乱垦滥伐，贻害不浅。再加清末兵燹战火灾祸频繁，植被终年被破坏，生态失去平衡，遂致童山秃岭，赤地千里，村落破败，十室九空。一方面是封建地主的疯狂掠夺，一方面是人口不断增加，致使毁林刈草，烧荒种田，植被破坏更加严重，土壤日趋贫瘠，人民生活日趋贫困。每遇天灾人祸，许多人家只得携儿带女，离乡背井，乞讨度荒。1929年遭逢大旱，“千里陇原一片赤地”，民不聊生，哀鸿遍野，饿殍载道。
新中国成立后，定西植被破坏仍很严重。一是由于片面强调粮食生产，助长了农民盲目开荒，造成新的水土流失。据1972—1982年的统计，定西年均流失泥沙总量约8786万吨，占全省流入黄河泥沙总量5．04亿吨的17．43％；土壤侵蚀面积16726．57平方公里，占甘肃省黄河流域土壤侵蚀面积112067平方公里的14．93％。二是人口增长失去控制，人口密度高，生产水平相对低下，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经营。据统计，定西大部分山区农民，每户缺少3～7个月的燃料，不得不依靠铲草皮、挖草根、砍林木、烧畜粪来煮饭烧炕，维持生活。平均每户一年破坏植被25．3亩，占用劳动日200多个。生态遭到破坏，发生旱灾的频率越来越高，灾情愈演愈烈。新中国成立以来，定西发展的历史，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同干旱作斗争的历史。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定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始终把抵御旱灾威胁、发展农业生产、改变贫困落后面貌、解决群众温饱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1950年定西实行减租减息，减轻农民负担。1951—1952年，广大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第一次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从1953年开始，定西逐步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广大农民走上合作化的道路，到1956年底，绝大多数农户加入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社会变革的同时，定西就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与干旱贫穷展开了搏斗，在黄土地上播种绿色希望。1952年定西把水土保持工作作为群众性的改造自然的潘动。西北黄河工程局定西水土保持站于1954年成立后，立即进行流域普查，总结群众经验，引进和推广省内外水土保持技术，“揭开了定西水土保持工作的第一页”。1956年，由中国科学院黄河流域考察队对定西安家坡流域进行了综合考察，制定了综合治理规划，展开了流域治理试点。定西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水土保持工作，主要在田间工程中采取修“水簸箕”、修坡式梯田、推行水土保持耕作法等农业措施，还在村旁挖涝池、打窑窖，在梁峁、坡上挖“鱼鳞坑”，在水平沟造林种草。由于措施易行，效益明显，群众积极性高，短短几年内就涌现出了陇西张家岔、通渭徐家堡、定西安家坡等水土保持工作的先进典型，受到国务院的奖励。1956年定西粮食总产量达到53．24万吨，比1949年增长了94．39％。
1957年以后，“左”的指导思想给定西人民造成了严重的困难，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受到抑制。1958—1978年的20年中，定西人民经受了两次为时较长的挫折。1957年下半年，定西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为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就在这个历史时刻，“左”倾错误开始泛滥，人们忽视了在干旱地区发展农业生产的科学规律，提出了“两年实现水利化”、“三年实现机械化”、“大旱大增产，无雨大丰收”等一系列违背客观规律的口号，特别是无偿占用大量农业劳动力，组织大兵团作战，大搞当时不可能实现的水利建设工程，迫使农村中的强壮劳力离开土地。浮夸、虚报招致征购任务大幅度增加，农民口粮减少。1958年、1960年，饥饿又一次袭扰定西，许多地方造成“三瘦”（人、畜、地）、“三空”（国家、集体、个人）的恶果，群众生活十分艰难，不少地方疾病蔓延，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的现象严重，有些地方的群众吃草根树皮，牲畜大量死亡。
1961年元月，中央西北慰问团先后到达通渭、陇西等县安排生活，组织生产。定西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农村实行小段包工，扩大了自留地，开放了自由市场，兴起了以修筑水平梯田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农业经济进入了一个恢复和发展时期，迎来了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的经济上升局面。至1965年，粮食总产量22．3万吨，大牲畜31．15万头，羊76．32万只，猪36．59万头，与1960年相比，分别增加了25％、22．78％、34．96％和5．5倍。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得到初步改善，梯田面积7．96万亩，砂田面积1．57万亩，沟坝地0．4万亩，有效灌溉面积29．42万亩，保证灌溉面积24．91万亩，农业机械和农副产品加工机械数量也有很大增加。
“文化大革命”使定西本来就很脆弱的经济又一次遭受挫折，主观主义的“瞎指挥”、形式主义的“一刀切”、“用专政的办法办农业”，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遭到打击和挫伤，加之1971年和1972年两年大旱，许多地方水窖枯竭，粮食锐减，人民群众缺穿、缺水、缺粮，又陷入极度贫困的境地。青黄不接时，天兰铁路、兰新铁路线上有成千上万的人挤上火车，到陕西、新疆讨饭背粮，通渭、陇西、渭源等县一部分乡村，80％的农民外流逃荒要饭。
1972年，中共甘肃省委将定西人民的生活困难情况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作了汇报。1973年，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宋平特意派人把反映定西人民生活困难情景的纪录片送到中南海。周恩来总理抱病看完了这部片子，流着泪水说，解放20多年，人民的生活还这样困难，很感痛心。他立即委派中央14个部委的有关负责人组成工作组，专程赴定西救灾慰问。给定西送来了大批救灾物资和救济款。定西人民把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关切以及全国人民的支持，转化成为发愤图强、艰苦奋斗的物质力量，排除干扰，纠正错误，毅然在艰难的道路上迈步前进。1978年，粮食总产量4．50亿公斤，油料总产量0．70亿公斤，年末大牲畜存栏数32．69万头、生猪存栏数65．41万头、羊存栏数86．6万只。
20年来，定西在发展有机旱作农业中着重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1．开展以防旱抗旱为中心的农田水利建设。自1956年实现农业合作化后，定西开展以防旱抗旱为中心的农田水利建设。在水土保持方面，培地埂、挖水平沟、打涝池、开防洪渠、造“水簸箕”、淤泥蓄洪，还有腰地埂、地坎沟、谷坊、沟头防洪、垄作区田等，对控制水土流失起了一定的作用。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定西人民兴修梯田、压砂田、修筑沟坝地，摸索有机旱作农业的出路，走上了改良土壤、以土蓄水、以肥调水的道路。据安家坡水土保持站研究，梯田的平均径流率为6．4％，而坡地为26．3％，梯田要比坡地提高自然降水利用率20％，相当于年降水量的1／5。截至1978年，水平梯田发展到189．38万亩，水土流失累计治理面积达2905平方公里。在兴修水利方面，定西1949年仅有有效灌溉面积10．87万亩。新中国成立后，定西各县充分利用各地水利资源，蓄、引、提、喷并举，先后兴修了一些农田水利工程，1978年有效灌溉面积发展到80万亩。临洮县洮惠渠是定西最大的一条自流引水渠道。新中国成立前灌地仅3．2万亩。1970年，对原渠道进行了扩建改造，将总干渠延长到80公里，设计引水能力扩大到8．7立方米／秒，设计灌溉面积扩大到12万亩。到20世纪70年代末，有效灌溉面积达到9．6万亩，实灌面积8．75万亩。此外，还注重解决定西北部人畜饮水困难。截至1978年，打水窖8．16万个，打涝池2470多个，累计解决了41．28万人和18万牲畜的饮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