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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1929年——民国十八年的特大旱灾，和冯玉祥的四年统治之后，甘肃的局面到底如何呢？可以看看旅陕甘肃民众甘灾救济办事处，发向全国的一则通电——
天祸吾甘，灾歉频仍。民九地震惨变，元气尚未恢复；近年旱戾肆虐，灾祸又复相寻，赤地千里，颗粒未收。冯玉祥又复盘踞甘肃，肆意蹂躏。横征暴敛，人民之膏脂已竭；敲骨吸髓，搜刮之方法弥多。征粮派款，动辄千万，苛捐杂税，任意诛求。壮丁强迫当兵，牛马拉作军用，中原白骨，半属陇上健儿；四野膏腴，遍地掬为茂草。又复挑拨回汉感情，演成屠杀惨剧，田庐化为灰烬，财物变为烽烟。幸存之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愁云
惨雾，到处弥漫……
这电报并未夸大其词。据官方估计，当时甘肃死亡的人口，竟达200万人！冯玉祥在河南向军政人员讲话时，也直言不讳地供称：
部队离开甘肃时，征用骆驼五万余头，大半在河南热死。羊二十余万只，均未给价。发行银行钞票、流通券、军需券至数百万元，均未清理……
而且使邓宝珊更为不安的是：中原大战时，冯玉祥本不想把留在甘肃后方的孙连仲、张自忠等部队调出，后来由于邓宝珊的劝告，才将部队几乎全部调离，仅留雷中田一旅之众守备兰州。邓宝珊当初作此建议，意在减轻家乡的沉重负担。不料事与愿违，冯部离甘后，蒋介石的势力乘虚而入，收编土匪武装，培植地方军阀，马廷贤盘踞陇南，马仲英占据河西，陈珪璋割据陇东，鲁大昌霸占洮岷，李贵清窜扰陇中……征粮派款，抓丁拉差，攻城掠地，混战不休，使甘肃的局面更加糜烂。
邓宝珊困坐黄浦江边，忧心如焚，遥望西天。每当晚霞映空，残阳如血，他眼前就浮现出一座座烈焰升腾的茅屋，耳畔就传来一声声家乡父老在血泊中痛苦的呻吟……
谁能收拾甘肃残局，昭苏民困呢？甘肃的有识之士，想到了闲居上海的邓宝珊。1931年春天，陈珪璋的师政治处处长孙伯泉和省方代表秦峻峰，前往上海秘密去见邓宝珊，邀请他返回甘肃。
邓宝珊听了孙、秦二人的来意，对家乡父老的一片好心十分感激。认为家乡遭此浩劫，自己出言有责，应该回去为桑梓略尽绵薄之力。但是，如何回去呢？甘肃已在蒋介石统治之下，作为反蒋失败的将领，要回甘肃也并非易事！于是，让孙、秦二人到南京去找于右任商量。于右任说：
“我同意宝珊回甘肃。如果以政府名义前去，须他来南京一行。可他连人家蒋的面都不见，叫我怎么出来说话？……你们回去告诉他，得来京一趟！”
二人返回上海，转达了于右任的意见。邓宝珊为难地说道：
“我是反对蒋介石的，怎么能到南京去，作茧自缚，让他摆布呢！”沉吟片刻，又说：“我一定要回家乡，但如何回去，还得再想办法，你们转告兰州父老和陈汉卿（陈珪璋字），要维持好地方秩序，一切不能大意……路过南京，请你们再向于先生转达一下我的意见。”
结果，邓宝珊回甘肃的事，暂被搁置下来。
此后不久，接二连三的意外事件，又给进退无路的邓宝珊以巨大的打击和震撼。
首先，是死心塌地投靠了蒋介石的岳维峻，被蒋介石派去进攻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时，兵败被俘。得到这个消息，邓宝珊悲伤不已。作为老部下，从个人感情出发，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去营救岳维峻。于是，他秘密通过朋友关系，提出一条建议：自己前往鄂豫皖根据地去参加红军，以交换释放岳维峻。在这个根据地负责的张国焘答应，只要能交一笔巨额赎金，即可将岳维峻赎回，邓宝珊得此诺言，就同岳维峻的亲属到处筹集赎金。可是，赎金尚未交清，岳维峻在根据地病故，营救之事也就作罢。
接着，大胆反对蒋介石的邓演达，终于被阴险毒辣的蒋介石派特务秘密杀害于南京。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又一次遭到沉重打击，同邓演达过从甚密的人士，都受到严密监视。
有一天，邓宝珊正在卧室闲坐，突然闯进几个特务进行搜查。他对特务故意大喊大叫，以便引起住在楼上的葛霁云注意。葛霁云迅急将机密文件扔进壁炉，才使歪眉竖眼的特务扑空而去。
这次搜查虽然扑空，但嗅觉发达的特务，不久即查获到邓宝珊以夫人张玉燕的名义写给朋友的一封联络反蒋信件。特务们与法租界巡捕房串通，出其不意地逮捕了邓宝珊，并准备立即引渡给南京政府。
幸好，乐于助人的张玉燕，同当时上海著名的女律师郑毓秀关系十分亲密。事件发生当晚，她就去请郑毓秀出面交涉。富有正义感的郑毓秀，与法租界当局很熟悉，租界法庭的一些推事还是她的学生，经郑毓秀和一些朋友营救呼号，多方奔走，据理力争，法租界当局才将邓宝珊释放。这才使邓宝珊未成为邓演达第二。
邓宝珊刚被释放，杨虎城便派续式甫先后两次到上海来见邓宝珊。此时的杨虎城，因在中原大战中讨伐冯玉祥的胜利，而被蒋介石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和十七路军总指挥，一手掌握着陕西的军政大权，正在雄心勃勃地准备实施他的“大西北主义”。所谓大西北主义，也叫“大陆国防政策”。这是杨虎城考虑已久的一项计划：以陕西为基地，依托甘肃，联结新疆，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帮助，逐步摆脱蒋介石控制，在西北独立干一番事业。为此，他准备请邓宝珊与他合作，帮助他收拾甘肃的局面。
1931年夏天，邓宝珊与续式甫到达西安。经邓宝珊建议，杨虎城派其秘书长杜斌丞前往平凉慰问陈珪璋部队，并约请陈珪璋亲自来西安跟杨虎城和邓宝珊会晤。陈珪璋的参谋长汪飞西认为，杨虎城要实现其大西北主义，必将进军甘肃。平凉是甘肃门户，首当其冲，与杨虎城见面后如果提出进兵问题，无法应付，还是不要亲自前往西安为妙。陈珪璋起初尚有疑虑，后听杜斌丞说，邓宝珊已到西安，他是代表杨、邓二人来此专程相请，同在西安共商大计，出于对邓宝珊的信任，陈珪璋便慨然应允。
陈珪璋到达西安，杨虎城盛情款待，极表亲切。经邓宝珊劝说，陈珪璋对杨虎城进军甘肃的计划完全赞同。杨虎城提出，待甘肃局面安定，就进军宁夏，并许诺保荐陈珪璋任宁夏省主席。陈珪璋为了联络感情，并以其次子拜杨虎城为义父。临别时，陈珪璋一再表不：敞开大门，欢迎陕军入甘，欢迎邓宝珊早日回乡主持大政。
正当杨虎城策划进军甘肃之时，甘肃的政局又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
这年8月，南京政府任命马鸿宾为甘肃省主席之后不满一月．雷中田与马文车受下野后隐居泰山的冯玉祥暗中指使，发动“雷马事变”，捕押马鸿宾，成立了临时省政府。倒台后潜居四川的北洋军阀吴佩孚，从碧口乘虚而入，自称“兴国军总司令”，企图来甘肃浑水摸鱼。他经武都、天水至兰州，一路拉陇地方势力，大肆招收门徒，图谋东山再起。经吴佩孚调解，雷中田释放了马鸿宾。吴佩孚一时赢得西北回族将领的同情，由青海省主席马麟领衔，甘、宁、青、新、川的十八位将领竟联名致电蒋介石，拥戴吴佩孚出山！
这电报，使蒋介石大为震惊，当即下令杨虎城派兵人甘驱逐吴佩孚。这年11月，杨虎城便派其第十七师师长孙蔚如率部进入甘肃。途经平凉，陈珪璋亲自率领部队，配合孙蔚如一起向兰州挺进。在定西击溃雷中田守军，顺利占据兰州。蒋介石任命孙蔚如为甘肃宣慰使。甘肃地方部队李贵清和石英秀部，先后被孙蔚如改编，李部被编为新十旅，石部编为新十一旅。
不幸，杨虎城的陕军入甘，又给甘肃造成一场新的祸患——
孙蔚如、陈珪璋部进驻兰州后，成立了甘肃省政府临时维持委员会，孙蔚如任委员长，以陈珪璋等八人为委员，以孙部旅长杨子恒为兰州警备司令。陈珪璋大力宣传，邓宝珊即将回甘，深得甘肃各界人士欢迎。孙蔚如暗自焦急，他知道邓宝珊在西北素孚众望，诚恐一旦回甘，势必影响自己的地位，便不顾大局，伙同旅长杨子恒密谋，于1932年2月15日，将陈珪璋诱骗到省政府后花园内杀害，企图以此来阻止邓宝珊返回甘肃。
事变发生当晚，驻兰陈部孙志远旅被全部缴械，驻守平凉及陇东一带的陈部郭天池、蒋云台、张自箴、李彦和、谢绍安等旅，同时也遭到陕军的围击。除蒋云台旅撤至固原一带，等候邓宝珊来甘肃外，其余部队，有的投降陕军，有的溃散。
此事传人青海，马麟深感唇亡齿寒，极为愤慨，当即与邓宝珊派往西宁的代表王新令商量，致电迁移到洛阳的国民政府：
“陕军侵入甘肃，地方武装被解决，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如果中央不管，青海即出兵征讨，以安黎庶。”
当时，继“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寇进攻上海，又爆发了“一·二八”上海事变。十九路军正在上海与日军浴血奋战，日本在沦陷后的东北所扶植的伪“满洲国”已经成立。国民党中央接到马麟的电报后，认为上海抗战势将延及全国，大西北为抗日后方，如果继续骚乱，则后果不堪设想。于是，经杨虎城推荐，行政院长汪精卫召集临时中央会议，实行“军民分治”撤销孙蔚如的临时维持委员会，提出任命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邓宝珊为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的议案。会上，何应钦首先表示同意，当即通过。只有马福祥，对邓宝珊的任命表示反对，说这议案应该通过由蒋介石任委员长的刚成立的军事委员会。汪精卫反驳说：
“国难当头，办事要讲求效率。中央委员们都在场，还一定要通过军事委员会吗？”
马福祥虽然再没有说什么，但在会后仍然到处奔走，努力为其子马鸿逵活动驻甘行署主任的职位，大肆反对邓宝珊返回甘肃。跟邓宝珊一起“华山聚义”的陕西中委刘守中问马福祥：
“先生和邓宝珊都是甘肃人，为何反对呢？”
马福祥哈哈一笑：“我不是反对邓宝珊，他身边有共产党啊！”
刘守中知道，这位老资格的马福祥，是西北回族诸马在国民党中央的代表人物。于是，他满怀忧郁地劝告邓宝珊，要跟实力雄厚的杨虎城密切合作：
“宝珊！你是个光杆，没有力量，要紧紧拉住虎城！”
当时也住在洛阳的邓宝珊，笑着说：
“我和虎城还分什么彼此！刘先生，你看该咋办就咋办吧。”
刘守中和杨虎城又经过一番磋商，再次向国民政府建议，遂正式发表邓宝珊为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
但是，当邓宝珊与杨虎城联袂回到西安，获悉陈珪璋被谋杀的意图和真相之后，才明白了自己的处境，是多么的困难和尴尬！
这是偶然地误会？还是有意地捉弄？
邓宝珊痛心疾首，五内如焚，怒不可遏，立即去找杨虎城当面质问。杨虎城极力辩解，说此事由孙蔚如一手造成，他事前毫无所知。邓宝珊质问孙蔚如，孙蔚如又推诿于杨子恒。一件谋杀朋友的血案，竟在合作者之间推来推去，谁也没有责任！
邓宝珊一气之下，匆匆收拾行装，乘火车离开西安，前往北平。杨虎城闻讯赶到住处去亲自挽留，邓宝珊已经启程。
邓宝珊到达北平后，各方好友纷纷婉言相劝，杨虎城也一再来电催促他返回。面对北平街头一群群从关外流亡来的难民，和一队队高呼抗日口号挥舞旗子示威游行的学生，邓宝珊的胸中在不停地波翻浪滚。怎么办呢？北平家中的四合院，使他感到那么憋闷：国难当头，救亡图存，为了建立巩固的抗日后方，只有义无反顾地回到甘肃去。可是，从陈珪璋被谋杀的不幸事件中，他忽然想到，在自己未去甘肃之前，最好能向下野隐居泰山的冯玉祥做点解释。因为，他已经得悉，冯玉祥并没有真的隐居，雷中田与马文车发动“雷马事变”扣押马鸿宾的这幕闹剧，就是由冯玉祥在暗中导演的。
于是，邓宝珊派车接来住在西山养病的李世军，请李世军代表他去泰山向冯玉祥陈情，说明他去甘肃任行署主任的政治意图。不料冯玉祥一见李世军，不仅不理解邓宝珊的苦衷，反而凶相毕露，大骂杨虎城和邓宝珊是蒋介石的“走狗”，连李世军也几乎险遭不测！李世军回北平后报告了他泰山之行的经过，邓宝珊痛惜地说：
“怪我多余！不过，我认为道义上应该在未去甘肃之前，向他讲一下……”
李世军一声长叹：“咳！岂止多余——”
“嗯！”邓宝珊看了李世军一眼，说：“这事太教你受委屈了。可是，不管冯先生对咱们如何误会，我总算尽了当年共事的友谊，问
邓宝珊决定携崔锦琴夫人一道离开北平。临行前夕，在北平上学的甘肃籍学生隆重集会，热烈欢送。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大厅里，在精心布置的一盆盆鲜花之间，学生们围着身穿长衫的邓宝珊问长问短。甘肃第一代女大学生沈滋兰请邓宝珊讲话，邓宝珊勉励大家放开眼界、关心国事，学好专业，立志回甘肃为桑梓服务。他热忱恳切的话语，博得一阵又一阵掌声。
为了约请“华山聚义”的老朋友续范亭为参谋长，返回途中，邓宝珊还到太原小住了几天。八面玲珑的阎锡山，送给邓宝珊山西造手提式冲锋枪100支，五十瓩电台一部，并介绍了卫虚若等数十人作为邓宝珊的部下，一起到达西安。
此时，邵力子在西安已经等候20多天了。这位给蒋介石担任过秘书长的国民党元老人物，跟邓宝珊一见如故，脾气十分相投。杨虎城待邓宝珊稍事休息，即设筵饯行，催促赴任。同时，介绍自己的参谋处长王鼎五任邓宝珊驻甘肃行署的参谋处长，以及参谋李春煊、副官雷天和等数十人随行。
但是，正当邓宝珊和邵力子动身赴任去兰州之际，蒋介石却突然发来一道密电：
葛霁云速离邓部，不准随行。
这是什么缘故呢？邓宝珊和葛霁云当然都很明白。面对从小一起长大，又朝夕相处，患难与共达八年之久的老朋友，邓宝珊拿着电报纸的手在微微颤抖，不知该说什么话好。葛霁云却摘下眼镜，一边轻轻地擦着镜片，一边安慰邓宝珊说：
“宝珊兄！不必感伤，这是意料中的事，临别之前，我只希望你注意：目前的蒋介石，一手把持中央，有权、有钱、有军队，还有特务，中国的任何军阀，都不是他的对手。对地方反蒋军事力量，不要有过高希望。跟蒋介石斗，就必须跟共产党合作，就必须首先斗政治，就必须十分讲究策略。我知道，你对我党的一些做法，并不赞赏，可这也是逼出来的……环境使然！中国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既然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我们就必须站在农民一边。谁想搞西方议会民主那一套，恐怕只是天真的梦幻……”
邓宝珊细细琢磨着葛霁云这番话，琢磨了几十年。
一别成永诀。葛霁云跟邓宝珊分手后，曾去马仲英部工作。后与马仲英同赴苏联学习，又返回国内，惨遭杀害。但是，这位甘肃省最早的共产党人，牺牲于何时何地？至今尚无确证，仍是一件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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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了，兰州！
皋兰山和白塔山夹峙下的河谷盆地里，在一片灰濛濛的城郭田园之间，黄河像一条被困锁的巨龙，七拧八扭，左右挣扎，浊流滚滚，喘息呻吟……
秋风残照里，血红的夕阳把满河惊涛涂抹得灿烂辉煌。古老的大水车，依然用单调的音节在疲惫不堪地吟唱。河边挑水的水夫们，拖着瘦长的影子，裸露着酱紫色的脊梁，依然跟23年前，一般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