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北峰见傅作义浓眉紧锁，去而复返，不知又有什么棘手事情发生，手扶茶几不安地站起。邓宝珊却装做视而不见，仍然背靠沙发一副听取汇报的悠然神情。傅作义坐到办公桌前，一言不发，看看王克俊。王克俊打开机要文件夹，把一份电报送到邓宝珊面前，也无语默立。邓宝珊拿起那电报看看，抑扬顿挫地念道：
“‘……少校以上军官，机关枪以上武器，派飞机十架从明天起陆续运载……你我交情多年，此乃最后恳求，务请无论如何助我办好……’嘿嘿，蒋先生真有意思，此时此地，还念念不忘保存实力，还讲起‘交情’来了！”
“可我，两方面都得罪不起啊！”傅作义沮丧地说：“此事该如何处理才好呢？”
邓宝珊把电报还给王克俊，胸有成竹地答道：
“宜生兄！区区小事，交秘书长去办就行了，何必劳你亲自处理。可以马上复电南京，叫他们按计划行动，同时电告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一见有飞机降落就用炮火封锁机场。这样，两方面总算都对得起了吧？”
傅作义点头一笑：“嗯，蒋先生耍弄了一辈子人，这回咱也拿他当猴耍耍！克俊，拟个电稿。”
王克俊凝神片刻，拔出派克金笔在电报稿纸上写了几行小字递给傅作义。上面写道：
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
转去蒋介石来电一封。我尚无法阻止，望届时用炮火封锁
机场。
傅作义
×月×日
傅作义目不转睛地盯着电稿默然良久，又转交给了邓宝珊。邓宝珊一看，拍着王克俊的肩膀轻声笑道：
“秘书长呀，聪明人怎么糊涂起来了？此时的北平城里，还是谁家的天下？蒋先生的太保没有睡觉，这样的电报，敢让总座署名……”
王克俊恍然大悟，忙划掉电稿上“傅作义”三字，换上自己的名字。傅作义一看，眉峰立刻舒展，用感激的神情命令王克俊赶快去拍发。
处理完此事，已是元月13日凌晨一时半了。傅作义要留邓宝珊在中南海休息，邓宝珊坚辞而别，与王焕文又回了孙家坑。
寒星闪烁，炮声断续。虽然已是深夜，这条四通八达的小胡同里仍然难以平静。孙宅东边的破庙里，不时传来伤兵们痛苦的呻吟和粗野的谩骂。一进前后两落典雅的四合院里，表面上悄寂无声，但人人胸中都悬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北屋崔雪琴夫人的窗上还亮着灯光。这位追随丈夫孙岳屡经风险的老太太，大概还在面对观音大士的瓷像，忧心如焚，闭目合十，虔诚祈祷吧？邓宝珊走进他住的西屋，脱掉大衣，沏了杯他爱喝的红茶，打发走王焕文，点了支烟，靠在沙发上，听炉中新添的煤毕剥作响，细细估量起在谈判中可能会出现的种种问题来。想到自己临危受命，马上就要全权代表傅作义出城谈判，他的神情表面上仍那么平静，脑海里却波翻浪滚！
对邓宝珊来说，担负与此类似的使命，已经远非第一次了。近40年来，他不仅跟各种对手在枪林弹雨之中拼搏厮杀，也闯荡龙潭虎穴跟各种对手进行过唇枪舌剑的交锋。1924年秋天，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他作为胡景翼的代表，在说服冯玉祥、孙岳、胡景翼三方联合发动“北京政变”、组建国民军的过程中，就发挥过鲜为人知的特殊作用。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后，他奔走陕、晋、冀、鲁四省，与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等多次磋商，劝说他们同仇敌忾，共同抗日。1937年春天，张学良因“西安事变”被蒋介石扣押之后，为了帮助杨虎城摆脱危险处境，他作为杨虎城的代表三次面见蒋介石，终于说服蒋介石同意让杨虎城出国考察……
但是，跟昔日进行过的任何一次谈判相比，目前使命的重大和艰险，都不能与之同日而语。邓宝珊十分清楚，他跟共产党之间不仅有情投意合的交往，也有过血肉横飞的恶战。现在面临的几个谈判对手，除了聂荣臻，自己在20年前的上海曾掩护其进行革命活动、有过一段难忘的接触之外，对林彪只有一面之交，同罗荣桓干脆素昧平生。要说服这些连战皆捷、士气旺盛的胜利者，与败军之将的傅作义握手言和，会不会比说服傅作义还要更加困难呢？虽然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十分明智，可也难保其部下不发生一些意外的举动呵！如果谈判破裂，会不会将他这个副总司令作为人质扣押，用来要挟傅作义呢？从过去发生过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特别是两次突然围攻榆林，使他几乎城破被俘的经过来看，这并非绝对不可能——
“哈哈……！”
想到这里，邓宝珊不禁笑了。多么无聊！半辈子出生入死，从未计较个人安危，现在倒怎么如此贪生怕死呢？为了北平200万人的生命安全，赔上我邓宝珊一条命不也值得吗？此行不能告诉任何人，对崔雪琴大姐和女儿团子，甚至对随从副官王焕文，也只能隐其实情，就说要去城防前沿阵地视察，需外出几日吧……
不知是过度疲劳，还是万念俱消，想着想着，邓宝珊背靠沙发，迎着窗帘间透进的熹微晨光，一张记载着半个多世纪风云变幻的粗糙而和善的脸上，浮起一丝微微的笑意，酣酣地睡着了。
煤炉中欢跳的火苗，慢慢化成灰烬。
冬夜黎明时的酷寒，也未能将他冻醒。
这位55岁的沙场老将，竟睡得跟孩子一般坦然恬然！
上午九时，邓宝珊才被王焕文叫醒，起身洗漱，刮脸修面。他平时很不注意仪容，短发长衫布鞋，与其说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将军，倒不如说像一个清贫拙朴的乡下教书先生。但是，参加重大活动，他却绝不马虎。“将不威，则兵溃。”作为深谙兵法的将军，他完全懂得一个军事政治家的仪容举止，与其事业成败之间并非毫无关系。
“焕文！”经过认真修饰，容光焕发的邓宝珊喊来随从他已十年之久的年轻副官，吩咐道：“吃完早饭，准备出城，任何东西不要带，拿几包香烟就行了。”想了想，又叮咛了一句：“此行必须保密。对人就说我去武汉，不几日即回……”
王焕文心领神会，点头称是。
午后一时，周北峰与参谋刁可成乘一辆吉普车依约而来。邓宝珊便与送到门口的女儿团子等挥手告别，领着王焕文四人一道出发。
为了转移特务的视线，吉普车开到德胜门后，四人下车步行出城。以视察为名，由傅部驻军师长牟新亚陪同，边走边看城外布防情况。过了土城子，走到前沿战壕，与牟师长告别，又经过两军对峙的一段中间地带，才进入解放军阵地。由于事先早有联系，解放军已派出队列科的王科长和一位身穿长袍自称姓李的接待人员，准备好马匹，在此等候。邓宝珊一行乘马缓驰，到清河镇稍事休息，又换乘一辆中型吉普，经沙河由城北绕到城东，于下午五时左右抵达通县马各庄。
小北风卷扬起阵阵沙尘，吹得光秃秃的树枝摇曳不定。邓宝珊一行，被领到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临时招待所——一座高门深院、宽敞阔绰的富家宅第，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几位领导，已在门口迎接。周北峰以为，稍事休息，双方就要会谈，谁知彼此寒暄几句之后，林、罗、聂三位便一一告退。只留下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陶铸、参谋处长苏静，以及陪同他们的王科长负责接待，共进晚餐。晚餐之后，也只是嘱咐他们好好休息，到底何时进行谈判，竟一字不提！
这是怎么回事儿呢？刁可成满腹狐疑地瞅瞅周北峰，周北峰也感到大惑不解。上次在蓟县八里庄，可并非如此啊！那天下午他一到八里庄正在吃饭，聂荣臻将军就从总部专程驱车来接见他。陪他和张东荪教授吃完饭后，将全国战局和平津前线的形势作了详尽的陈述。当晚，又派人单独把他请到自己的住处，深夜促膝密谈。第二天、第三天……直到元月11日草签《会谈纪要》整整五天的时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一齐出面多次进行正式会谈，共产党谋求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诚意和紧迫心情，使他深受感动。可现在仅仅事隔三日，为什么就给人以酒淡茶凉之感呢？
周北峰一声长叹，看看邓宝珊。谁知此时邓宝珊却倚枕而卧，拿一本线装书注目凝神，轻声咏哦。周北峰好生奇怪，当是什么天书，瞟了一眼，原是一册《杜少陵集详注》。只听邓宝珊那低沉的声音，在缓缓念道：
“……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
夜，那么长！是感于人事沧桑的变幻，还是受到杜甫《北征》一诗的感染？替傅作义奔波半生的周北峰，忽然觉得莫名的辛酸！回想年轻时去欧洲留学也曾加入过共产党，如果没有脱党，哪会像今天处境这般难堪？……他越想越不是滋味，闷得慌，便去找上次来谈判时留下的发报人员，给傅作义拍了一个电报，报告他们安全到达谈判地点。
4
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作战室里，下达完向天津国民党守军陈长捷的进攻命令之后，围绕如何解决北平问题．在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之间，发生了一场微妙的争论。
对于北平问题，中共中央早已有使用军政两手解决的准备。这一决策，对平津前线司令部有明确指示，林、罗、聂都很清楚。聂荣臻长期在华北作战，多次跟傅作义交手，与刘仁领导的北平地下党关系密切，对华北敌我双方的情况充分了解，认为中央的决策切实可行，而且以政治解决为上策，对争取和谈积极主动，常常向林彪和罗荣桓坦率地陈述自己的见解。长期从事政治思想工作的东北野战军政委罗荣桓，心胸开阔，虑事深远，对聂荣臻的意见表示赞同，同意在不放弃以武力解决的同时，争取和平解放北平。林彪呢，态度十分复杂，对谋求和平的意见，既不明确支持，也不明确反对，但在其内心深处，似乎藏着难言之隐……
“……老林！”聂荣臻引述北平地下党提供的大量情报后，兴奋地说，“你看，根据刘仁同志的分析和傅作义的女儿共产党员傅冬菊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说明只要打下天津，和平解放北平的可能性就会进一步增大。据傅冬菊反映，这次傅作义派邓宝珊来，已下了最后的决心，确实跟前几次不同。邓宝珊这个人，同我党接触多年，对我们的政策比较了解，也比较同情。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个有利时机，认真去谈……”
林彪未置可否，而且有点漫不经心。罗荣桓接着说：
“是啊，司令员！聂总的意见，值得认真考虑。保护城市、尽量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牺牲和损失，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在东北作战时，你也经常强调嘛！而且，我们都知道，中央已经初步议定：将来建立新中国，要定都北平。我看，只要有和的一点儿希望，我们都要争取，都不能轻率地决定去打……”
林彪见自己处于一对二的不利局面，哈哈笑道：
“我们对傅作义长期围而不打，不就是在执行中央的决策，以战逼和吗？……不过，事情总得两厢情愿，单相思可不行啊！傅作义、邓宝珊都很狡猾，不给他们一点儿下马威，恐怕也谈不成什么！这样吧，咱们分个工：聂总和老罗着重考虑谈判；我主要负责攻打天津。”
走出作战室，聂荣臻的心情有点儿沉重。他很清楚，林彪是平津前线的第一把手，如果林彪的态度不积极，谈判就难以进行下去。而要继续说服林彪，自己恐怕也没有这个能力，于是，便决定以个人的名义，独自向毛泽东主席拍发了一个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