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年的研究中，梁玉祥清晰地知道，生态问题是一个系统问题，生态环境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体系。目前全世界从政府首脑、科学家到普通老百姓都在议论气候变暖，许多人把气候变暖的原因单纯地归咎于二氧化碳排放引起的“温室效应”，而梁玉祥思考得更多的却是：地面环境的变化也会影响大气环流，许多地区的生态退化会影响大气条件，影响太阳能，影响地球与大气之间质能的传输平衡关系，其结果也可能引起气温上升，因此他认为，“温室效应”也许仅仅是全球温度升高的原因之一。
梁玉祥的想法与世界上许多科学家的想法不谋而合。因为，近十几年来，在“全球变化”研究中获得的最大进展之一，便是对于地圈与生物圈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国外的科学界已经认识到生物圈改变着大气成分，而改变了的大气又要求生物圈做出回应，这种认识已经“将地学与生命科学的交叉提高到一个空前的新高度”。
梁玉祥的目光从若尔盖投向了全国。一个新的担忧又逐渐浮现在他的脑海里：若尔盖地区环境退化会不会给全国特别北方地区的生态环境带来负面的影响呢？
这是一个新颖而又大胆的想法，是我国生态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空白，权威们常常谈论中国的“四大沙尘暴策源地”，但谁也没有提到四川的若尔盖。然而科学本来就是在不断发现、不断否定中前进的，梁玉祥决心闯进这个前人没有注意到的领域了。于是他对若尔盖地区的地貌、地质、气象因素，青藏高原的“烟囱效应”，亚洲季风以及通过季风对相邻地区气候的影响等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亚洲季风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太阳辐射的变化，海陆热力的差异，以及地形的不同都会对季风带来影响。青藏高原对大气的加热，对亚洲季风的形成、爆发和维持有重要作用。早在20世纪50年代，叶笃正等专家就提出了在春季和夏季，青藏高原上空的大气是一个热源，这些热量一部分要向外输出，东亚地区季节的突然转换，便和高原的影响有关。德国气象学家FLOHN也把青藏高原东南角比作一部带有大烟囱的热机，高原的热力是要通过大烟囱向外输出的。许多研究都表明，青藏高原的存在，不仅影响我国局部地区的大气环流和降水，而且还会影响亚洲和全世界。
若尔盖地区处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是一个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盆地，相对于我国北方地区说来，是一个“高原平台”，地势南高北低，周围的高山峡谷中有许多山谷，与若尔盖湿地南部相通的山谷大体走向为西南，而与北部相通的山谷大体走向为西北或正北。这个地区冬季既受西风南支流控制，又受北方寒流的强劲侵袭，尤其北半球西风带的影响更为强烈。春季来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风经云贵高原到达若尔盖后，受到横断山脉的阻隔，流向便发生了变化，旋转、咆哮后，经由这个高原盆地周围的山谷流向北方，最后汇入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主要气流西风带中。
从青藏高原东部的“烟囱效应”，从许多前辈的研究中梁玉祥得到启发，他想，半个世纪以前，若尔盖地区湿地广阔，林草丰茂，流经这里的“风体”能够从地面吸收大量的“水汽”，当这股带着“水汽”的季风汇入北方的西风带气流中时，便可能给北方的干旱地区增加降雨的条件；而如今，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流经若尔盖的风体补充的不是湿润的“水汽”而是干燥的“沙尘”，当它进入北方时，不但能破坏北方的降雨条件，而且会增加发生沙尘暴的频率、增加风蚀的强度了。
这就是四川若尔盖地区给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正是梁玉祥研究的核心。
这个“假说”是否正确呢？为了彻底印证自己的判断，治学严谨的梁玉祥几年中除了多次到现场调研外，还潜心阅读了4000多篇中外科学界发表的论文，研究了两百年中的8万多个气象数据，反反复复地观察了各种卫星云图。他收集了北方近两百个气象站的资料，重点对近50多年中，若尔盖地区的生态状况与北方的干旱风沙天气进行了对比。通过对比，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对应现象：若尔盖降水量大的年度，北方的强沙尘暴天数就有所减少；反之，若尔盖降水量低的年度，北方的强沙尘暴天数便大大增加。若尔盖沙漠化速度高的时期，北方也进入沙尘暴高发期；反之，若尔盖沙化速度放缓，北方的沙尘暴发生也减少……总之，从各个方面经过一系列检验后，梁玉祥有了一定把握，认为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于是又多方奔走，联络国内有关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共同进行考察。
近年来，中国社会包括科学界都流行着一种“浮躁”情绪，一些人已经不再把科学研究当作神圣的事业和责任，而仅仅视作成名和“搞钱”的工具和垫脚石，他们不愿当“傻瓜”，为了让“投入”获得最大最快的“产出”和“利润”，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找寻“捷径”，绝不愿进行艰苦的、“枯燥的”、扎实的研究，有的满足于在电脑前“下载”，有的将别人的成果改头换面后据为己有，勉勉强强凑成一篇或几篇论文，能向“上面”申请到一笔“课题费”落入囊中并评上更高的职称便皆大欢喜，万事大吉。而梁玉祥截然不同，这是他自己的“课题”，不但冒着得罪“权威”们的巨大风险，而且也没有得到“课题费”的支持……
4月3日科考队从成都出发后，经过三天的长途跋涉，录取了几十个监测点的重要数据后，他们到达了红原县，迎接他们的是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到达红原县后，许多科考队员感到震惊了，原来，在红原县与若尔盖县交界的地方，过去本是沼泽，如今却是一条巨大的“沙带”横亘在人们面前。爬上沙丘举目望去，一眼见不到头，巨大的沙带宽约500米，长达十几公里……
牧民尕科孤独地坐在沙丘上，揉着眼睛，忧愁地望着自家瘦弱的牦牛群，哀伤地摇头比划着：“二十几年前这里全是绿绿的牧草呀，现在竟变成了这样！今年我家的牦牛已经饿死了好几头，再过几年，真不知道到哪里去放牧，也不知道我家十几口人怎样活下去……”
国家曾拨下了上千万元的治沙专款，但三年过去了，专款用光了，沙漠仍然在扩大。
红原县畜牧局局长泽斯甲呼吁：“如果再不加大治沙投入，一二十年后一切都晚了！”他建议，国家能不能为生态最脆弱地区的牧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然后强制淘汰部分牲口，切实减轻草原的压力；与此同时再对部分牧民进行语言和技能方面的培训，让他们能够转变观念，到外面去自谋职业。
离开红原，科考队员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到达了若尔盖，这是被一些媒体称为“沙之王国”的地方，是科考队最重要的考察目标。
若尔盖更让大家触目惊心。
一路上，看不到春天的脚步，只看见著名的、富裕的、被许多人赞颂过的热尔大草原已经千疮百孔，到处都露出了退化的迹象，许多地方绽出了一条条、一块块裸露的黄土，这是流血的伤痕，是沙化的前奏。退化的草原是高原鼢鼠和鼠兔的乐园，它们兴高采烈、欢欣鼓舞地在草原上奔跑着、跳跃着，肆无忌惮地挖洞，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啃啮着草根，制造着沙丘，让草原遍体鳞伤。
在沙化严重的阿西乡，虽然有了国家防沙治沙示范点，拉上了围栏，种上了牧草和灌木，但是由于缺乏管护等原因，已经遭到了牛羊的破坏。而没有来得及治理的地方，一座座沙丘更赤裸裸地凸现在荒原上。
在沙化更加严重的辖曼乡，虽然近几年在连续进行整治，采取了退牧还草、禁牧休牧、减少牲畜数量等多种措施，但治理速度远远跟不上沙化速度，仅仅这一个乡，沙漠的面积每年便要增加4000多亩，如今全乡已经有十几万亩土地被沙漠吞噬了！
若尔盖还给了科考队员们一个“下马威”。
4月9日下午，迎着明媚的阳光，科考队到了著名的“九曲黄河第一弯”，想欣赏母亲河迷人的丰姿。黄河从源头走了700多公里来到若尔盖与甘肃交界处的唐克乡时，便似乎又想回到源头去，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东南又流向西北，形成了奇妙的“黄河第一弯”。远远望去，仿佛一条闪着银光的丝带飘扬在天地之间，整个景色像一幅巨幅油画。科考队员们赞叹着，纷纷拿出了照相机和摄像机。
但是，一刹那间，仅仅一刹那间，突然狂风大作，梁玉祥激动地高呼道：“看，这就是沙尘暴！”原来，黄河对面沙尘骤起，在滚滚黄沙中，波光粼粼的河面已经变得模模糊糊。
沙尘并没有刮到科考队员跟前，但大风却让大家觉得冷入骨髓，一位来自中国沙漠研究中心的教授刚掏出测风仪准备测量风速，大风“呼”地一声就刮走了他的防风帽……追了几十米，直到悬崖边才追上了帽子……
梁玉祥分析，这风是从沙化最严重的辖曼乡刮过来的。他告诉大家，辖曼乡离黄河第一弯仅仅40公里，距成都的直线距离仅仅200公里。
离开黄河第一弯科考队的专家们又去到一些村庄进行考察。他们发现草原上有许多宽大的洪沟，里面还有浑浊的涓涓细流，仔细询问，牧民告诉他们：“这是上世纪70年代挖开的。”正是盲目地挖沟排水，“改造沼泽”，才加速了草原的退化和沙化。更让人痛心地是，明知挖沟排水后果严重，但如今为了“开发旅游”、“发展经济”，当地还在用饮鸩止渴的办法，继续挖沟，用人工的力量在草原上制造和维持了一个花湖。地方官们在对外宣传和向上级汇报时，还沾沾自喜地以此作为自己的政绩。
愚蠢的人类啊！
与其他干旱、半干旱地区比较起来，若尔盖降水量并不算少，年均达500毫米左右，为什么沙化的速度会这样快，进展会这样惊人？除了挖沟排水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嫩哇乡下村的村主任曲甲感慨地回答专家们：“20年来我们这里的人口增加了一倍，牛羊增加了四倍，直到现在，牧民还是每户都要养100多头牛、1000多只羊……过度放牧毁坏环境也是加速沙化的重要原因。”
退化的草原让饥饿的牲畜们瘦骨嶙峋，它们艰难地在沙漠里喘息着，寻觅着可以充饥的草根，一步一步地走进了“冬瘦春死”的怪圈。村民们叹息着：“也许再过一二十年，若尔盖已经没有牦牛、羊只和马匹，只能看见骆驼了！”
这就是恶性循环！
科考队在若尔盖意外地遇到了联合国派来考察的湿地保护专家大卫·布兰科博士，他来这里已经一个多月。在接受记者们的采访时，他说，若尔盖湿地面积近100万公顷（1500万亩），是世界上最大的“高原水库”，每年给黄河提供30％的水量，素有“黄河蓄水池”之称，是全球十分宝贵的高原湿地，但目前至少已经有两成沙化。他还直言不讳地指出：
如果若尔盖的沙化问题不加以治理，不到20年，整个若尔盖湿地将成为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沙漠之一。届时，由此引发的沙尘暴也将频繁袭击成都平原。
布兰科博士还说，他的预测绝不是危言耸听，这是经过大量调查并且和中科院成都分院等许多科研机构的专家们多次论证后得出的结论。他认为，当前若尔盖沙化的首要问题是过度放牧，政府必须想方设法控制牛羊的数量，“至少要减掉一半”，他表示，若尔盖的沙漠已经把我们逼到了悬崖边上，我们已经没有任何退路，我们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宽松、和谐的外部环境——草畜平衡环境。
离开若尔盖后，科考队顺着风向“千里追沙”向北方前进，到达了甘肃的碌曲，青海的泽库、贵南，进入了“三江源”地区（黄河、长江、澜沧江源头地区）。一路黄沙，一路风尘，真正是“风尘仆仆”。他们亲眼目睹了“三江源”面临的生态危机。
而从卫星云图上显示，来自藏东地区的季风，经若尔盖后便进入了甘肃和青海的南部，若尔盖湿地消失后形成的沙尘，也随风带到了北方，形成沙尘源或沙尘启动源的一部分。
科考队在青海海南州的主要入风口才乃亥进行了探测，发现西南季风正通过这里的风谷沿黄河下游地区流动，由此可以再次推断，流经若尔盖的干燥季风和沙尘可以在空中与北方的沙尘“合龙”，对我国干旱的北方带来更大的威胁。
一路上，科考队在当地气象部门的支持下，收集了近几十年来气象变化的各种数据，以便慎重地对梁玉祥的判断进一步进行论证。
在甘肃、青海、宁夏、内蒙，科考队都和那里的环保、林业、畜牧等部门以及科研机构反复讨论，反复交换意见，并获得了大量宝贵的资料。
科考队的最后一站是甘肃的民勤。亲眼目睹绿洲变成沙漠中的孤岛，以惊人的速度向“第二个罗布泊”逼近，梁玉祥和科考队的专家们心情更加沉重。大家不由得联想道，与民勤前期沙化有很大共性的若尔盖，会不会沦为“第二个民勤”？而若尔盖到北京的直线距离几乎和甘肃张掖到北京相等……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科考队的专家们取得了共识，大家认为，梁玉祥的判断是有价值的。目前，这一判断已经引起中科院、中国科协、中国自然基金会等单位专家们的重视，连远隔重洋的《纽约时报》也派专栏作家对梁玉祥进行了采访，美国生态咨询公司的执行董事专门听取了梁玉祥的介绍，我国国家中文核心期刊《自然杂志》已经全文发表了梁玉祥、易美桂、楚可要等人联名撰写的论文和部分图片。梁玉祥的下一个目标是到撒哈拉大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等地继续考察，以便对沙漠化的规律有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并寻找防治沙漠化的科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