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考古证明，20万年前，敖汉旗地区生态环境十分优良，曾有犀牛、象、鸵鸟等野生动物栖息；8000年前在兴隆洼人生活的年代，这里的气候温暖、潮湿，森林、河流、湖沼、农田密布，既适合渔猎，也适合农耕；到了公元10世纪前后，契丹、女真、蒙古活动的时期，这里仍然出产西瓜、石榴、荷花、牡丹……出土的墓室壁画中，生动地记录了当时的鸟兽花卉和贵族们的饮食起居。据史籍记载，即使到了400年前，这里还是“沙柳浩瀚，柠条遍地，鹿鸣呦呦，黑林生风”的好地方，清康熙巡视塞外时曾称“敖汉及奈曼诸部田土甚佳，百谷可种”，农牧并举“自两不相妨”，康乾时期，中原发生旱灾和蝗灾，朝廷便下令移民。大批中原饥民涌入垦荒，敖汉旗的天然植被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实施了残酷的“三光”政策，集家并屯，修筑工事，开矿用木，烧炭取暖，敖汉旗的植被遭受到空前的浩劫。
解放战争时期，一方面人民群众支援解放战争需要大量木材，另一方面许多森林又毁于战火。到新中国成立时，敖汉旗的天然原生植被已经毁坏殆尽，只剩下了极少的疏林地和残次林。
解放后，农垦大量增加，特别“文革”期间片面地强调“以粮为纲”和“农业学大寨”，鼓励老百姓“无限制地”开荒，当地称之为“小开荒”。据统计，1966年到1970年间，敖汉旗的耕地面积已经超过了260万亩，大量牧场变成了农垦地。据专家们估计，敖汉旗的环境容量是每平方公里5个人，而实际上却是每平方公里75人，超过环境容量十几倍！随着人口、牲畜、耕地的成倍增长，土地沙化便越来越剧烈，到处都是“沙窝子”，有风沙满天，无风沙满地，到上世纪70年代，流动和半流动沙地每年以7万亩的速度递增，科尔沁沙地跳过老哈河占领了敖汉旗北部，沙魔在敖汉旗的土地上疯狂肆虐。一场风便把1米多深的水渠填平，把大量房屋掩埋，地里的庄稼一年得种好几次，老百姓编出了这样的顺口溜：“人眯眼，马失蹄，白天点灯不稀奇，牛犊子掉进汤锅里……”许多农牧民住房连年被流沙掩埋，不得不含泪离开故土，成为“生态难民”。
1981年，刚通车不久的京通铁路敖汉段即被风沙埋没，个别路段堆积的沙子厚达两米，不得不调来解放军紧急清沙，《人民日报》曾做过报道。
自上世纪70年代，旗委、旗政府便带领全旗人民防沙治沙，2000年以后，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敖汉旗实行了党政一把手负总责、以防沙治沙为主的生态建设目标责任制，生态建设成效与干部的考核挂钩；陆续启动了科尔沁沙地治理、退耕还林、公益林建设等六大生态建设工程；推进林权制度改革，大力发展民营林业；依托科技，创新模式，提高防沙治沙工程质量……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据2004年全国第三次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结果显示，5年间，沙化地在敖汉旗内已经减少了110万亩，而且良性逆转的速度加快。
我想采访一些基层的老百姓，了解他们的艰辛和防沙治沙中的贡献，于是便来到了乌兰巴日嘎苏（村），采访这里的村支书于顺，他是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
58岁的于顺是一个朴实的老人，穿着黑裤、黑布鞋、蓝体恤，面庞黑里透红，眼睛很小，外貌比他的实际年龄苍老得多，握手时，又硬又粗糙的手掌像锯子一样，而且多处还在脱皮——总之，这是一双劳动的手，也是吃了许多辛苦的手。房里是土炕和土砖地，没有豪华的家具，只有张简易沙发和一台不大的电视机。同行的小马问他为什么不戴自己的绿化奖章，他只摇了摇头，没有回答。他的儿子和女儿都在外面工作，老伴因为患了肾结石正在住院，作为村支书，镇政府每个月给他200元补助。
一谈到治沙的成绩，于顺没有说到自己，却首先谈起了前任书记张富，他说：
“我是1966年不上学后才回村的，1985年当选村支书。前任支书是转业军人，他带领大家治沙。那时村子西边、北边都被沙子包围了，吞了六七十户，风一刮，连门都打不开。地也被沙压了，不过立夏不能种地，种了也会被沙压，一年一亩地只能收四五十公斤粮。沙丘还在移动，每年要前进10多米，连半固定沙丘也要前进四五米，不治沙实在不行了！老支书便站在沙坨上动员大家：‘学大寨学什么？我们就是要用大寨精神治沙！’从66年下半年起，我们村就开始治沙了。
“治沙要等下雨，只要一下雨，全部劳力都上山治沙。最初我们搞了些挡风的风障，下雨后自然长出了锦鸡儿一类的固沙植物，后来又搞了黄柳扦插，种杨树和柳树。75年县实验站几个工程师来看了我们的治沙情况后很高兴，化验了我们的土壤后，说是最适合樟子松的生长，76年就拉了两车樟子松苗搞实验，挖坑、浇水，当时用的‘裸根苗’，成活率达到40％至50％；第二年又给我们种子和设备，在我们这里培育了苗圃，成活率提高到60％至70％；再以后树苗搞了‘营养杯’，成活率更高了，全村种了1000多亩。
“老书记退了后，我们在赤峰市的领导下继续实验，对树苗加上了防风防寒措施，又搞了1000多亩。现在全村有3000多亩樟子松了，大的胸径五六十公分，可以卖两千多元哩，都是集体的。
“后来我们还种了杨树和黄柳，一部分搞了飞播，到1989年2.8万多亩沙地基本都变绿了，沙起不来了，谷雨前后已经可以种地，玉米产量达到了每亩地八九百斤，房子再也没有被沙埋过……没树的地方划给老百姓种草，全村每年产草100多万斤，有两千多只羊哩！”
我们来到了村里的松林，这些松树普遍有碗口粗，微风吹拂便响起了悦耳的松涛声，于顺粗大的手掌轻轻地抚摸着松树，黑红的脸上绽开了孩子般快乐而单纯的微笑，小小的眼睛幸福地眯成一条缝，突然显得年轻了许多……
我采访的另一个人是敖汉旗的造林大户、全国治沙标兵鲍永新（蒙古族），2007年春天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时，曾受到过温家宝总理的接见。他和妻子两人18年来在沙窝子里艰苦奋斗，造林、种草1万多亩，县林业局领导曾说：“要是有100个鲍永新就可以治沙100万亩，治沙的速度就会大大加快。”
瘦瘦的、身材高挑的鲍永新现年40岁，但鬓边已经出现了白发，除了白发，还患上了颈椎病、胃病、鼻窦炎等多种疾病，这些都是治沙留下的印迹。他是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大学但继母不愿意继续负担便回乡务农的，对自己沙地造林最初的动机说得很实在：“那时还没有认识到什么是‘生态建设’，家里太穷了，只想种树赚钱。看见沙地面积那么大，又荒无人烟，心想包下1万亩沙地，哪怕1亩地能种上1株树，也就有1万株，不懂什么叫‘科学治沙’，也根本没想到造林防沙会有那么多困难……”
他叙述了从在沙窝子里支个马架子（窝棚）勉强栖身开始，直到现在成为“治沙大户”所走过的艰难历程，谈话中提到了妻子：“我们是初中和高中同学，89年腊月结婚，90年阴历二月她就跟着我进了沙地……这么些年我觉得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她……”
鲍永新对自己曾经遭遇的困难并没有详细讲述，而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但是我能够想象，因为我曾经到过沙漠。我知道，中午沙漠里会热得像火烤的蒸笼，而晚上又冷得像冰窖。这里永远充满着烈日、大风和干渴，生命灭绝，只留下风沙和火焰般的阳光……而在刮大风的日子，这里真正变成了炼狱，沙丘像中了魔法般地移动，山呼海啸，沙山像黄色的波涛，连骆驼都不敢前进，人变得比蝼蚁还要渺小。
是一种什么样的激情、什么强烈的爱恋才让他们夫妻俩能在沙漠中创造辉煌呢？
鲍永新的话引起了我职业养成的强烈兴趣，于是便要求采访他的妻子。
我们到了离城90多公里、沙地旁边鲍永新家的“庄园”，这是一排新修不久的砖瓦房，按鲍永新的说法是“高标准”的，窗明几净，安装了暖气，客厅里有电脑、电话、彩电、沙发和写字台，墙上挂着荷也勿苏嘎查全体村民送的横匾，上面写着“心系百姓情满草原”八个大字，门前有许多杨树，微风吹拂下，杨树叶儿颤抖着，叶背闪出银片儿般的光芒，树下有一群小鸡在咕咕地觅食。
鲍永新的妻子于艳文（蒙古族）端出了一大盘切开的西瓜热情地招待我们。我仔细地端详着她，发现女人的面相明显地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虽然高大的身材仍然健壮而丰满，但风沙和艰苦的劳作，却在她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她很爱笑，但笑起来后，眼角长长的皱纹却令人对她逝去的青春感到惋惜。
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站着一个女人”，但我认为，于艳文并不是一个“站在背后”的女人，她也是防沙造林这个故事中的主角，沙漠里的翠绿处处都留下了她的泪水和汗水，为了对一个男人的爱，为了对一份追求的理解，为了自己做出的承诺，她付出了几乎整个青春。
她的笑容里含着自豪，也含着辛酸和眼泪。
这不只是一个生态建设、植树造林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女人和爱情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奋斗和命运的故事，在她叙述时，旁听的人都流下了眼泪：
我们是高中毕业后第二年结婚的，我喜欢他脑子好，聪明，人也长得高大、帅气。一结婚才知道他家实在太穷了，啥也没有。我们刚结婚，他们三兄弟就分家，因为他念过书，就啥也不分给他。当时我们连吃饭的锅碗都要借，就因为感情好才坚持下来了。
那时我们这里到处是沙地，他看见有个沙坑里长了树就想到沙地里种树，和我商量，我本来不想进沙地，但为了他还是同意了。再说，和他一样，我不想出名，但也想当个“万元户”，1亩地1棵树，1万亩地1万株，每株10元钱就是10万元……根本没想到沙地里那么苦。
当时亲戚和朋友都反对我们的做法，他的兄弟说他，你脑子那么好，去沙地干啥？还有人说，沙地那么苦，你们能坚持下去？还不是去了几天就得回来！
沙地里没房子，我们割了些柳条夹了个小窝棚，拿木头搭了张床，没水喝，就在沙地里挖了个小坑，喝小坑里渗出的水，那水又苦又臭，还有虫子，别提多难喝了！天天刮风，一刮起来眼睛都睁不开，沙丘像长了脚一样往前跑……没有车、没有马，吃的、烧的、肥料、树苗……啥都要靠自己背。我眼泪都哭干了，真后悔答应了跟他进沙窝子。我从小没父母，是跟姐长大的，姐很疼我，家里生活很好，我从没离开过家，结婚时姐根本不同意，说他家太穷，住的又是沙窝坑，你念到高中毕业了，为啥要跟他？可我死活要跟他，啥都依着他，姐没办法了。
那时我们没钱栽树，有时他要出去找人借钱，天黑了还没回来，我不敢进窝棚——怕有坏人闯进来，便悄悄藏在外面的沙坑里哭着等他……结婚第二年我怀孕了，还是帮他种树，啥活也干。生儿子后更困难了，我得背着孩子干活。孩子常害病，周围又没医生，孩子一病我就只有哭……孩子3个月时有一天突然发高烧，昏迷了，他不在家，我吓坏了，半夜抱着孩子在沙窝子摸了12里地去找村里的赤脚医生，天还下着雨，我连手电都没有……
大孩子一岁多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小儿子出生第三天下了大雨，小土房泡塌了，他不在家，我只有找块小小的塑料布顶在头上，把两个孩子搂在怀里……我头疼、肚子疼，孩子哇哇地哭，我又怕狼来——我们这里有狼，一整夜都不敢闭眼睛。当时我真想死了算了，再不受罪了！
房子塌了，我们娘儿几个只得住露天，9月、10月天慢慢凉了，我只能用塑料布遮遮孩子，根本顾不上照顾自己。生孩子后没吃的，只能喝点小米粥，吃鸡蛋是奢望了。我们自己盖房子，盖了两个月……现在我得了神经衰弱，腰疼，左边身子老发麻，都是那时落下的毛病……你问有没有亲戚来帮忙？没有，从来没有人来帮忙，背地里他们都笑话我们穷折腾，两口子竟跑到沙窝子里去种树！
生了第二个孩子后负担更重了。生孩子三天我就下地干活，还要照料两个孩子，后来实在照顾不过来，只有把老大送给大姑。大姑本来怪我不听劝，但看见孩子在沙窝里上晒下烤，看不上电视，吃不上糖，连冰棍都不认识，觉得他们怪可怜，便答应替我照顾……半年后孩子不认我了，我去看他，他噘着小嘴说：“你不是我妈妈，离我远点！”我心里难过得真没法说了！
儿子大一点后便送到乡上的学前班全托，学校里吃的玩儿的比家里好些，我不能让孩子也跟着大人受罪。孩子到学前班后一两个月见不着面，从沙窝子到乡上又不通车，去一次要走三四十里，治沙的事又忙，只得托老师、朋友照顾。我想儿子真是想疯了，不想再蹲在沙窝里了……有一次两个孩子想家了，偷偷从学校跑回来，五六岁的孩子自己走了几十里，累得在炕上趴了两天，我望着他们只有流泪……
最困难是1997年到2000年，为了栽树我们到处借钱，四五年就投资20多万，为了还债，家里常常10天、8天吃不上一口菜。我天天都在发愁，树要15年到20年才成材，想走出沙窝不干了吧，别人还会笑话，自己也不甘心。在我发愁的时候他倒很坚定，常常安慰我说，非要干出个样子来，让我们娘儿仨都能过上好日子。我曾想进城打工挣点钱还债，但看他实在困难，我一走他更孤单，更没人支持了，就又留了下来。
2000年他又借了6万元开沟种了7万棵树，谁知这年大旱，种下的树旱死了95％，真是叫人伤心哪，白奋斗了！但是最困难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动摇。
97年到2003年7月，为了治沙和种树，利滚利我们欠债近30万元。当时连利息都挣不回来。有的短期债只借1个月，到时候别人就上门要钱；给一个亲戚借了5万元，到时候还不了，亲戚大骂我们是骗子，我豁出脸皮哀求，但咋说都不行，最后还动了刀子……那时我最怕过年过节，孩子问我给他们买新衣服没有？我只能沉下脸回答：“哪有钱！”大年三十总有人来要钱，99年腊月二十八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还是他的生日，来了五六个要账的，都坐在炕上不走……
有段时间，孩子都不愿意回家了，回来没玩伴、没电视，过年过节我俩冷冷清清，大眼瞪小眼……
皇天不负苦心人，2000年下半年终于有了转机。刚进沙地时我们搞的是“自然封育”，让沙窝子休养生息；以后便种草、种灌木、种树。杨树栽了17万多株，杏树栽了5万多株，羊柴、柠条、沙打旺等灌木种了37万多株，还种了苜蓿和别的牧草。那年树旱死了不少草却长得很好，秋天草籽丰收，价格又猛涨，1斤草籽可以卖十四五元，我们一下子卖了4.7万多元，真是喜出望外。第二年草籽又卖了3万多元，以后每年都卖草籽，2001年到2004年光草籽就卖了10多万元。依靠卖草籽我们度过了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