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伊斯难以企及
“大凡在文学和思想领域中的卓越大师们，都是孤独内向的。由于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里所达到的高度常人难以企及，他们总是难以寻找到自己的同行者。而且，他们往往同传统、时代和流俗格格不入，超然于繁杂的世事之外，其实内心却充满痛苦，惟有以自己的沉思和创造自慰。这大概是大多数天才人物所拥有的共性吧。”以上这段话是闵嘉先生所著《触摸人类的心灵：茨威格》一书中对茨威格关于乔伊斯印象的再述。在茨威格与乔伊斯认识后，乔伊斯当时正在创作《尤利西斯》，他对茨威格说：“我要用一种超越一切语言的语言，即一种所有语言都为它服务的语言进行写作。英语不能完全表达我的思想，因而我不受传统的约束。”后来茨威格不能忘怀对乔伊斯语言天赋与离群索居的印象，详细追忆道：“……在他身上好像总有那么一点辛茹苦酸，但我相信，正是这种多愁善感使他内心产生激情和创作力量，他对都柏林、对英国、对某些人物的厌恶情绪已成为他心中的动力能量，并且事实上已在他的创作中释放出来。不过，看起来他好像喜欢自己那副不动感情的容貌，我从未见他笑过，或者说高兴过。在他身上好像总有一股摸不透的力量，每当我在街上看见他时，他总是紧闭着狭窄的双唇，迈着快步，好像正在向某个目标赶去似的。”
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出身于都柏林一个资产阶级家庭，22岁离开本土，到欧洲各地流亡，当过银行职员和教师，他说过：“流亡就是我的美学。”这一点，后来许多世界级的大作家其实都有承袭。乔伊斯1914年完成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并在伦敦出版，同年开始写作《尤利西斯》。《都柏林人》是一部以现实主义手法描写城市下层居民生活的作品，早在1905年就向伦敦出版社投稿，1907年再次接洽该书出版事宜，因出版商要他修改遭到拒绝，印刷厂一度销毁该书印张。1913年由于诗人庞德为乔伊斯的生活与发表作品出力，才有了《青年艺术家画像》在伦敦刊物《唯我主义者》的连载和《都柏林人》的出版。1916年，乔伊斯根据个人切身经历所写的自传体小说在纽约出版。该书早在1904年就完成，投稿后曾经被退稿。乔伊斯在这部小说中充分表达出对爱尔兰社会的蔑视和不满，认为“孤独是艺术精练的首要原则”，强调了“流亡就是我的美学”，极力认为应当摆脱一切影响，不管它的名称是家庭、教会或祖国。乔伊斯用内心独白的方式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认定外在的世界只能通过在主人公的意识屏幕上映像才可以反映出来，而不像现实主义小说家那样直接地对环境和人物加以描绘或说明。1917年乔伊斯写完了《尤利西斯》前三章，因青光眼再动手术（前后多达十一次），英国韦弗小姐开始匿名支助他。1918年在伦敦出版写于1915年的剧本《流亡者》，同年《尤利西斯》在美国刊物《小评论》连载。1920年全家迁居巴黎。同年美国《小评论》因连载《尤利西斯》“有伤风化”受控，停止连载。1922年，《尤利西斯》在巴黎由莎士比亚书店出版。次年，乔伊斯着手写《芬内根们的苏醒》（亦译为《芬尼根后事》或《芬里根的守灵》），直到1939年伦敦、纽约两地同时出版。1932年美国法庭判定《尤利西斯》并非淫晦，准允在美国出版，1934年该书由美国兰登书屋出版。1940年迁往瑞士苏黎世。1941年1月30日，乔伊斯因胃穿孔医治无效去世，葬于苏黎世公墓。
1998年全球读者投票评选二十世纪小说类第一名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并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英语文学著作。自乔伊斯四十岁生日（1922年2月2日）那天《尤利西斯》在法国巴黎出版，此后几十年里，爱好者之众，争论之热烈，是世界文学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乔伊斯本人曾在1920年书信中称《尤利西斯》是“一部两个民族（以色列和爱尔兰）的史诗”，但其文学上的表现又是一部现代小说，于是对它的阅读与理解，一直存在着种种悬疑。
尤利西斯就是希腊的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英雄奥德修斯，拉丁文中称为“尤利西斯”。乔伊斯是要借助这个名字，让读者想到这个古希腊英雄与荷马史诗。在构思和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乔伊斯曾经运用《奥德赛》的人名、地名和情节作为全部小说的结构亦即每一章的题目，如第一部忒勒玛基亚（第一章忒勒玛科斯、第二章涅斯托耳、第三章普洛透斯），第二部尤利西斯的漂泊（从第四到第十五章分别是：卡吕普索、吹落拓花的人、哈得斯、埃俄罗斯、勒斯特里冈尼亚人、斯库拉与卡律布狄斯、游动的山崖、赛壬、库克罗普斯、瑙西卡、太阳神牛、喀耳刻），第三部回家（第十六章欧迈俄斯、第十七章伊塔刻、第十八章珀涅罗珀）。但在《尤利西斯》发表的时候，乔伊斯却取消了这些章目，至少给读者的阅读既增添了现代小说的直观感受，也给阅读增加了一定的难度。乔伊斯没有忽略通过友人和评论家将原有的章目暗示出来，目的还是希望他的含意发生作用，毕竟那些典故本身携带着广为人知的浓烈的文化背景。
《尤利西斯》是一部将意识流推向极至的伟大的小说，同时也是一部语言极其精湛准确的叙事经典。尽管它的叙述有很强的喜剧性，但它有些地方并不易懂，毕竟典故运用太多。艾略特在称赞他是弥尔顿之后最伟大的英语大师的同时，也抱怨他在《尤利西斯》里文体变化太多。《乔伊斯传》的作者艾尔曼说《尤利西斯》“在有趣的小说中，它是最难懂的，在难懂的小说中它是最有趣的。”让一位极为普通的平常人肩负整个文化的重任，成为这样一部伟大作品的主人公，乔伊斯实在可谓“超人”。
长期担任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编辑的约翰·格罗斯著有《乔伊斯》一书，这本册子有助于我们从精神与艺术的角度来了解乔伊斯和阅读《尤利西斯》。在《闹鬼的墨水瓶》一节中，格罗斯写道：“只有在能够揭示乔伊斯的天才所具有的那种自我中心和充满冲突的全部性质的情况下，有关他生平的知识，才真正有意义，这种知识才能修正读者对他的作品的基本反应。按照这种理解去观察的话，他的作品的力量正是来自他所经历的烦恼的激烈程度和他力图驾驭作品所付出的精力。这些作品既有藏匿又有揭露，既有复仇又有和解，既有自我净化又有自我确认。”
生活中的乔伊斯有着非常严重的神经质，他一直感觉自己是命中注定的牺牲品，一直在担心可能戴上绿帽子，一直感觉焦虑不安并容易陷入感情上的折磨，有时表现出一种自我蒙蔽的骄傲情绪。从他的著作和写给诺拉的信件，可以知道他还有如下病症：对同性恋的恐惧，对内衣内裤的癖好，对异性虐待获得性幻想的快感，对偷窥的喜好以及关于“排泄器官的烦恼”。这也就不难理解，乔伊斯的作品里为何“包含有相当数量的超现实主义淫词”。
乔伊斯对于父亲的感情有恨也有爱，所以“父亲和祖国在乔伊斯的作品中十分重要”。同时他爱母亲和宛如母亲的诺拉，他曾经写道：“啊，我多么希望我的灵魂也能和你的联在一起啊！啊，我多么希望能像一个来自你的血肉的孩子那样蜷伏在你的肚子里啊……”他在心中一直以易卜生对挪威所作的贡献为榜样，希望通过他本人的努力使爱尔兰文学欧洲化，也使爱尔兰知道巨大的外部世界。事实上，他做到了，格罗斯说：“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至少在《尤利西斯》里）同狄更斯的伦敦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圣彼得堡一样，实实在在，味道十足。”“甚至连他的流亡也有着它的代表价值，反映了（不管怎样奇特地）在他之前被迫背井离乡的几百万爱尔兰人的境遇。”
从乔伊斯生命的年谱我们可以看到在普通生活里的他终究还是相对成功的，不仅娶妻生子建立了家庭，而且文学创作也取得了很好的结果。但无论是他同时代还是以后的人们，都能意识或发现他的许多“神经不正常”的证据，那种非人格化神话和文学上的离经叛道，确实值得破解。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里，乔伊斯让主人公在结尾公然拒绝家庭、祖国和宗教主张，实际上他是提出了他后来经常涉及的两个主题：宗教问题和艺术问题。乔伊斯对世界持有一种圣礼式的看法，是在摒弃天主教的同时，试图以艺术取代宗教，甚至让斯蒂芬以一种自我陶醉的幻想被救世想象折磨，以为艺术家就是救世主。《尤利西斯》中就充满了救世和圣经的典故，可以看到乔伊斯要与圣经比一个高低。乔伊斯作品里的人物中，思想枯竭、精神沮丧的人需要讲求实际的人拯救，而讲求实际的人需要艺术来拯救。这多么像神话。
要深入了解乔伊斯，有必要知道他最早对诗歌的一度热爱，尽管在1904年之后除了在动感情的时刻之外他再不把自己当诗人看了。乔伊斯早在中学时代就热爱着诗歌，像任何一个成长于九十年代的年轻人一样，不仅对文学事业怀抱模糊的愿望，而且怀揣着某种世纪末情调，因此他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名叫《忧郁》。大学时期的第二部诗集是《光明与黑暗》。写于1902年—1904年、出版却在1907年的是《室内乐》。乔伊斯对叶芝、威尔琳和伊丽莎白时期诗人的创作技巧有过非常用心的研究，所以他的诗歌创作技巧是成熟的。但诗歌不能充分展现他的才能，于是，乔伊斯迅速把诗境引入到散文写作，并在离开爱尔兰的时候，肯定地认为他真正的工具是小说，而非诗歌。
乔伊斯的《都柏林》讲述的都是小街陋巷的故事，语言简洁、含蓄，需要读者调动阅读现象。格罗斯认为“乔伊斯在忠于不愉快的事实方面是丝毫不动摇的。不管他带着多么厌恶的心情来安排或表现他的材料，他总是把眼睛死死地盯住他所见到的这个世界：浑噩的人们，串酒馆的酒鬼，散发霉味的房间和囿于其中的窒息生活”。因此，《都柏林》主要是一部弃世之作，随处可见的都是沉沦。“做为一部对整座城市进行控诉的作品，《都柏林》可以与司汤达在《亨利的一生》中对格林诺贝尔的毫不留情的判决相媲美：我现在仍然憎恨那座城市，因为就是在那里我学会了认识人。”
《尤利西斯》简单地说就是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两个男人（布鲁姆和斯蒂芬）在都柏林游荡了一天偶然相遇，然后试图获得提高生活价值的力量。乔伊斯既不让读者直接意识到作者的存在，又通过大量技巧上的创新（如模仿他人的文体）使人们明显看到他的存在，也就是通过这种巧妙既与人物保持距离，也能控制读者的反应。乔伊斯运用了以前任何小说都没有过的笔触，极限地表现出人物心灵生活的浓密与丰富，以及思想的产生与流逝时那种不可思议的快速连接和复杂程度。《尤利西斯》的人物活动时间是1904年6月16日这一天，在乔伊斯的个人真实生活里，这一天是他和娜拉·巴纳克尔一起出走步入婚姻生活的日子。
乔伊斯的朋友弗兰克·布金曾经说过：“《尤利西斯》总是使我感到愉快的特点之一是它的通俗性。它与那些用欢乐曲调在回响的合声伴同下讲述悲剧事件的古老民歌都很相似。”格罗斯也说：“正是通俗的文化使布鲁姆同伙伴们保持联系，同时使《尤利西斯》成为既是一幅一座城市的风情画又是一幅个人的肖像画。”那些最通俗的东西表现为一些非正式的语言：俚语、职业术语、警言妙句、绰号、省略语式、套话陈词等等。乔伊斯从寻常生活里选取大量的通俗文化的东西充斥到小说当中，其真实用意是为了具体呈现现代生活细小和颓废的支离破碎状况。路易斯·蒙福特在《都市文化》中写道：“都市里到处都渗透着各种形式的消极力量……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揭示了这种鬼幻般的状况：他表现了利奥波尔德·布鲁姆的头脑里如何反复地重复报纸和广告的内容，生活在充满未能实现的欲望、虚幻的愿望、令人消沉的烦恼、病态的压抑和悲哀的空虚的一个地狱里；在一个分崩离析的城市里一个分裂的头脑：这也许是一个世界都市的正常头脑。”
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充分运用了内心独白。格罗斯更进一步对乔伊斯的叙述技巧进行分析，认为大约可以分为五个方面，即“内容方面”（含意象的图案、隐含的典故、明显地对比、主题的再现与分解），“模拟方面”（含拟声、模拟节奏、正常语序的打乱、使语言鲜活起来的手段），“电影技巧的运用”（含特写、倒叙、高速摄影、跟拍、剪辑、视角转换等），“诗意方面”（双关语、省略句、奇崛的比喻、对比、象征、意象等）和“离心方面”（笑话、插话、虚假的线索、边缘学科的知识等）。而且以上五个方面在小说里经常重叠运用，致使难以明确分解。好在所有的阅读者与批评家对乔伊斯运用荷马式的结构作为象征手段没有争议，当然，这也是乔伊斯一度明示的结果。
阅读《尤利西斯》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相反，阅读乔伊斯却并不十分困难。可以这样说，一个看上去并不复杂的流亡作家，却写出来需要破译才能理解一些的伟大巨著《尤利西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这部巨著一直被云雾或积雪遮掩着，人们不仅难以抵达，甚至想象不出它究竟有多高。
陀斯妥耶夫斯基
在我内心的最深处是陀斯妥耶夫斯基。我知道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无法像写其他我所喜爱的作家给予某个侧面的定性或描述性的词语捕捉，所以我只能用他的名字作标题，恐怕将来如果写研究性的专著，也只能如此。对于我来说，念他的名字，仅仅是念一声他的名字，我就有许多的话要说。
以我个人收藏能力的限制，我虽拥有关于他的资料并不算多，但相对我的藏书而言，无论种类还是数量，他是最多的。我清楚地记得，上大学二年级第一次买名人传记，买的就是1982年辽宁社出版的外国文学评价丛书之一的《陀斯妥耶夫斯基》。
他可能是唯一拥有最深最广影响的伟大作家，因为自1901年开始设立并颁发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全世界有数不清获奖或没获奖的作家都在不同的表述方式中明确表示自己的文学创作受到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从人类文学自觉与不自觉的薪火相传的角度来说，陀斯妥耶夫斯基实在是一个永恒的谜，就像浩渺宇宙里的黑洞，他存在着，使许多星光黯然失色。惟一挣脱他的方式是尽可能彻底地了解他、分解他、消解他、运用他给予我们的力量战胜他。这正如他自己曾记下的话：“人是一个谜！应该解开这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