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6月，邓肯带着叶赛宁起程，经吕贝克、莱比锡、法兰克福、魏玛等地横跨德国。
在威斯巴登，邓肯请医生对叶赛宁做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得出的诊断是，叶赛宁的健康情况不妙，他必须戒酒两至三个月，否则就会成为一个狂躁症患者，神经衰弱也将更为严重。
叶赛宁在邓肯亲自拟写的戒酒书上颤抖着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在威尼斯，叶赛宁无心欣赏水城的曼妙风光和意大利源远流长的绘画、雕塑、音乐、文学，而是迫不及待地要邓肯新聘的秘书基纳尔将他的诗歌译成英文。
基纳尔问他：“你为什么急着把自己的作品译成英文？”
叶赛宁说：“要是我的诗不用英文发表，会有多少人知道我的名字？会有多少人读我的俄文诗歌？我们的农民都是文盲……”
基纳尔打断了叶赛宁的话，她还不太了解叶赛宁的性格，她继续说：“诗歌不像舞蹈，舞蹈是形体语言，是直观的艺术，所以它不需要翻译。在这一点上，伊莎多拉比你幸运。”
叶赛宁脸色阴沉下来，刚才还闪闪发光的眸子也陡然灰暗。他的嗓门越来越大：“但舞蹈家绝不可能伟大，更不可能不朽。”
邓肯马上反驳说：“对于舞蹈家，她的伟大建立在能够给予人们一些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东西。虽然可能不懂舞蹈，但舞蹈已经使他们起了变化。”
叶赛宁吼道：“舞蹈家就像演员一样，第一代人记住他们，第二代人看书知道他们，第三代人对他们一无所知。人们看你的演出，赞美你，甚至欢呼。可是你死后，没有一个人记得你。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你就将一去不返，伊莎多拉不存在了！诗人却永远活着。我，叶赛宁，我的诗歌将在身后流传。”
邓肯伤心地说：“你错了。我把美给了人们，当我跳舞的时候，我把自己全部的灵魂给了他们，这种美到处存在。美是不会死的，美是上帝。”
到了邓肯一直称之为“现代雅典”的巴黎，叶赛宁对巴黎一见钟情：“美极了，这是真正的文化。这儿一切都美！”
在这里，叶赛宁才显示出作为一个诗人的本分，他好几个月都埋头写诗，与邓肯的相处也十分愉快，虽然还是免不了吵架，但诗歌常常能摆平叶赛宁狂暴的脾气。
在这里，比利时作家弗朗斯·海伦斯决定和他的苏联妻子一道，将叶赛宁的诗集《流氓的忏悔》译成法文。海伦斯不拘泥原诗的韵脚，而又力求准确动人，是上乘的译笔。译本由邓肯出资，在巴黎一家俄国出版社付梓，印了两次，共1023册。
1922年9月，叶赛宁怀揣着这本诗集，意气昂扬地跟着邓肯登上了驶往美国纽约港的“巴黎号”轮船。
10月1日，星期日。屹立在纽约港口的自由女神像跃入了叶赛宁的眼帘。他和邓肯比肩站在甲板上，眺望着威武崇高的女神，两个人的内心都涌起了复杂的情感。
邓肯像看到了久违的母亲，泪水盈眶：“我身上的艺术之光、精神之火、自由之魂，都是母亲，是祖国赋予的。”
叶赛宁也蓦然庄重起来，他以诗人的目光注视着女神，喃喃自语，谁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但是，邓肯接到移民局一位官员的通知：邓肯夫妇被拒绝进入纽约。那位官员讲话十分客气，但却不作任何解释：“是的，是的，你们的签证完全合格；哦，是的，邓肯小姐是美国人，出生在美国，父母也是美国人。但是……”
他说不出任何不准邓肯入境的理由，前来采访的一位记者向邓肯暗示说：“他也是奉了华盛顿方面的命令，当局认为，您和您的丈夫是专到美国来宣传可怕的‘赤色’瘟疫的。”
官员要他们去埃利斯岛移民区过夜。
邓肯雕像般地挺立在甲板上，一字一句地说：“我和我的丈夫绝不会到移民区去，那对我们是一种羞辱。”
幸好“巴黎号”船长莫拉斯果断地邀请他们作为贵宾留在船上，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记者闻风而至，邓肯严肃地说：“荒唐透顶！我们是想告诉美国人民，可怜的苏联儿童正在挨饿，绝不是来宣传苏联的政治。谢尔盖不是政治家，他是位天才，伟大的诗人。我们到美国来的唯一愿望，就是告诉人们苏联人的诚意，并为恢复两个伟大国家的友好关系而工作。既非政治，也非宣传，我们仅仅是为艺术界工作的。我们相信，苏联和美国的首脑正准备相互理解。”
邓肯对记者微微一笑，接着说：“我们的手续完全合法。阻止我们是因为我们来自莫斯科，害怕我们宣传所谓的‘赤色’瘟疫。有一件事情让我吃惊，听说美国政府不同情革命。我曾经常受到这样的教育，即我们的祖国是经过一场革命才建立起来的，我的曾祖父威廉·邓肯上将就在那次革命中尽了他崇高的职责。”
美国所有的报刊都报道了这位舞蹈家及她的新婚丈夫到达美国并被移民局扣留了的事。《纽约先驱论坛报》马上发表了著名歌剧演员安娜·菲特齐乌的抗议书：
伊莎多拉·邓肯入港受阻，上帝也会笑掉大牙！以创造舞蹈新艺术而饮誉全球的舞蹈大师伊莎多拉·邓肯竟然被当成一位危险的移民！
更多的正直的辩护者为邓肯的遭遇向当局提出了严正的抗议。
第二天一早，邓肯夫妇被长时间的审问后，官方确信了这对夫妇不是“为苏联政府服务”而来的，“没有把某种文件带进美国”，给予放行。
10月7日，星期六，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内人头攒动，3000名慕名而来的崇拜者们不时地报以掌声和欢呼声，热闹非凡。外面还挤着数百名观众，伸长脖子，踮起脚跟，企望能得到哪怕是一张站票。
接下来在纽约的几场演出，都非常成功。每次演出结束时，为了答谢观众不肯平息的掌声，邓肯都到前台作一番热情洋溢的演说。
然而在波士顿，那里观众的麻木和音乐厅冷峻的黑暗激怒了邓肯，在演出结束时，她在头顶挥舞着红丝绸围巾，大声发表演说：
你们必须读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著作。他说过，世界上有三种人，黑色的人，灰色的人和赤色的人。黑色的人就像从前的罗马皇帝或者沙皇，他们都是些带来恐怖的人，想控制一切的人。
赤色的人就是那些为自由，为精神不受限制的发展而欢欣鼓舞的人。灰色的人就像那些墙壁，就像这座大厅。瞧这些头顶上方的雕像吧，它们不是真的，把它们拆除得了！我简直不能在这里跳舞，这里没有真正的生活。
这就是红色，我也是红色的！这是生命和活力的颜色！你们过去曾经是不受文明社会约束的，现在也仍然带着发自天性的感情来欣赏我的艺术吧！
此刻，一些老年人从座位上站起来匆匆离去。哈佛大学的青年学生，以及来自波士顿音乐美术学校的青年男女留下来欢呼喝彩。
邓肯继续说：“感谢上帝，波士顿的评论家们不喜欢我。假如他们喜欢我，我反而会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他们喜欢我的材料。我要给你们一些发自内心的东西，我给你们带来了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帷幕缓缓降落，邓肯再次挥舞红围巾。观众在欢呼喝彩。
第二天，波士顿所有的报刊都把矛头对准了邓肯：
邓肯在波士顿遭到禁演的处罚，她赶往芝加哥，临走前，她对前来看望她的记者发表了一篇演讲：
如果说我的艺术是某一事物的象征，那就是妇女自由和妇女从墨守成规的习俗中，即从新英格兰清教徒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象征。展示人的身体是艺术，隐蔽它才是低级庸俗。每当我跳舞的时候，我的宗旨是为了唤起人们的尊重，而不是提倡任何卑下的东西。
……我宁愿全裸体地跳舞，也不愿像当今美国街头上半裸的歌舞女郎一样，带有挑逗性地，装模作样地走在大街上。
……我不明白，清教徒的这种庸俗作风为什么一定要制约着整个波士顿？但看来事实的确如此。其他城市则不同。那里既不存在怕美恐惧症，也无人假笑着欣赏滑稽的半裸体。
她的讲话被断章取义地从波士顿电发或邮发到其他各州的所有报社。“红色的伊莎多拉与清教徒的波士顿”成为许多社论的标题，无数以“大众精神”“美国人”“抵抗红色”“热爱真理的人”等名义书写的信件在报上不断刊载。
到了芝加哥，事态继续恶化。几乎所有上层人士都要求立即驱逐“红色舞蹈家”。
经纪人对邓肯一系列演出计划的被取消感到十分不安。他给邓肯打电报说，再也不要做落幕前的讲话了。但邓肯在芝加哥观众的热情鼓励下，她再次走到台上，面带非常天真的微笑，向他们讲话：“我的经纪人告诉我，假如我再发表讲话，我的巡回演出就要告终了。那也很好，我的演出是要结束了。我就要返回莫斯科，那里有伏特加酒、有音乐、有诗歌、有舞蹈。哦，对啦，还有自由！”
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邓肯深受鼓舞，继续说道：“我为什么不能发表讲话？我听说你们的歌星阿尔·乔尔森比我的讲话要长得多，比我的反政府情绪要强烈得多。这或许是因为他生有一张黑色面孔。只要让我讲话，我也可以戴上黑色面具嘛！”
台下又一次传来笑声与喝彩声。
结束了芝加哥的演出，邓肯又回到纽约的旅馆。那群记者又来采访。邓肯毫不客气地对他们说：我是来这里休息的，我需要从我整个旅行期间所遭受的、来自美国新闻界的迫害中恢复过来。我每次来到美国，他们都如同一群狼一样围着我嗥叫。他们就像对待罪犯一样对待我。他们说我是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者，这不符合事实。我现在跳的舞蹈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尚未形成以前跳的毫无两样。
“波士顿的报纸编造说，我将衣服扯掉，并且挥舞着高喊‘我是红色的！’这完全是谎言。我的舞蹈被全美国的舞蹈学校模仿，而当我亲自登台演出时却遭到诽谤，这是为什么？他们乐意仿效我的舞蹈构思，却又不去帮助它的创作者。我的舞蹈，一直在激励着全世界的艺术家对美的追求与热爱，然而在波士顿，只因一位爱尔兰政治家说我的舞蹈不规矩，就被禁止上演。这里包含着你们美国清教徒气质的习俗和教义。”
在纽约做了短暂休息之后，邓肯再次按约西下。她一系列需要完成的预约演出首先从印第安纳波利斯开始。
11月22日，邓肯来到路易斯维尔，举行了一场演出。继而她又由那里出发，开始奔赴预约过的堪萨斯城、圣路易斯、孟菲斯、底特律、克利夫兰、巴尔的摩和费城等若干大城市，做短暂的巡回演出。她的演出预计在布鲁克林结束，因为那里的音乐学校为她在圣诞节之夜安排了一场演出。
1923年，邓肯计划离开美国，她返回纽约，1月23日星期六晚上以及随之而来的星期一晚上，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了最后两场告别演出。
由于报纸上攻击性的宣传把她搞得精疲力竭，再加上叶赛宁脆弱的神经不堪失望，一直酗酒，以致身无分文，到了不得不借债的地步。
邓肯和叶赛宁在让娜的陪伴下于月底乘船返航。
临行之时，邓肯面对着许多前来采访的记者，愤激地发表了在美国最后的演讲：
我的确不该对你们这些记者再说一句话……在我演出期间，你们的报纸不惜整版刊登有关我私生活的详情细节。我吃的什么，喝的什么，同谁交往等诸如此类的事，但只字未提我的艺术活动。
实用主义是美国的一大祸害。这将是你们在美国见到我的最后一次，我宁愿在苏联生活，啃黑面包，喝伏特加，也不愿住在这最豪华的旅馆里。你们对爱情、食品，甚至艺术一无所知。
假如我是作为一个筹借款项的外国金融家前来，我将会受到隆重的欢迎。由于我仅仅作为一位世界公认的艺术家前来这里，反而将我看作一名危险分子被送到埃利斯岛上。
我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是布尔什维克。我的丈夫和我都是革命者。所有的天才人物都配得上这一称号，每一位艺术家如今必须成为一个在世界上有所创举的人。
那么，再见了，美国！我将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旁边的叶赛宁猛然灵感也来了，说了一句诗：“美国就像在欧洲燃烧过的雪茄烟的烟灰。”
几乎在邓肯和叶赛宁离开美国的同时，《托莱多之剑》报上刊登了一则报道：
华盛顿3月9日讯，劳工部已经决定，伊莎多拉·邓肯不是美国公民。劳工部在星期五宣布的决定中认为，由于她和苏联人谢尔盖·叶赛宁结婚，她已失去美国公民身份。
美国当然也有明智、正义的人士，马克斯·伊·斯特曼就此谈了自己的三个观点：
第一，许多愚蠢的美国人料想着他们嘲笑了邓肯，他们大错特错，是邓肯嘲笑了他们。
第二，邓肯不仅仅是第一流的艺术家，而且是一种精神，是一种道德力量。
第三，邓肯仍然是一个十足的美国人。她被美国放逐，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美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天才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