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入住弘福寺后，开始了佛经翻译的准备工作。翻译佛经，是一项规模庞大的系统工程，他首先要做的是从全国范围内挑选合适的译经人员。很快，玄奘在长安佛教界高僧大德的帮助下，遴选了二十多位年富力强的高僧，然后由房玄龄奏请唐太宗，征召其齐集长安弘福寺。译经的顺序是，先由译场的译主——奘师，依照梵文文本口译成汉语，由笔受（① 用笔记述别人口授的话的人。）记录下来，然后由精通梵文的高僧对照过目；无讹之后，交由证义的高僧审查；不违佛经原义，再请大德将文字润色，最后交人抄写。由于唐太宗对佛经翻译的支持力度远远逊色于后秦姚兴，所以玄奘的译经场人员配备，不及鸠摩罗什的十分之一。不过，由于玄奘思维缜密，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所长，分工合作，流水作业，所以效率极高，译经数量反而超越了鸠摩罗什的译场。同时，佛经翻译是一项影响千古的工程，必须慎之又慎。所以，在最初的一年时间里，玄奘先是小心翼翼地挑选了一些篇幅短小、文意相对浅显的经论来热身、练兵，以磨合队伍、寻找规律、积累经验。玄奘选拔来的这些高僧，个个都是精通大小二乘的硕德，为当代佛门所推崇，又有献身佛教的满腔热忱，所以很快就熟悉了翻译的分工与流程，译文质量日新月异。于是，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二月，玄奘决定创译印度大乘有宗最重要的论著——《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是玄奘当初取经最重要的目标，也是他在那烂陀寺跟随戒贤大师学习时间最长的一部经典，更是他西行十九年最大的收获。《瑜伽师地论》共一百卷，是瑜伽行派的基本论书，主要论述了人们思想产生的过程，包括其中最细微的变化和原因。通过解读，可对如何认识事物的本质有一个彻底的了解，最终获得觉悟。
当译经数量达到一定规模之后，玄奘进表唐太宗，报告译经的经过，并请皇帝赐序。然而，他的上表如泥牛入海，没有任何消息。于是，在译经的同时，玄奘加快了《大唐西域记》的撰写。
晚上，当一天紧张的译经工作结束之后，夜幕轻轻笼罩着弘福寺后院的一间不起眼的寮房。疲惫不堪的玄奘斜倚在禅床上，半闭着眼睛，一边回顾着十九年中自己走过的那些国家，经历的山川风貌，接触的各族民众，看到的千奇百怪的风俗，一边娓娓道来——床前一张书桌上，在昏黄的油灯下，文采出众的辩机法师奋笔疾书，将玄奘口述的西行游历整理成文。遇到不清楚的地方，辩机会停下笔来，询问几句。玄奘便重复一些片段，然后两人继续一同跋涉在他如梦如幻的回忆中……
碧落静无云，夜空明有月；自玉门关外传来悠悠的驼铃声，从凌山之巅飘来纷扬的白雪；忆往昔峥嵘岁月，所有的苦难都化成了甘醇的音乐。
竹影醉婆娑，清风来不歇；遥远的恒河岸边回荡着潮水的低吟，中印的摩揭陀飘来片片的菩提叶；起伏的潮音汇成清凉的旋律，飞舞的光影再现智慧的佛国……
玄奘心中非常清楚唐太宗让自己撰写此书的目的，大唐皇帝的目标是要建立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帝国，所以必然要经略西域。而玄奘，可以说是中国最了解西域的人。所以，唐太宗需要的绝不仅仅是一本佛国游记。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综述了自己自贞观元年至贞观十九年的西行见闻，记述了他所亲历的一百一十个国家以及听闻的二十八个国家的基本概况。内容有政治、经济、货币、疆域、气候、山川、风土、语言、宗教、佛寺以及大量的历史典故、神话传说等。
在皇权至上的社会里，君王的个人价值取向，往往决定着宗教、文化的命运。玄奘从他十九年的游历之中，从印度、西域的佛教兴衰史上，深切感悟到：离开国主的支持，佛法的弘扬只能是一种梦想。他明白，雄才大略的李世民极富主见，他认定的道理很难被别人说服。太宗皇帝本来对佛教一直采取抑制的态度，若想让他转变观念、取得他的支持，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为了尽快满足唐太宗的心愿，玄奘不辞辛劳，仅仅用了十四个月，就完成了《大唐西域记》的撰写。从书名就可以看到玄奘的良苦用心：他所游历的国家，远远超出了大唐的疆域，可是为了满足唐太宗的万丈雄心，他在西域之前冠以“大唐”的名号，好像大唐王朝的势力范围早已遍及中亚、南亚一样。同时，他在文中更是淋漓尽致地歌颂着自己的祖国——大唐。当然，玄奘也十分巧妙地在书中融进了许多佛教圣迹与佛本生故事，意在让阅读者在不知不觉里认识到佛教的灵妙，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他们的心灵。
贞观二十年七月的一个晚上，处理完朝政的唐太宗李世民回到寐殿，打开玄奘刚刚呈献的《大唐西域记》，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
仅仅读了一段序文，唐太宗就感到辞美、景美、情更美，可谓字字珠玑，满纸生香。于是他忘记了劳累一天的疲惫，忘了夜深人静的声声更漏，忘了后宫三千佳丽的等待，全部心神都专注在了《大唐西域记》之中。
他一边阅读，一边为玄奘精练而形象的语言文字拍案喝彩。玄奘对大部分国家的描述，只用三两百字，但其基本情况跃然纸上。于是，唐太宗通过书上活灵活现的文字，跟随着玄奘的脚步，宛若亲自行走在辽阔的西域，跋涉在东西南北中五印度，恰似亲手触摸着那些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政治……
太宗皇帝一口气读完了十二万言的《大唐西域记》，不知东方之既白。一夜未睡，他却依然感到兴奋异常，又伏案亲笔写信，对玄奘和他的《大唐西域记》大肆褒奖。
第二天，玄奘接到大唐皇帝的亲笔贺信后，在给太宗的谢表中，再次请他为译经赐序。
太宗皇帝与玄奘一样心照不宣，都非常清楚皇帝御笔的分量。如果有了皇帝的亲笔序文，不但对玄奘新译佛经的推广大有裨益，而且可以大大提高佛教的政治地位。这样一来，人们就会知道皇帝支持佛教，上行下效，佛教就会兴盛起来。多年来，为了彰显自己的正统地位，李唐皇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崇道传统，所以太宗皇帝在回信中再次委婉拒绝了玄奘的请求。
唐太宗李世民虽然出于政治考量，一直抑制佛教，却非常器重玄奘。的确，因为深入修学，佛法的光辉使得玄奘具备了一种十分独特的人格魅力。无论是西突厥信奉拜火教的叶护可汗，也不管是原来就信佛的中印度戒日王，还是尊道的大唐皇帝李世民，都发自内心地尊重玄奘，将他视为知心朋友。
随着时间的推移，唐太宗李世民原来叱咤风云、呼啸江河的英雄气概，渐渐被岁月消磨得差不多了，他的心境也慢慢发生了微妙变化。原先，他崇尚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他也的确将大唐治理得井井有条，空前强盛；然而，他不但无法在社会上实现儒家的仁爱与伦理秩序，甚至连在自己的家里也做不到。更叫他感到异常悲凉的是，他与同胞兄弟之间同根相煎、手足相残的玄武门之变的悲剧，很有可能再次发生在自己的儿子们之间！李世民有十二个儿子，有的无能软弱，有的玩物丧志，有的穷凶极恶，有的精明过度。为了争夺皇位，他们在家里钩心斗角，在朝廷拉帮结派。
治国容易，治心难。英雄如唐太宗者，每每想到这些总觉得心力交瘁，便生起一种无可奈何的凄凉悲怆之感。他环顾左右，亲朋旧臣一个个凋零故去，没死的也垂垂老矣。自然而然，他对未知的死亡产生了莫大的恐惧。其实，他之所以尊道，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外，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有借助道教的养生之术益寿延年、长生不老的期望。自然，那些八面玲珑的道士们很会投其所好，进贡了许许多多据说灵妙无比的丹药。可是，他服用之后，除了短暂的兴奋之外，反倒是汞铅中毒的症状越来越明显。道士们的长生不老之术没法验证，神仙丹药的效果也让他大失所望。心灵多次挣扎之后，正应了那句老话所说：“英雄到老皆皈佛”，唐太宗不得不开始从佛教中寻找心灵的慰藉。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夏，唐太宗驾幸玉华宫。六月，太宗皇帝下令，召正在弘福寺译经的玄奘前来伴驾。
玄奘马不停蹄，连续赶了三天的路，风尘仆仆来到玉华宫。一见面，太宗皇帝非常高兴地说：“我在这里避暑、处理政务之余，非常想念你。让你赶了这么远的路来和我相见，辛苦你了。”
玄奘赶紧说道：“大唐的百姓仰仗着您才过上富裕安康的日子，您若稍有不安，则天下恓惶。像我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世外之人，能得到皇上的召见，深感荣幸，谈不上什么辛苦。”
两人一如既往，谈得非常投机。于是，唐太宗又想逼劝玄奘归俗，将他网罗在自己左右，共谋朝政。
此时，已进入贞观朝后期，早年跟随唐太宗打天下的那些谋臣良将很多都已去世，一些治国能臣也因为废立太子之争失去了皇帝的信任，连一代名臣房玄龄也卧病在床，看情况很难康复。因此，国家急需补充人才。同时，为了弥合朝中的派系斗争，唐太宗也急需一位公平中正、能力出众、威望超群的人来制衡各方面的势力。而玄奘，无疑是最佳的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