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初春，郭永怀和彭桓武、王淦昌被周总理派专车接进中南海西花厅赴宴。席间，周总理觉悟地勉励：“我们刚刚起步的国防尖端事业，需要尖端人才，你们是当之无愧的尖端人才，党和人民寄希望于你们啊！”同年7月，郭永怀科技报国的热情得到了党的认可，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3年，为了加快核武器的研制步伐，党中央决定将集中在北京的专业科研队伍，陆续迁往在青海新建的核武器研制基地。高原作业会因缺氧而造成头晕、胸闷、心悸、厌食，加上要抢时间争速度及营养跟不上，不少科研人员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原浮肿反应。为工作的特殊性所决定，郭永怀必须经常奔波于北京和青海之间，这样就更加重了高原反应复发的频率。
攻关在继续。中央领导同志深知科学家的艰辛。一天，郭永怀和彭桓武、钱三强、王淦昌等被周总理请进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周总理、陈毅元帅、聂荣臻元帅亲自作陪。宴会上，聂帅举杯宣布：“各位辛苦了！为感谢大家，总理要我和陈老总请大家来开会，会议主题只有一个，吃肉！”1963年7月25日，美、苏、英签署了《禁止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这个条约所指十分明显，就是要妄图阻止中国成为核国家。为此，党中央下达了更为明确的命令：作好一切准备，在1964年年内爆响第一颗原子弹。1964年10月中旬，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夕，为缓解科学家们的紧张情绪，周总理指示试爆总指挥张爱萍将军：派专机接送郭永怀、彭桓武、钱三强、王淦昌等人进行一次短暂的旅游――去古楼兰国观光，观看我国第一次原子弹试爆实况。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在西北高原浩瀚的沙漠上，一声巨响，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炸响了！当蘑菇状怒云扶摇升腾之时，郭永怀和他的战友们无不欢呼雀跃！这一天，同时又是断言“中国一百年搞不出原子弹”的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下台的日子。为此，外电当时曾经评论说：“中国在一天之内为自己得到了两分。”
1965年5月30日，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贺龙等七位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郭永怀等参加第一、二次核武器试验的专家和学者，并为他们设宴庆功……
1965年9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再次启动，郭永怀受命参与“东方红”卫星本体及返回卫星回地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1970年4月24日，在郭永怀牺牲一年多后，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在核弹武器化的后期研究中，郭永怀相继提出了一些具有独到见解的主张，后来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郭永怀这些主张的科学性和严密性。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爆炸成功！
对氢弹，郭永怀也从结构形式、弹体重量、减速装置等方面提出了一些科学见解，从而保证了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试验的圆满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郭永怀致力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8年多时间里，从原子弹到氢弹装置再到核航弹、导弹核武器，他究竟倾注了多少心血和汗水，又有谁能说得清楚……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又一次来到试验基地，为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身从事试验前的准备工作。可谁会想到，这竟是郭老最后一次来到倾注过他4年心血的试验基地了。1968年12月4日，在青海基地整整呆了两个多月的郭永怀，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他要急着赶回北京，就争分夺秒地要人抓紧联系飞机。他匆匆地从青海基地赶到兰州，在兰州换乘飞机的间隙里，他还认真地听取了课题组人员的情况汇报。当夜幕降临的时候，郭永怀拖疲惫的身体登上了赶赴北京的飞机。5日凌晨，飞机在首都机场徐徐降落。在离地面400多米的时候，飞机突然失去了平衡，偏离跑道，歪歪斜斜地向1公里以外的玉米地里一头扎了下去——只听“轰”的一声，飞机前舱碎裂，紧接着火焰冲天蹿起……
当迎接郭永怀的人们从惊骇中醒过来的时候，急忙向出事现场飞奔过去。当辨认出郭永怀的遗体时，他往常一直穿在身上的那件夹克服已烧焦了大半，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将他俩分开时，才发现郭永怀的那只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安然无损地夹在他们胸前……
中央高层震惊了，整个科技界震惊了！整个民族为这位牺牲在“两弹一星”研制前线的级别最高的科学家仰天顿足，扼腕垂泪！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是举行了一个小型追悼会，但追悼会举办得非常隆重。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致悼词，钱学森、王淦昌等郭永怀生前好友参加了追悼会……
钱学森伤感不已地叹息：“一个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力学家离开了人世。”如今我国空气动力中心大院的松林山上有一座纪念亭，上面刻着张爱萍将军所书的三个大字“永怀亭”。郭永怀是我国惟一一位以烈士身份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人。
综观“两弹一星”科学家和创业者们人生的轨迹，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奉献、奉献、再奉献”。他们隐姓埋名奉献了自己；他们与世隔绝奉献了家庭；他们奉献了青春、奉献了鲜血，甚至奉献了生命。他们不能够对父母尽“孝心”、不能够对孩子尽“责任”，但他们却使祖国母亲挺直了脊梁，却使共和国高昂起头颅。
有些同学可能认为，讲奉献是英雄模范、科学家们的事，与己无关。事实上，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大量的、经常的是岗位奉献。每个人，不论分工如何，能力大小，只要能够在本职岗位上，以不同的形式为国家和人民做贡献，就是奉献。敬业是奉献的基础，乐业是李献的前提，勤业是奉献的根本。“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你是一粒粮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地坚守着你生活的岗位？”点点滴滴、丝丝缕缕、粒粒颗颗，汇聚起来，灌溉的是良田万顷，照亮的是锦绣中华。我们不要轻看了自己这一点、一丝、一粒，我们应该从一点、一丝、一粒的奉献做起。
“两弹一星”精神的形成
20世纪60年代初，国际形势异常尖锐复杂。帝国主义国家依仗手里掌握的核武器，推行核讹诈政策，动轨便以原子弹作威胁。人类的和平时刻处在核战争的威胁中。
毛泽东说：当今世界上，要不受人欺负，保持中国的地位，对世界发挥应有的作用，就不能没有核威慑力量。面对霸权主义的核讹诈和核威胁，为了保卫祖国的安全，维护世界和平，1955年党中央作出了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1956年，我国正式开始了核武器的研制。在党中央号召下，我们的科学家告别了繁华的城市，来到人迹罕至的戈壁深处，风餐露宿，日夜奋战，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最后，终于研制成功了“两弹一星”。
1960年11月5日，我国第一枚自主研制的近程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10月16日，我国策一枚弹道导弹试验成功。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枚弹道导弹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此后，我国的国防科技工业不断发展壮大。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少数独立掌握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国家之一。
在“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中，我们的科学家、我们的科技工作人员以及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篇章。他们的卓越功勋彪炳青史，他们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脊梁。江泽民指出：“伟大的事业，产生了伟大的精神。在为‘两弹一星’事业进行的奋斗中，广大研制工作者培育和发扬了一种崇高的精神，这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2003年10月15日上午9时整，托举着“神州”五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型运载火箭，满负着中华民族千百年的飞天梦，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一片轰鸣声中直冲蓝天。16号清晨6时23分，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降落在内蒙古四子王旗主着陆场，我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神态自若地走出返回舱，杨利伟安全飞行了21小时23分钟、围绕地球十四圈，共计60万公里，这意味着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的圆满成功。“神舟”五号的成功是我国航天发展史上的一座新的里程碑，标志着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独立自主地完成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之一，这对于推动我国高科技事业的发展，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共和国的科技史上，“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两弹一星”为载人航天准备了技术、人才等条件，而“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更激励着中国航天人一步步走向光荣的梦想，迎来中华民族飞天梦圆的辉煌时刻。他们进一步发扬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团结协作，开拓创新，紧紧瞄准人类探索宇宙活动的前沿，开创了我国航天事业的新境界，取得了辉煌的成果。这一伟大成就将庄严地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辉史册，也成为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又一典范。
“两弹一星”精神的基本内涵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
为了报效祖国和民族，“两弹一星”的功臣们中许多人毅然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生活条件，放弃了个人奋斗成名的机会，冲破重重阻挠，坚决回到祖国；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们告别了繁华的城市，隐姓埋名，默默无闻地工作着、拼搏着，一干就是几年、几十年，把青春、把全部的聪明才智乃至毕生精力都贡献给祖国。有的科学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不为人知。他们不但奉献了自己，也奉献了家庭，奉献了后代。他们的爱国情怀、他们的高尚品德和奉献精神可歌可泣。1950年7月，已在学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又有着生活上优厚待遇的钱学森向主管他研究工作的美国海军次长丹尼金·金布尔表示了返回祖国的决心。美国当局以“他知道得太多了，他无论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为由，千方百计地阻挠他离开美国。后经周恩来总理亲自出面，中国政府多方斡旋和世界舆论的呼吁，美国政府只好妥协。1955年，钱学森终于回到了祖国。随即投身于我国的航天事业。有人说，没有钱学森，中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绝不会发展得如此快。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邓稼先谈话，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欣然同意了，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开始了长达28年的秘密工作生涯，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1961年4月，二机部部长刘杰会见王淦昌，请他参加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王淦昌只说了一句话：“我愿以身相许国。”领导提出让他长期隐性埋名，断绝一切海外关系。他毫不犹豫同意了。从此，王淦昌的鼎鼎大名从科技界销声匿迹了，化名隐身17年，直到1978年才和外界恢复联系。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1959年6月，中苏关系恶化，前苏联政府单方撕毁了帮助中国发展原子弹的协定，并下令撤走全部专家、带走所有的重要图纸资料，并中止了对中国原子能研究所需设备和材料供应。这时国内形势也极为严峻。“大跃进”的重大失误和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工农业生产遭受极大破坏，国民经济进入严重困难时期。“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国外有些人幸灾乐祸，甚至断言：中国核工业已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国核工业已“处于技术真空状态”，中国“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面对着严峻的经济形势和险恶的国际环境，中国人表现出了不屈不挠的志气，自己动手，从头摸起，攻克一个个技术难关，建立起一个从铀矿普查、勘探、开采到铀同位素分离，从核燃料元件制造到反应维运转这一整套工业生产体系。最后终于研制成功了原子弹、氢弹，创造出惊人奇迹，让世人刮目相看。
研制“两弹一星”是在很特殊的背景下进行的。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的工业化正在开展，我国的国力不强，科研力量不强，条件十分艰苦。我们的科学家和创业者们身处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漠，环境极其恶劣，他们住帐篷、睡地窖、喝苦水、战风沙，克服一个个困难，创造了一流的业绩。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人用了七年军四个月，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法国用了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用了四年，而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其后，我们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又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速度之快在世界上绝无仅有。我们的科学家和创业者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人间奇迹，大长了中国的志气。他们堪称是民族的脊梁和共和国的脊梁。
团结协作，勇于攀登
在“两弹一星”研制的过程中，全国有20多个部、委、院和20个省、市自治区的近千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参加研究、制造原子弹的科技攻关工作。许多科研机构和单位，以大局为重，选出最优秀的科研人员和技术人员、调配最好的仪器和设备支援“两弹一星”研制。每次试验，全国的通讯线路将近一半被占用。只要党中央一声令下，全国上下立即行动。团结协作精神，保证了“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顺利进行。
“两弹一星”的研制是在科研条件十分简陋的条件下进行的，既没有经验，又没有资料，也没有专家，一切从零开始，白手起家。没有电子计算机，就用电动计算机、手摇计算机，或者干脆拨拉算盘珠子。为了计算一条弹道，一干就是几个月，所用的纸维得竟比桌子还高。创业者们就是靠一张张书桌、一把把计算尺、一块块黑板和一些不怎么先进的机器和设备，以昂扬的斗志攻克一个个难题，自行设计、研制并成功发射了“两弹一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