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AAA”是欧阳的一个杰作。在开盘销售不多日，这栋深圳眼下耀眼的地产“标王”花园封顶时，欧阳电话里告诉我，他让公司里的人买了上万元各种鞭炮，并连成长长的炮鞭，从七十多米的楼顶一直挂到地面，然后齐鸣……“那天整个龙华区的人都来看我们‘美丽AAA’，太热闹了！”欧阳用“美丽AAA”的空前成功，又一次将自己送进了中国地产界的几大霸主之列。2005年7月26日他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国房地产‘双星’表彰大会”，在此次会上欧阳荣获了国家建设部等几个单位颁发的“双星奖”。深圳地产界获此
殊荣的只有两个人，另一个是人称“中国房地产老大”的万科老董事长王石先生。论起王石，欧阳的眼里有种闪光，他说他很敬佩王石先生，也曾经在从事房地产事业的初始时十分敬畏地请求王石先生接见过。但仅仅几年时间，“学生”则与“老师”同台一起接受“双星”大奖，这也许是欧阳和王石都不曾想到的。欧阳几次跟我说过，他说他在经商方面特别是在房地产方面仍然是个新兵，很多地产界的前辈都是他终身学习的榜样。
不管欧阳如何谦虚，有一点可以不用争议：现今他本身也算是中国房地产界的一位重量级人物。深圳、东莞、武汉、北京……都有他规模越来越大的项目在崛起和拓展，其事业可以用“蒸蒸日上”和“如日中天”来形容并不为过。有钱人容易引起人们关注，有太多钱的人更容易受到社会的特别关注。现在学界在议论中国大亨时常常抛出一种“原罪”之说，就是说，中国的有钱人不像西方的贵族是出于家族的承传，也不像美国的比尔·盖茨等靠自己独立的知识产权和营销本领获得巨额财富，中国的大亨通常是“暴发户”。而这样的“暴发户”在原始积累时通常是有“原罪”的，即他们在资本积累初级阶段，一般情况下是有违法乱纪的犯罪色彩。记得媒体报道过浙江省有关法制部门还专门为保障民营经济领袖人物们的政治地位，特意作出过类似“豁免”曾经有过劣迹的民营企业家们的专门的司法条例。
但我知道，中国的不少国民仍然对一夜间突然暴富的人有种心理上的蔑视，通常认为钱赚得越多的人其“罪恶”也越大。
我知道欧阳在部队时，是位全军先进连队的连长，立过功、嘉过奖的我党我军好干部。但现在他富了，富得特别快，很多人用几十年、甚至一辈子的艰苦创业时间，他却才用了几年时间，他的“原罪”是否更加巨大？更加恶劣？是否“罪大恶极”？
是战友，我就要让他吐个清楚，以便向我的读者交待。
欧阳一听我的问话，有些张口结舌：我、我……这对你写书很重要吗？
当然，而且十分重要。我直逼他的要害，如此回答他。
那行吧。你一定要问，我们就约个时间，我彻彻底底地向你坦白。他后来说。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党的一贯政策。我相信我们的读者也是赞同这一政策的。谁让你们太有钱了！有钱多风光！太风光的人必须接受公众的审视，这才符合文明社会的民主意识。欧阳也不例外。
读书人大概都曾读过“人之初，性本善”的古语。而革命导师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也有一句名言，叫做“一切罪恶都源于资本的产生”。中外哲人告诉我们一个人类的基本定律：当人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都是善良的，无邪的，但当他们开始有欲念的时候，特别是积聚财富和物质资本时，罪恶也许从此开始。
欧阳的“原罪”是什么？
那天欧阳被我逼得无处躲藏，似乎很胆战心惊地与我商量：能再上一次我老家去吗？
为什么？我有些不明白。
因为我欧阳是从那块土地上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世界的，在那个地方我说自己的事时不会有任何顾忌。可在深圳--尽管这里很繁华、很富有，但有时我感觉它又很肮脏……欧阳的这句话决定了我再一次随他远行湖北--那一刻，知道我想到了什么吗？
我想到了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我想知道今日的“深圳基督山伯爵”是不是也有一个深藏在遥远海岸的“基督山小岛”，那里是否同样存在一个让欧阳暴富的神秘“宝窟”？
“有啊！”欧阳一听我的奇思，很是得意道。
“走，今夜出发！”我一听更加来劲。那天欧阳甩下深圳日理万机的事，潇潇洒洒与我一同飞抵武汉，再达孝感，可临到老家云梦时，他让前来迎接我们的车子在一个岔道口来了个九十度的大转弯--“上汉川去！”
欧阳第二次带我上他的故乡时并没有回他自己出生的那个村子，而是到了距云梦县隔蒲镇小阳小郑村一百多里外的汉川市文李台村……
落日西斜，一缕血色晚霞披洒在炊烟四起的乡野。远远望着那片黑压压的村庄，欧阳有些激动，我也十分激动--因为在我出生的苏南，这样的大村庄是不曾有的，而且保持了中国传统样式的村落现在更少了。地处中原的文李台村依旧完整地保留了这种原生状态，绵延几里长的村子很像一个集镇。沿着那条可以开动汽车的村落大道缓缓而行，可见不少村民们自己开的各式各样小卖部和露天摆放的日用品小摊铺，孩子们成群结队地追随在我们的车子后面，这使我想起三十多年前我在农村干活时拖拉机第一次进村的情景……文李台村确实有种神秘之感，大道两侧依旧保留的许多百年老房，它清楚地告诉我这个村落曾经的辉煌。如今的文李台村虽然没有一条能够可以全程进得了大汽车的通道，但井井有条、交叉纵横的一条条巷道可以延伸到村落的每一个角落，这使得文李台村更具“城镇”特色。欧阳告诉我，文李台村最热闹的时候有过上万人口。“一个村庄上，有三个大队，你说大不大？”难怪，这也许是我见过的中国最大的一个村庄。而就在这个村庄上，我们的“深圳基督山伯爵”欧阳却有一段影响他一生命运的传奇经历--
欧阳七岁那年，不知外面的世界有多大，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但生来懂事的他，却知道了一件至今让他记忆犹新的事：一日，母亲长叹了一声后，拍拍残留在双膝上的灰末，站起身把二儿子欧阳祥山拉到自己身边，说：花子，你把哥哥的那件衣服换上，一会儿娘送你上姐姐家去。小欧阳以为自己听错了，瞪圆了一双小眼睛，疑惑地看着母亲愣了半晌。
这孩子，傻了啊？母亲有些生气地过来帮儿子三下两下地扒了身上那件破烂不堪的罩衣
，然后又将一件新洗干净的肥大的蓝布衫给儿子穿上。忽而出出神，又问儿子：娘还要干活，你一个人去姐家成不？
这回轮到儿子说话了。小欧阳猛地点点头：我跟哥去过几次了，我认识路。
母亲想了想，然后掏出一元钱塞在儿子手里，吩咐道：那你路上小心点，别把这车票钱再给我丢了。
谁知儿子把一元钱推还给母亲：妈，我不用买车票的。
不买票你咋上得了火车？母亲瞪圆了眼。
儿子狡黠地笑开了，很骄傲地：每次我跟哥一起上姐家去，都是扒车去的，一分钱也不花的！
啥！你们每次去都是扒火车去的呀？母亲一听脸色煞白，胸脯起伏地斥道：你这小兔崽子，那火车飞快，扒不上去就把你们压在轮子底下……
儿子却并没有意识到母亲的担忧，仍在得意地讲述自己的英雄行为：没事，我和哥每次先上站台，等火车车门关上后慢慢开动时，就看准当口迅速抓住车门两边的把手，再跳到上下车的踏梯板就行了……
儿子说得轻松，母亲听后双手捂着胸口直嚷：你们一对贼大胆，那火车飞一样的快，踏梯板才那么窄的一块屁股大地方，不摔死你们才怪！
没事。儿子则愈加显摆道：坐在那儿不要动就没事。哥哥有时还教我把裤带解下来系在那把手上，那样更没事了。
警察看到了还不抓你们？
他们看不到的。儿子哪知母亲内心的那份担忧，更加起劲地讲他的本事：每次到前面一站停下时，我们就先跳下来，等乘客上上下下后车子再开时，我们再跳上去……
不抓去让你们坐牢才怪！母亲不再追问了，转身钻进灶后添火，只有嘴里仍在嘀咕。
小欧阳颇为得意，因为他没有说那次警察发现他扒车后，揪着他耳朵让他站在候车室的大厅内向全体乘客低头认错的耻辱一幕。他也没有告诉母亲，每每冰天雪地的寒冬时节，每一次上姐姐家的扒车之苦：那才叫苦！刺骨的寒风，比袭人的毒蛇噬咬还疼痛。有几回，小欧阳差点因为冻僵的小手拉不住结冰的铁把手而几乎丧命于荒野……
从欧阳老家云梦到汉川文李台村的火车约两个小时的慢车路程，当时的车票虽然只有6毛钱，可对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欧阳祥山来说，6毛钱比如今他手中的一亿元还要稀罕。
穷人和富翁之间的差异就这般天壤之别，而这却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它的意义便更不平凡。发生在欧阳身上的这一天一地的事，仅有三十余年的短暂光阴，可它却反映出中国社会在这三十余年里所发生的一场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
欧阳生于1959年，那时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了，但中国农村的百姓除在政治地位上“翻身当家做主”外，物质生活上没有多少变化。欧阳出生地湖北云梦，地处江汉平原的北部，一条绵延数百里的府河，挟着大洪山奔泻而下的滔滔河水，经广水，过安陆，蜿蜒迂回进入云梦境内，肥沃着这块古老的土地。被云梦人称为“母亲河”的府河，在途经云梦西端又向南流经八公里左右突然一个急转弯，呈“J”型折向东流，弯弯的河水环绕着一片冲积平原。在这个几平方公里的小平原上，散落着几个村庄，这便是欧阳的出生地隔蒲镇。史书记载，隔蒲镇一带历来以种棉花为主，在风和日丽之年，银棉如雪，五谷丰登，但这种好景十年中能有一两年算是老天对这儿的百姓的恩赐。府河并不像母亲那样温存，当洪水暴发时，它像一头失去人性的野兽，冲走了地里的庄稼，卷走了村庄的舍棚与牛羊，留下的那些幸免于难的人群只能去逃荒讨饭……当地至今仍流传着一首民谣：“隔蒲潭，府河边，十年就有九年淹；大雨下，洪水滥，颗粒无收好凄怜；老百姓，人天怨，卖儿卖女去讨饭。”也许正是这种很难改变的自然条件所致，今天的云梦经济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与沿海地区还是相差很远。我第一次随欧阳踏上那片土地时，看到云梦隔蒲镇上和欧阳老家的小阳小郑村及周边几个村庄那些像样一点的柏油道路，基本上都是欧阳这些年资助修建的。故而欧阳在当地官员和百姓心目中就是一个太了不起的人物。提起欧阳祥山的名字，云梦五十多万父老乡亲有种发自内心的由衷的自豪感。
如果不是欧阳自己揭短，今天他站在别人面前，那气质、那谈吐、那潇洒的风度，无论谁也难以想像他的童年和少年，竟然能同“花子”两个字连在一起。
“花子”是欧阳19岁前的小名。我亲耳目睹今天的欧阳在回到自己的家乡时，不少年长的乡亲们仍这样称呼他。“花子”不是一种尊称，而是当地人辱骂、耻笑讨饭的流浪儿的一种叫法，与我们通常知道的“叫花子”是同一个意思。
欧阳小名为“花子”，是刻在他生命里的一种无法抺去的耻辱的印记。欧阳的父母都是农民，但两人的结合则颇为特殊。欧阳的父亲欧阳万林，瘦小貌俗，1米55的个头，在男人堆里绝对是个矮子。但欧阳的母亲则身材高挑，1米68的个头，加上貌美体健，即便在83岁高寿的今天我见她时，老人家依然颇有风度。这样一对差异很大的夫妻，在农村并不少见，通常他们之间的结合都是有些特殊原因的。欧阳父母的成亲也不例外。
父亲瘦弱矮小不是天生的，完全是从小家境赤贫之苦所致。欧阳万林生来命苦，两岁时父亲病死，十一岁时母亲上吊而亡，两个姐姐做了童养媳，比他大不了几岁的哥哥欧阳万金在富人家放牛。一个十一岁的穷家男娃儿，只能去富人家做长工混口饭吃，哪可能谈得上发育健体？1米55的个头和瘦弱有病的身子骨注定了这个男人的不幸命运。托尔斯泰有句名言：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比欧阳万林命苦的人其实还很多。后来成为这个矮男人妻子的沈桂香便是其中之一。
沈桂香是欧阳祥山的母亲，但走进欧阳家之前她是个富有家庭里的“千金”。父亲是黄陂人，是当地田地最多的富人家，也在武汉汉阳开茶馆。沈桂香是家里的长女，因为在茶馆对面有家油榨坊，年轻美貌的沈家大闺女渐渐与开油榨坊家的一位詹姓青年有了感情。一年忙收季节，二位相爱的年轻人回到老家成婚，后来有了一个儿子叫发发。可沈氏命不好，儿子4岁时，丈夫得病而逝。在旧社会，再出众的女人，亡夫之后又拖带着一个娃儿，富人家出身的沈桂香无奈改嫁给了当时在亡夫家当长工的一个矮小有病的男人。他就是欧阳万林--欧阳祥山的生父。
25岁那年，在外漂泊了近二十个年头的欧阳万林碰上了“桃花运”--娶了一个美貌的妻子，还有一个现成的大儿子。这是1948年的事。
欧阳万林和沈桂香外加一个胖儿子组成的家庭，让小阳小郑村有了一件新鲜的事儿。转眼间新中国成立，贫苦家出身的小男人欧阳万林家又添一个跟沈桂香生的闺女！真是喜上加喜。然而新中国的成立，使原本穷人与富人之间的政治地位发生了颠覆。个高貌美的沈桂香因为家庭出身是地主，而矮小病弱的欧阳万林则是可以在乡亲们面前挺着脖子说“我家在解放前最苦”的话的贫农。加上平时村上的人经常耻笑欧阳万林在自家的女人面前没有地位，连吵架时也只能举着铁钳子躲在灶台后面装腔作势砸锅沿的“孬种”--欧阳家那口土灶上的锅沿上缺一块，就是欧阳万林跟自家女人在一次吵架时有气不敢撒、只好拿锅出气的见证。
自尊心极强的欧阳万林性格开朗，个小但人非常灵活，喜爱说唱，小商意识强，但因个小无势无助受人耻笑，常常一个人闷着落泪。然而老天并不可怜这位庄稼人，第一个闺女出生的那年，眼看辛辛苦苦换来的稻谷飘香即将到手，一场洪水将整个隔蒲潭淹没成汪洋泽国……地没了，房子也没了，欧阳万林只得带着妻儿幼女举家投奔武汉的姑妈家，靠卖菜维系一家四口生计。由于欧阳万林每天都要起早摸黑张罗贩菜，妻子帮人缝衣做鞋，留下不足一岁的女儿独自在家整天啼哭。一日，欧阳万林的姑老表张彦顺带着一根棒糖来看孩子，可当他将棒糖递给啼哭的娃儿时，却不见孩子的眼睛有任何反应。“怎么啦这娃儿？”
收工回家的娃儿父母急忙抱起孩子，又用棒糖在娃儿眼前晃动了几下：“娃儿，你看这是啥？啊，你快看看……”孩子依然没有意识，伸出的手却胡乱地抓起母亲的头发。
“怎么啦！怎么啦这孩子？”母亲大哭起来，夫妻二人抱起孩子就往医院奔……
经过一番检查测试，医生看到睁眼目瞎的孩子惋惜地摇头：“最好的治疗时间错过了，现在晚了……”
“苦命的孩子呀！”母亲一声哀嚎，昏死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