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虽然具有生物上的起因，但在文明社会，却是法制的产物。婚姻受法制制约，而且父母对于孩子的权利也是有详细规定的。如果没有婚姻，父亲就没有权利，因为孩子是完全属于母亲的。虽然法律的本意是要维护家庭，但现在却开始逐渐干涉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并违反法律制定者的意愿，越发成为破坏家庭制度的主要手段之一。其实，非但那些道德败坏的父母，就是那些极为贫困的父母也受到国家的干涉，以保证他们的孩子免遭不幸。
十九世纪初期，干涉工厂童工劳动的建议遭到猛烈的反对，理由是，这将减少父母的责任。英国的法律虽不像古罗马的法律那样允许父母迅速而无痛苦地杀死他们的孩子，但却允许父母用苦工的折磨慢慢夺去孩子的生命。这一神圣的权利得到家长、雇主和经济学家的维护。然而，社会道德观念却对这种抽象的空谈感到反感，于是《工厂法令》被通过了。
接下去的步骤就是推行强制性教育。这的确是对父母权利的一种严重干涉。除了节假日，在一天的大半时间中，孩子们必须上学学习国家认为他们必须知道的事情，而父母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却得不到法律的承认。通过学校，国家对孩子生活的支配权逐渐扩大。孩子的健康受到照顾，即使他们的父母是基督教精神疗法者。如果孩子在精神上缺陷，会被送到专门的学校；如果他们吃不饱，会免费得到食物；如果父母没有能力购买鞋子，可以由国家负责供给；如果孩子到学校有遭父母虐待的迹象，父母很可能要受到惩罚。过去，只要孩子尚未成年，父母就有权得到孩子挣来的钱。现在，虽然孩子实际上很难保存他们自己挣来的钱，但他们有权这样做。在雇佣劳动者中，留给父母的几项权利之一，是向他们的孩子传授同一居民区中共有的迷信。然而，在许多国家，这种权利也被从父母的手中夺走了。
国家取代父亲到底能达到什么程度无法确定。国家所担负的是父亲的功能，而不是母亲的功能，因为国家要向孩子提供父亲在经济方面的帮助。在上层和中层社会，这种情况几乎从未发生过，所以有钱的父亲要比贫穷的父亲重要，而且有钱的家庭也要比贫困家庭稳固些。凡是社会主义国家，如苏维埃俄国，取消或彻底废除以前为富家子弟而制定的教育制度，被视为是一件急需解决的事情。很难想像这种事情会在英国发生。那些著名的英国社会党人因有人建议所有的孩子都应上小学而大发雷霆。他们竟然不知道阶级之间的分歧与教育制度的关系是多么密切。
目前欧洲各国的趋势是，国家对雇佣劳动阶级中父亲的权力和功能的干涉日益加剧，但它并没有相应地干涉其他阶级（俄国除外），结果在贫富之间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形：一方面，穷人家庭日趋衰落；另一方面，富人家庭却没有相应的变化。
对孩子的人道主义观念已经引起了国家的干涉，而且还将引来越来越多的干涉。例如，伦敦贫民区中的许多孩子，以及北方各工业城市中众多的孩子都在遭受佝偻病的折磨，对于这种疾病，无论父母如何努力，都无济于事，因为这需要良好的饮食、新鲜的空气和充足的阳光，而这些都是父母所无力提供的。只有听任孩子在他们生活中受到身体上的摧残。那不但残酷，而且也是不经济的，因为如果人们学到卫生和饮食方面的知识，孩子就不会蒙受不必要的损失。所有这类建议都遭到了政治上的强烈反对。伦敦各城区的富人们联合起来，想压住这些事情的发展势头，他们在极力阻止那种减少穷人疾病和痛苦的行为。如在坡普勒因采取了确实有效的措施，从而降低了婴儿死亡率，他们却被投入了监狱。富人们的反对屡屡受挫，穷人们的健康状况在不断得到改善。我们完全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国家在照顾雇佣劳动者的孩子方面的作用将得到加强，与此同时，父亲的作用也将相应地降低。父亲的生物作用是在孩子们无力自助的时候保护他们，所以当这种作用为国家所取代时，父亲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我们会看到社会逐渐分化为两个等级：保存旧式家庭的富人和越来越希望国家起到过去属于父亲的经济作用的穷人。
在苏维埃俄国，家庭产生了更为激烈地变化，但是由于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是农民，在这些人当中，家庭依然和中世纪西欧的家庭一样稳固，所以共产主义理论只能影响少数城市居民。在俄国，我们会看到与资本主义国家完全相反的情况，那就是，废除了家庭的上层社会和继续保存家庭的下层社会。
取消父亲的另一个强有力的因素是，女人对于经济独立的愿望。迄今为止，发表政治见解的妇女都是未婚女子，不过这种状况也只能是暂时的。目前，英国已婚妇女所受到的虐待比未婚女子所受到的要严重得多。已婚女教师所得到的待遇和一个犯过错误的男教师所得到的毫无二致。甚至连妇产科医生也非是未婚的。这些情况的产生，并不是由于已婚妇女不适合工作，也不是由于她们在就业方面有法律上的障碍，法律早在几年前就明文规定，女人不应因结婚而降低工作能力。已婚妇女找不到职业的全部原因在于男人希望保持他们对于女人的经济权力。女人大概不会永远屈从于这种专制。但女人想依靠政党来解决问题，恐怕是有些困难的，因为保守党热爱家庭，而劳动党则热爱工人。一旦妇女成为多数选民，她们是不甘于永远留在幕后的。如果她们的权利得以承认，很可能会对家庭产生深远的影响。已婚妇女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一种是，继续从事她们婚前所做的工作。这需要她们把孩子送交他人照看，所以这将导致托儿所和幼儿园的大量增加，而这种做法的必然结果是，父母在孩子心目中的重要性会完全消失。另一种方式是，有孩子的妇女只要愿意自己照顾孩子就可以得到国家发给的工资。当然，还必须规定，当孩子长到一定年龄时，妇女可以重操旧业。这种做法可以使妇女自己照顾她们的孩子，而不必依赖男人。
我们应当承认，孩子不过是男女性满足的结果，后来才成了不可推卸的责任。既然孩子属于国家的利益，而不是父母的，他们的费用理应由国家支付，而不应让这沉重的担子落在父母身上。后一种方式主张的是家庭津贴，已逐渐得到认可，但关于这笔费用应交给父母亲的主张，至今没有得到承认。然而我相信，工人阶级争取妇权的运动会使人们承认这一点，并且把它纳入法律规定。
假如这种法律肯定能通过，它对于家庭道德的影响将取决于法律起草时的情形。起草法律时，也许有人会说，如果女人的孩子是私生子，她就不能得到这笔费用。另外，如果有证据表明女人犯过通奸罪，即使只有一次，这笔费用也应该交给她丈夫，而不是她本人。如果法律真的这样规定，察访每一位已婚妇女，弄清她们的道德状况，就将成为地方警察的一项职责。这种结果也许能净化人，但我怀疑每个被净化者都能欣赏这一做法。我们最近应当提出一项制止警察干涉的要求，同时还要规定，即使是私生子的母亲也应得到津贴。如此，雇佣劳动者阶层中父亲的经济权力就会完全丧失，家庭也许就不再属于父母双方了，而父亲的身份也不会比猫狗更重要。
当今时代，女人都把家务看得极为可怕，大多数妇女宁可继续从事她们婚前所做的工作，也不愿意因照顾自己的孩子而得到补贴。甚至情愿离家，去照顾托儿所的孩子，因为那是一份职业。而且，大多数劳动妇女如有选择的机会，也会自愿出去从事她们婚前的工作，以获得工资，而不会把照顾自己的孩子得到补贴作为一种幸福。然而，这纯粹是一种猜测，男女平等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实现，甚至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妇女反抗男人统治的运动，实际上已经完成，但广义上来说，这运动还处于初级阶段。现在，所谓女人的情感，只不过是男人的兴趣和情绪的反应而已。当你读男性小说家的作品时，你会以为女人在给孩子哺乳时会得到一种肉体上的快感，其实，如果你询问一下就会知道情况并非如此。但是在女人获得选举权以前，没有一个男人会想到这样做。总之，母性的情感长期以来一直为男人所控制，男人下意识地感到对母性情感的控制是他们统治女人的手段，因此，要想得到女人的真实情感还需付出相当大的努力。
人们还认为，所有正派的女人都应该是痛恨性而喜欢孩子的，即使是现在，如果哪个女人坦率地说她不喜欢孩子，男人都会感到震惊。
我认为，文明，至少是迄今为止所存在的文明，会大大减少女人的母性感。将来，除非女人能够得到一大笔生孩子的费用，以便可以将生孩子作为一种赚钱的行当。当然，即使做到了这一步，所有妇女或者大多数妇女也不应当以此为业。这些只是一种推测，惟一可以确定的一点是，男女平等主义的充分发展对于打破父权家庭可能具有深刻的影响，而父权家庭一直代表着史前时代男人征服女人的胜利。
西方国家取代父亲的做法，总的说来，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种做法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健康状况，并提高了整个教育水平。这种做法杜绝了虐待儿童的现象，使大街·科波菲尔所遭受的那类磨难成为过去。而且这种做法有望继续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准和智力水平，尤其是在根除源于错误家庭制度的罪恶方面。然而，国家取代父亲的做法也具有极大的危险性。父母一般都很喜爱他们的孩子，不愿意把他们仅仅看作是政治制度的材料，而国家则不然。在各个机构中与孩子有接触的个人，例如学校的老师，如果不是工作过度和工资低下，他们也会保持父母所具有的个人情感。但是老师没有多少权力，权力是属于行政官员的。那些行政官员从未见过那些由他们支配其生活的孩子，所以作为一个管理型的人特别习惯把人看成是某种建设材料，而不是目的。另外，那些行政官往往喜欢统一，因为统一便于统计和分类，而且一旦实现了“正确”的统一，那将意味着有一大批人成为他们所希望的人才。因此，凡是受机构管教的儿童大概都是同一类型的，而少数不符合公认模式者必将遭到迫害，这迫害不光来自他们的伙伴，也来自政权当局。那些具有极大潜力的人将会备受折磨，直到精神彻底崩溃，同时，那些有幸符合公认模式的人将会变得非常自信而且极具迫害之心，他们不能耐心听取新的建议。最重要的是，只要这个世界还是分为许多相互竞争的军国主义国家，在教育上以公共团体取代父母就意味着强化所谓的爱国主义，也就是说，只要政府一声号令，人们便会毫不犹豫地投身于相互残杀之中。毫无疑问，所谓的爱国主义是目前所面临的最大危险，因此任何增加它的毒素的事情都要比瘟疫和灾害更为可怕。
现在，青年人的忠诚具有双重型，一方面要忠实于父母，另一方面要忠实于国家。如果将来他们只忠实于国家，世界就很可能变得比现在更加残忍凶暴。因此，只要国际上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国家在教育和照顾孩子方面不断增加的地位就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就会损害国家的真正利益。
另一方面，假如能够成立一个国际政府，这个政府能够在民族纠纷中使用法律而不是武力，情况就大不一样。这个政府可以规定，任何国家的教育课都必须消除那种荒谬的民族主义。这个政府可以坚决要求任何地区都必须把对国际超级国家的忠诚作为教育的内容，而且必须把国际主义作为一种信念，以取代现在人们对于国旗的忠诚。这样，虽然过于统一和对于不同政见者的迫害过于严重的危险依然存在，但不会酿成战争。的确，超级国家对教育的控制将成为防止战争的积极手段。
由此看来，如果国家是国际主义的，国家取代父亲就将有助于文明，但如果国家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就将由于战争的频繁对文明造成危害。现在，家庭正在迅速衰落，而国际主义的增长却很缓慢。因此，这种情形我们应密切关注。当然，事态并未发展到无望的程度，因为国际主义将来的发展可能会比过去迅猛得多。我们也许不能预测未来，但我们有权希望将来胜过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