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冯玉祥的突然翻脸，不仅共产党人十分气愤，邓宝珊也感到心寒。在刘伯坚被“礼送出境”去武汉的前夕，邓宝珊找刘伯坚做了竞夕之谈。
秋雨绵绵，夜黑如漆，疾风摇着窗前的百年老槐，发出阵阵狂啸。两人对着一盏飘忽不定的油灯，越谈话儿越多，直谈到鸡鸣报晓，曙光透窗。临别时，考虑到刘伯坚的安全，邓宝珊百忧煎心，瞅着这位仅比自己年轻一岁的处变不惊的共产党人，像对亲兄弟般地叮咛道：
“伯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走后，叔振和孩子，就接到我家来住吧——只要我邓宝珊活着，就决不会叫他们受亏？你一心去干你的事……不过，发芽太早的种子，大都很难成活。前途多艰。好自为之？”
刘伯坚站起来。这个从小练过硬气功的职业革命家，顺手抓起邓宝珊桌上的一块青铜镇纸，稍一用力，将它曲成一个圆环，又拉直成为原样，诙谐地笑道：
“宝珊兄？你的好意，我完全明白。可种子既然已经发了芽，死活就在所不计了？感谢蒋、冯二位先生给我们上了一课：革命，不能依附军阀？孙中山依附军阀，革命半途而废；共产党依附军阀，致有今日的下场。我希望你：宁可成为光杆司令，也千万别当军阀？只要你不当军阀，总有一天，我们又会走到一起的……”
邓宝珊紧握着刘伯坚的双手，没有做声。
对中国革命的道路，对风云变幻的时局，两人的见解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对彼此人格与才能的相互倾慕，对革命道义与真挚友情的共同恪守，一直穿透大革命失败后的凄风苦雨，系结着两颗赤诚的心。直到八年以后，红军长征，刘伯坚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兵败被俘英勇就义的前夕，还在留给亲人的信中提到他和邓宝珊的深厚友情——
“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恸异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珊兄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叔振在泸时，还承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泸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
对于跟自己合作共事过的其他共产党人，在他们被迫离开时，邓宝珊也尽其所能帮助他们度过困境。大革命失败后，邓小平也通过葛霁云，得到邓宝珊送给的二百银元作路费，才辗转又去了国外……
1928年初，以陕军为班底的南路军，夹在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处境日趋困难。蒋介石为了挖冯玉祥的墙脚，大肆拉拢收买西北将领。岳维峻跑到应州投靠了蒋介石，并与李虎臣、田玉洁、高桂滋、樊钟秀等密谋酝酿反对冯玉祥。邓宝珊既不愿参与其事，也不便断然拒绝，穷于应付，极为痛苦。而恰在此时，雪上加霜，冯玉祥又干了件使邓宝珊十分难堪的事情：当初由邓宝珊劝归冯玉祥指挥的弓富魁部队，竟被冯玉祥吞并解除武装？
邓宝珊痛心疾首，深深地感到对不起弓富魁这位生死与共的老朋友。为了摆脱这不愉快的人事纠葛，他将第五军由南阳东撤至驻马店后，便离开部队，只带葛霁云等亲信随从，先到郑州，后经武汉，去上海“休养”。
在郑州的永安医院里，邓宝珊与刚由国民党中央派到冯玉祥部队中担任政治部宣传处长的甘肃同乡李世军，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这，很能反映邓宝珊其时的心境——
“宝珊兄？”李世军针对冯玉祥的“反共清党”活动，很有感触地说，“刘伯坚对冯部政治训练方面功劳不小，冯焕章却翻脸不认人？早就有人说这位先生朝三暮四，果然很难相处。你离开，我也离开，你看如何？”
邓宝珊沉思片刻，喊着李世军的字儿，苦笑道：
“汉三？你与我不同。我是带兵的人，我把弓富魁等朋友，劝归冯部指挥。结果未过河先拆桥，弓老大被解决了，我在道义上再不愿跟冯带兵打仗了。为了打倒吴佩孚、张作霖，你可以留下做点部队政治工作，是革命的需要。至于冯的为人，我了解较多，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信义是谈不上的。当年，他和立生、禹行在陶然亭聚义，发誓在搞垮曹锟之后，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计。中山先生来了，冯被段祺瑞、张作霖恫吓，把政权拱手送给了段祺瑞，自己跑到天台山庙里去装和尚，连中山先生的面都不敢见？以后连对北京学生爱国游行的保护责任也放弃了，致使‘三·Jk’惨案，段祺瑞放手屠杀学生……好在，今天他愿意参加北伐，你就暂时跟他工作一个时期吧。能否长期跟他？你很聪明，会本着择人而事，行止从义的精神，决定去留……”
4
这就是上海吗？
这还是中国的城市吗？
一直在北方的黄土地上摸爬滚打的邓宝珊，一来到这个“冒险家的乐园”，立即陷入深深的迷惘之中……
天堂与地狱并存，正义与邪恶为伴，生命与死亡纠缠。蛆虫在鲜花上游行，菩萨在魔窟中卖笑，盛装艳服的太太小姐，跟蓬头垢面的乞丐挤来挤去。污浊的黄浦江上，在无数简陋的驳船、帆船、小舢板之间，游弋着一艘艘威风凛凛的外国军舰。厚厚的钢铁甲板上面，黑河洞的炮口，直指着每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炎黄子孙。
邓宝珊和他的随从住进了法租界。为了安全，他不得不违背良心，向杜月笙孝敬了一笔厚礼。杜月笙，这个当年烤红薯的小贩，此时，早已由在法捕房当警房的敲诈鸦片贩而成为租界“大亨”。他，爪牙密布上海滩，控制着整个黑社会，还由于帮助蒋介石屠杀工人的特殊贡献，而成为南京政府的座上客。没有他的许可，就没有一家妓院能够正常开业，没有一个大烟客可以逍遥地做黄粱美梦，没有一家店铺能够安稳地赚钱。
对于邓宝珊，对于这个不肯追随岳维峻等人一起投靠蒋介石的北方将领，杜月笙表面上倒相当客气，但在暗中却派人严密监视。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他发现邓宝珊也跟一般失意军阀下野政客一样，出入舞厅、“燕子窝”（大烟馆）和赌场之中的时候，才慢慢减弱了他监视邓宝珊的兴趣……
不过，此时邓宝珊染上抽鸦片的恶习，并非完全是一种韬晦之计。回顾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失败，看看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一个个先后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他确实感到有点儿心灰意冷。这些人是没指望了，共产党如何呢？对于共产党的主张，他认为确实不错，但能不能在中国实现呢？他又觉得有点儿为时过早，没有把握。而且，从亲身接触中，他看到共产党内确实有一批像李大钊、刘伯坚、王若飞、邓小平、史可轩、魏野畴……这样的中华民族的精英人物，但也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将来有没有希望，还很难说。因此，离开血流漂杵的中原大地，来到这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外国租界，邓宝珊竟失魂落魄似的，感到那么寂寞、孤独、苦闷、抑郁？就像大海退潮时留在海滩上的一尾鱼儿，张口鼓腮，翻转腾挪，左右无依？
对邓宝珊的心境，葛霁云自然明白。可是，革命处于低潮，全国一片白色恐怖，每天的报纸上，几乎都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惨遭杀害的消息，也几乎都有软骨头们宣布脱离共产党的“自首声明”。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党已完全转入地下活动，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十分注意隐蔽，以便保存力量。此时此地，怎好要求一个党外朋友昂然奋起呢？
但是，邓宝珊并没有真的消沉下去，在这迷乱的世界里，他依然努力保持着头脑的清醒。他铭记着孙中山的嘱咐：“坚持初志，百折不挠。”他也铭记着李大钊的叮咛：“大丈夫处世要随机应变，但不可朝秦暮楚。”在跟三教九流、五花八门的朋友称兄道弟、极力周旋的同时，他一面密切注视着蒋、冯之间关系复杂而微妙的变化，盼望满天乌云中响起几声惊雷，炸开一道裂缝，透透气儿；一面跟躲入租界避难的进步文化人士暗暗接触，大量涉猎中外各种书刊，从中吸取着丰富的思想营养。
就在这段时间，邓宝珊先后结识了周恩来、聂荣臻和邓演达。使他在一片冰盖下得到鼓舞，感受到一些深刻而隐秘的变化。
那是一个满天阴霾的早晨，葛霁云提着口皮箱，敲开了邓宝珊卧室的门：
“宝珊兄？我有个朋友有病，没有钱治疗，想把这口箱子出卖——”葛霁云直视着刚刚起床的邓宝珊说，“你，是不是把它留下？”
邓宝珊一挥手：“霁云？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你我还分什么彼此？拿200块大洋送给这位朋友吧。箱子还让人家带走——嗯，这还是进口的法国皮箱呢……哎，朋友现在哪里？可以见见吗？”
“就在客厅，他也想见见你？”
“好？”邓宝珊换件衣服，跟葛霁云向客厅走去。
大沙发上，坐着一位头戴暖帽，身穿棉袍，白口罩遮住半张脸的老人。身旁一位手拿拐杖的年轻姑娘，显然是他的孙女。
葛霁云把钱和皮箱交给那姑娘，嘴凑到老人耳边大声喊：
“五叔？邓先生来看你。”
老人慢慢站起来，握住邓宝珊的手轻轻一摇，没有说话，只是意味深长地注视了邓宝珊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