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是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但最终却以不了而了之。它留给历史的痕迹，主要是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两位难得相见却又时时相关的对手，作最后的见面。
重庆谈判的背景
重庆谈判发生在抗日战争结束向战后时期转变的关键时候。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共定大计"。这背后的情形，正如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一样，是非常复杂和多层次的。
与人们一般所知的情况不同，蒋介石与毛泽东会面的问题并不是在抗战结束时才提出来的。事实上，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蒋介石和毛泽东就设想过由他们二人直接会谈，以解决国共矛盾问题。1942年8月14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提出他打算在西安约毛泽东一晤。毛泽东得知后十分积极，愿出面与蒋会谈，以争取"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不过，周恩来认为，毛与蒋会面的时机尚不成熟，安全也缺乏保障，中共中央决定，先派林彪与蒋见面，以判明其意图。此后，林彪赴渝谈判达半年之久，蒋迟迟未提与毛会谈之事。另据张治中回忆，1943年夏季，在林彪即将返回延安时，蒋介石突然写了一封信托张交林转毛泽东，再次表示要邀请毛来重庆面谈一切。但此时国共关系再次恶化，中共方面未作答复。尽管蒋介石与毛泽东在抗战期间始终未能会面，但这个问题的提出为战后重庆谈判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长期以来，在处理国共关系时，蒋介石的一贯考虑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削弱乃至消灭共产党，以确保战后在维持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前提下实施"宪政"。为此，他准备使用"军事解决"和"政治解决"两种手段，并把军事解决的办法呈于首位。1945年5月下旬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带头指责中共要发动内乱，声称他的责任是"要巩固本党的基础，制止共党篡窃的阴谋"。这次会议通过的文件诬蔑中共"一贯坚持其武装割据，借以破坏抗战"，提出联合政府是"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强调与中共的斗争无法妥协，国民党的"急务"在于创造对中共斗争的"优势与环境"。
可见，蒋介石打内战的决心已经定了，但他要放手发动全面内战还有许多困难。全国人民刚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普遍反对在战后再发生内战，要求实现国内和平，以便在和平环境中重建家园。而对蒋介石说来，更大的困难在于他的精锐主力仍远在西南、西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到内战前线需要时间。
而与此同时，作为战后雅尔塔体系的一部分，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为蒋介石"政治解决"中共提供了可能。在1945年6月至8月进行的中苏谈判上，国民党谈判代表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将中共问题放在首位来考虑。在谈判过程中，为获得苏联的支持，蒋介石不惜以"准外蒙战后投票解决其独立问题，而与俄协商东北、新疆与中共问题为交换条件"。最终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多项条款明确表示出苏联无论在道义、军事还是经济上，均完全支持国民党政府，基本达到了蒋介石的要求。在蒋介石看来，有可能按照他的条件实现政治解决的机会已经到来了。蒋发第一电的时间恰是中苏同盟友好条约签订的同一天--8月14日，这不是偶然的巧合。此时，蒋介石以为没有苏联的支持，中共会瘫软下来，急不可待地致电中共要求谈判。
因此，蒋介石并不是真的想通过谈判来实现国内和平。他的如意算盘是想利用这一着来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如果毛泽东拒绝到重庆来，就给共产党安上拒绝谈判、蓄意内战的罪名，把战争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使自己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蒋介石估计毛泽东是不敢冒险来重庆的）；如果毛泽东来了，就给共产党几个内阁职位，迫使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这样，他最后仍可以消灭已变成赤手空拳的共产党。另一个是，可以用谈判来取得准备全面内战、特别是调兵遣将所必需的时间。
在接到蒋介石的第一、第二次电报后，8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天就要出发到前线去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陈赓、薄一波、萧劲光等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一开始就指出："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他分析道：进入这种情况时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我们曾力争进入若干大城市，现在没有成功。原因有二：一是苏联受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二是蒋介石利用他得到盟国承认的合法地位，使日军完全向他投降。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蒋介石的地位，既有有利方面，也有不利方面。
他的不利方面是：在他面前摆着强大的解放区，解放区的抗日功劳无法磨灭，也无法封锁；国民党内部有矛盾，又不能满足人民的民主民生要求。毛泽东着重提出一个问题："和平能否取得，内战能否避免？"他说：我们现在的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和平是能够取得的，因为英美苏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摊子没有摆好，兵力分散）。他同时也指出："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蒋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因为上面所说的那些原因，需要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等待机会消灭我们。所以斗争是长期的，迂回曲折的。从中国的局面来看，成立的联合政府"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要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根据这个方针，毛泽东建议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一个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他判断：在谈判中，关于承认解放区和解放军的争论一定是非常激烈的，可能要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他才能逼他让步，总之他是不会满足我们的。毛泽东说：对国民党的批评，本来是决定停一下的，因为日本突然投降，蒋下令要我们"驻防待命"，不得不再批评一下，今后要逐渐缓和下来。以后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团结，有理有利有节。不可能设想，在蒋的高压下没有斗，争可以取得地位。他建议："恩来同志马上就去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就去。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参加这次会议的萧劲光回忆道：毛泽东"对我们这些即将奔赴前线的同志说，同志们担心我去谈判的安全。蒋介石这个人我们是了解的。你们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险一些。你们打了胜仗，我谈判就容易些，否则就困难一些。他风趣地说，目前的情况是有三种果子，我们可能得一批小的，失一批大的，另外，还要力争一批不大不小的"。
就在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一天，蒋介石的第三封邀请电到了。8月25日，中国共产党驻重庆的代表王若飞回到延安。毛泽东等7个政治局委员连夜同王若飞磋商。26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对他去重庆谈判的问题，明确地表示："可以去，必须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他说："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涉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去谈判会不会造成"城下之盟"的局势？毛泽东说："签字之手在我。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他设想了可以作出让步的限度：第一步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但"陇海路以北迄外蒙古一定要我们占优势"。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危险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决不怕"。
为了统一党内的思想，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并在当天向各中央局和各大战略区发出。毛泽东起草的这个党内通知，把中共中央力争实现国内和平局面的态度说得很清楚了。
重庆谈判的经过
1945年8月28日下午，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毛泽东身穿蓝灰色中山装，脚穿黑色布鞋。一手挥着巴拿马式的盆形帽，微笑着走下飞机。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开始了。
当晚，蒋介石在林园设宴招待毛泽东一行，特意将毛安排在自己的对座，以示"诚恳"。宴会后，又邀请毛泽东下榻林园。第二天，毛泽东同蒋介石进行第一次商谈，并确定双方的谈判代表：中共方面是周恩来和王若飞，政府方面是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蒋称愿意听取中共方面的意见，并称中国无内战。毛泽东则称，说中国没有内战是欺骗。蒋提出谈判三原则：一、所有问题整个解决。二、一切问题之解决，均须不违背政令、军令之统一。三、政府之改组，不得超越现有法统之外。这个"三原则"，就是他在日记中所说的"确定前提"。当晚7时，蒋介石亲赴毛泽东所住莲屋访问，约谈一小时，蒋自称属于"普通应酬"。
8月30日晨，毛泽东、周恩来从山洞林园进城，分别拜会了宋庆龄、张澜和赫尔利等，然后住入红岩八路军办事处。
9月4日下午5时，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参加军事委员会召开的抗战胜利茶会。会后，蒋、毛再次直接商谈。从9月4日晚9时起，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受命与周恩来、王若飞开始第一次会谈。至10月8日止，双方共会谈13次。
毛泽东在重庆的43天，除刚到和临行时有3天住在林园外，其他时间都住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二楼，同周恩来、王若飞住在一起。红岩村地处郊区，对来客很不方便。因此，张治中把自己的寓所上清寺桂园让出来，给毛泽东作为在城里会客、工作、休息的地方。毛泽东每天上午从红岩来，下午在桂园会客和工作，晚上仍回红岩。"每天晚上，毛泽东从桂园回来后，首先要和周恩来、王若飞、胡乔木一起研究当天谈判的情况，揣摸国民党代表的心理，把握谈判的动态，制定出有关的政策。他们研究得很深很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常常研究到深夜。""研究完谈判之事后，周恩来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起草电报或文稿，安排毛泽东第二天的活动，处理一些要事。毛泽东则在自己的房间里思考下一步的工作。""待忙完这些事后，毛泽东要通览全天的各大小报纸，不仅要看《新华日报》，还要看国民党办的各家报纸。一般的报道，他通览一遍放下。重要的文章和报道，他要认真反复地看，通过报纸，了解各界人士对谈判的反应，掌握时局的发展。"
从9月4日起，蒋介石即将和中共谈判的任务交给张群等3人，而他自己，则退居幕后。但是，他仍然时时研究苏俄与中共动态，牢牢掌控谈判，日记中有许多对谈判情况的记载。
重庆谈判是一场复杂而艰苦的斗争。由于国民党对这次谈判并没有诚意，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真会这样快地应邀来到重庆，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方面先提出意见。
9月2日，毛泽东约王世杰到桂园商谈，周恩来、王若飞也在座。毛泽东对这次谈判提出了八点原则性意见：(一)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二)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成立协议；(三)应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四)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五)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六)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内的民选政权；(七)中共军队须改编为48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之军队；(八)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