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冯国瑞自知来日无多，就托请邓宝珊代他将这批文物字画捐赠给国家——经“文化大革命”浩劫，已散失不少，目前麦积山的两千多件藏品，大多为冯国瑞捐赠。举世瞩目的“东方雕塑馆”呵，该不该为这位献身石窟艺术的开拓者也立一尊塑像呢？
第三件事，冯国瑞是含泪央求邓宝珊的。他问邓宝珊，能不能在他咽气之前设法与他远在新疆的儿子见上一面？邓宝珊当即发电报汇款，要冯子从乌鲁木齐坐飞机火速赶回兰州。不幸，远在南疆的儿子赶到时，冯国瑞已与世长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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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后的中国人，包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民，都变得更聪明了。不但城市的知识界从此“夹起了尾巴作人”，连沸沸扬扬闹退社的广大农村也从此俯首帖耳，唯命是从。
1958年6月，在甘肃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上．邓宝珊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长。在形式上其政治地位并没有什么变化，陪同视察、会见外宾、迎来送往……在所有礼仪性的活动中，几乎都有他的身影。1958年暮春，朱德委员长视察甘肃，五泉山、雁滩、兴隆山……邓宝珊全程陪同，身经百战的将军与德高望重的元帅一路游山观景，谈天说地，访碑稽古，但都避开敏感犯忌的现实话题。邓宝珊十分敬重朱德，不仅敬重他作为军事家的指挥才能，更敬重他不居功，不揽权，不谋求个人地位，忍辱负重，进退自如的大度和气量。自从当年在陕北结识以来，两人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相似的军旅生涯和对传统文化的仰慕，使他俩心照不宣有许多共同的语言……
1959年初，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访问兰州，邓宝珊与胡志明亲切会见。对领导越南人民推翻殖民主义统治取得民族独立的这位传奇式的领袖人物，邓宝珊虽是初次会面，但那朴实儒雅的谈吐和慈蔼平易风采给邓宝珊留下深刻的印象。邓宝珊知道，胡志明不仅是中国革命的亲密战友，而且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怀有深厚感情。因此，在向胡志明介绍甘肃的地方情况时，对敦煌、麦积山的石窟文化如数家珍般进行了重点介绍，引起胡志明很大兴趣。
胡志明访问后不久，西藏的班禅大师赴北京途中经过兰州。邓宝珊与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汪锋，亲自去机场迎接。此时的邓宝珊，虽已65岁，健康状况也日益转差，但对参加这类礼仪性活动仍不辞辛劳。但凡有重要人物到达兰州，必出面热情接待。
1959年10月1日建国十年大庆，邓宝珊早早起身去参加庆祝活动。他同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等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们一起，站在兰州盘旋路北口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检阅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整整站了一个上午。在当天的《甘肃日报》上，他还发表了两首以《庆祝国庆十周年》的七绝：
（一）
改造山河日日新，十年建设转乾坤。
丰功在史前无例，喜见今人胜古人。
（二）
皋兰山下大河边，男女颂声达九天。
千百年来无此乐，为歌建国十周年。
这两首诗写得很直白，也算是一种押韵的政治表白，具有那个口号时代的明显风格。连柳亚子、郭沫若等人的同类之作也不过如此，对邓宝珊的这两首诗自然无可厚非。而且，联系四年前邓宝珊为杜甫画像所写题画诗中那句“不薄今人厚古人”，这诗中的“喜见今人胜古人”，似乎还带有一种自我检讨的口吻。这两首诗后来收载在民革中央宣传部编的《爱国老人诗词选》里；邓宝珊留世的诗作共计八首，就诗论诗，那首题画的七律显然比这两首绝句为佳，有趣的是，此书却将那首七律没有选入。看来，编者与作者具有同样的苦衷……
但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就在邓宝珊献诗歌颂“今人胜古人”、一再表白自己对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以及“皋兰山下大河边”的革命形势如何赞叹之时，一场批判邓宝珊的闹剧开始在兰州上演。
这场闹剧的导演者很高明，很懂得如何借势，借庐山会议整彭德怀大反右倾机会主义之机、之势，排除异己，压制不同意见，在甘肃弄出个由他一手遮天的局面——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东坡的名句不仅富有哲理，还具有政治启示。毛泽东说过：“我最喜欢庐山。”此言不虚。井冈山，是他革命起家的根据地，只回去过一次；宝塔山，是他辉煌生涯的立足点，一次也没有回去过；惟独庐山，从1959年初次登临，到1970年以77岁的高龄三上庐山，前后在庐山住过137天！当代中国几幕惊心动魄的大剧，竟都与庐山有缘！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登上庐山，在此两天之前江西省委才接到要在庐山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通知，接待工作准备得十分仓促。至于会议的内容，事前连刘少奇也不知晓。会议从7月2日开幕后先开了几天分组座谈的“神仙会”，白天开会晚上看戏跳舞，气氛悠闲轻松。毛泽东提出十九个问题作为会议议题征求大家的意见，并打招呼会议主要是反“左”，还要搞一个文件。因此，大家畅所欲言，连向来谨慎持重不大说话的朱老总也批评了农村公共食堂，并说：“食堂即使都垮了，也不一定是坏事。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总不能让他们‘致穷’……工业么，主要是大炼钢铁搞乱了，指标太高，一哄而上，划不来！”参加西北组讨论的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真以为要反“左”，忙给留家主持工作的二把手霍维德书记打招呼。霍维德不敢怠慢，亲自组织人搜集甘肃“左”倾蛮干的材料，连夜报往庐山。不巧，适逢此时，连日暴雨，引洮工程的渠首——古城水库的溢洪道设计太小，水库危在旦夕！下面请示省委：能不能掘库放水，以保洮河下游平安？事态火急，来不及向远在庐山的一把手请示，霍维德做主指示掘库放水……
不少人包括一些党史研究者认为，庐山会议之由反“左”转为反右，完全是由于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那封信惹的祸。事实如何呢？彭德怀的信，是7月14日才写的；7月10日晚，毛泽东召集各小组组长开会讲话时，风向就已经变了。原来，毛泽东的畅所欲言是限定在“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这三句话内的，他可能估计经过刚刚结束的“反右派”斗争，已不会有人敢跟他公开叫板，没料到言路一开在自己党内领导层就炸了锅。面对会议《简报》上一篇篇根本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措辞激烈的发言，他再也憋不住了，不得不站出来讲话给全党“统一思想”。毛泽东讲：
“对形势的看法如不能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把问题搞清楚……对去年一些缺点、错误要承认。从一个局部、一个问题来讲，可能是七个九个指头的问题；但从全局来讲，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成绩还是主要的……陈铭枢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偏听偏信，就是要偏……同右派作斗争，总得偏在一边……”
这个讲话，次日即向全体与会者作了传达。按毛泽东安排，再过几天待《会议纪要》讨论通过，即可结束会议。彭德怀的信火上浇油，给毛泽东整肃党内不同派别提供了一个口实，因此，才有8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召开，才有波及全国的“反右倾”斗争。
张仲良从庐山回来，当即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手持“反右倾”尚方宝剑，砍向“以霍维德为首的反党集团”。上报庐山的“左”倾蛮干材料，自然成了霍维德攻击“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罪状，掘库放水更是破坏引洮工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大铁证。会议当场就处分了一批干部，而且，上挂下联，顷刻之间雷厉风行把斗争推向全省，一大批务实的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分子。向省委反映过人口外流、农民浮肿、搜查粮食逼死人命真实情况的天水地委，领导班子撤换了；几个县的县委书记无一人幸免于难；秦安县委书记宇文荣被抓进监狱戴上了十四斤的脚镣……
上行下效，而且往往还会有“创造性”发展。由于毛泽东在庐山点了龙云、张奚若、陈铭枢、黄万里……一串党外人士的名吧，在批判斗争霍维德的同时，矛头也对准了邓宝珊！
邓宝珊的主要罪名是粮食问题。
民以食为天，这句在人多耕地少的中国普遍适用的古训，在干旱缺水的内陆省份甘肃尤为深刻。粮食问题，是困扰甘肃数百年难以解决的头等大事，甘肃历史上的每一次政局动荡、社会动乱，无不源于饥荒。甘肃民间一直把当兵称作“吃粮”，当年左宗棠给朝廷的奏章里就发过“招兵容易筹粮难”的浩叹。经历过民国十八年大饥荒饿镡载道，十室九空的邓宝珊，主持省政府的工作以来一直将粮食问题忧系于心。研究工作、批示文件、会议讲话、下乡视察……首先关注的总是全省人民的吃饭问题，尤其是农村的口粮问题。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加上不期而至的朝鲜战争，从中央到地方困难重重，没有条件滋长骄傲自满情绪。当时的省委领导也比较务实，能够如实向中央反映甘肃的困难，在粮食问题上省委、省政府意见一致。不幸，务实的干部历来大多得不到上峰的喜欢，往往被目为右倾保守！张仲良到甘肃任职后，不顾省情，急于改变甘肃落后面貌，为捞取个人政治资本，信口开河，盲目蛮干，压制不同意见，乱铺摊子，虚报浮夸，使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把广大群众推到了饥饿与死亡线上。
1958年10日，在全省农业工作会议上，将当年甘肃的粮食总产由1957年的85亿斤瞎吹到220亿斤！大喊什么“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欺世盗名，还拿出一个“特大丰产的典型”，到会表演——
这个“典型”是在礼县出土的，说是有个农村团支部书记种的洋芋，亩产高达16万斤！于是把这个团支部书记请到会上来介绍他的“高产卫星”经验。报纸刊登了特大新闻，不少领导陪张仲良叫好，邓宝珊眉头紧锁，一声不响。他心里嘀咕：这16万斤洋芋平铺在一亩地里，该有多厚的一层！16万斤，载重五吨的汽车，得16辆车去拉啊……可能吗？
结果，消息见报，谎言败露，当地父老十分气愤，纷纷揭发。弄得这位团支书无颜回乡，什么也没有捞到，从兰州直接去了新疆，多年后才回到礼县。
但是，善于虚报浮夸的张仲良却乘风而上，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这次增选的候补委员共计25人，是按得票数为序的，第一名王任重，第二名就是张仲良，其为中枢之器重，由此可见！
然而，纸总包不住火。从1957年后半年开始，甘肃农村人口外流、浮肿、饿死人的事就在各地陆续发生。外逃的饥民给邻省也造成很大麻烦，不断向中央反映，要求甘肃派人来接回。可张仲良认为，这是地县党委抓阶级斗争不力的结果。于是，在1958年冬天，省上派出四个农村工作团分赴河西、陇东、陇南和中部四个片，以整社为名去抓基层的粮食“瞒产”问题。陇东工作团团长是副省长李培福，他生性耿直，作风踏实，富有农村工作经验。在平凉、庆阳跑了许多地方，发现不少公社、生产大队的粮食征购任务，比实际的粮食产量还要高！一些食堂，早已倒灶散伙；一些公社，连种子都已吃光。眼看天冷，秋播还无法完成，仅静宁县的界石铺公社就有三万亩地未能下种。李培福调查到情况这么严重，赶回兰州向省委汇报，请求尽快给下面回销粮食。张仲良一听就发火，不但不给粮，还将李培福狠批了一顿……邓宝珊听了满腹委屈的李培福向他诉苦后，也愁眉紧锁，一筹莫展！因为，此前邓宝珊也多次向张仲良反映过类似情况，张仲良置若罔闻，毫不理睬。一切权力都集中在省委第一书记手里，别的书记都成了陪衬，他这党外民主人士的省长，能有发言权吗？
可笑的是，在批判霍维德“反党集团”的时候，也没有忘记批判邓宝珊！而且，手段十分高明，报纸、文件并不公开点名，派往省级机关、大专院校的工作组却大呼小叫，夹枪带棒，声言霍维德攻击党的粮食统购政策、破坏引洮工程种种罪行，都与主持省政府工作的那个人不无关系……
久经风浪的邓宝珊，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却不为所动，沉稳如山。以史为鉴，他知道，任何政治投机只会得逞于一时，很难维持长久。不论谁来当权主政，都得体恤百姓，不敢把百姓饿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是时间而已。中央不撤职，你张仲良也就那么点小手段！因此，在甘肃的“反右倾”邪火乱烧的日子里，邓宝珊照样按时上班、出席会议、迎来送往……脚步不乱。
在1960年前后，有一个“马路消息”曾广为流传。是真真假，无法核实，姑妄记之，聊备参考——
消息说：在最困难的日子，邓宝珊为救民于水火，甘冒丢掉乌纱的危险，带着家乡父老充饥的树皮革根糠菜团子“进京面圣”。他以为奸臣当道，最高领导不知下情。走进中南海，才知连最高领导也数月不见荤腥，饿死人的省份不独甘肃一省。但是，听了邓宝珊的汇报，最高领导仍感到吃惊：这个张仲良，怎么搞得连省城兰州也快断粮了？为了“勒紧裤带，保卫兰州”，竟发动学生去与郊区农民抢捋柳树叶子！把黄河边的柳树都给捋光了……
最高领导半信半疑，派员去甘肃微服暗访。走到山丹县，被县委书记刘逢浩下令逮捕。这个刘逢浩是张仲良最宠信的一位县委书记，大跃进中山丹县被评为“红旗县”，反右倾中一大批干部被整得家破人亡。在河西走廊，山丹饿死的人最多，不少村庄人饿死后无人掩埋，白骨露野，惨不忍睹！刘逢浩却喊出一个口号：“宁肯人吃草，不叫红旗倒！”还美其名曰：“发扬红军长征精神”。
中央调查人员的被捕，才促使最高领导下决心解决甘肃的问题。于是，才有1961年初西北局兰州会议的召开，才有中央派工作组到甘肃来“下水救人”的举动，才有从国外进口的粮食回销甘肃
——这个“马路消息”不可能载入史册。不过，从后来公开刊登的一幅1960年毛泽东接见邓宝珊两人握手的照片来看，这消息也许并非空穴来风。
附带说说：张仲良虽犯严重错误，处分却很轻。仅由第一书记，改任为第三书记；为平息民愤，后又调往江苏，去易地做官。“左”是工作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比右好，百试不爽！有感于此，若干年后，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才一针见血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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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春天，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并召开兰州会议，坚决纠正了原甘肃省委的“左”倾蛮干错误。新任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到达兰州，就来看望刚从外地疗养归来的邓宝珊。
两人是相交已经30年的老朋友了。1931年冬天，汪锋当时是陕西省委军委负责人，正在西安。有一天，他在街头受到特务追踪，便跑到西安皇城南门外邓宝珊的办事处去躲藏，特务尾追到门口没敢进去。他在办事处住了两天，经葛霁云介绍认识了邓宝珊。邓宝珊知道他是正被追捕的共产党员，但很痛快地说：“住下，你需要住多久都行！我可以设法为你提供一切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