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前1457—前87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初任郎中，元鼎六年（前111）奉武帝之命使巴蜀以南，代表朝廷视察、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元丰三年（前108）任太史令。天汉二年（前99）为李陵事上奏武帝，获罪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以终。著有《史记》及文赋多篇。《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自黄帝迄汉武帝约三千年历史，计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早有南宋黄善夫刊本，百纳本据以影印。后以武英殿本最为流行。现有1959年中华书局新出标点本行世。
史记
太史公自序（节选）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救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敌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成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鉴赏”
《太史公自序》是《史记》全书的最后一篇，是司马迁的自传。其中前部分重点写他的祖上族系，并全文抄录了父亲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中间部分是记述自己写作《史记》的过程和宗旨，表明忍辱负重，发愤实现自己誓言的决心。最后概括介绍了《史记》上起黄帝、下至太初一百三十篇文章的主要内容。为篇幅所限，本文只节选中间部分。
第一段司马迁鲜明地表示了自己当仁不让，要继周公、孔子之后，续作《春秋》的博大志向。
第二段借上大夫壶遂的话，引起对《春秋》的评论赞颂。司马迁说孔子作《春秋》是对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予以评论、褒贬，以此为天下的法则，孔子贬责天子，斥责诸侯，声讨大夫，是为了实现王道。“《春秋》这部书对上要阐明三王之道，对下要析明人世的纲常，判别一切嫌疑误会，明辨是非，断定令人疑虑的事情，表彰善良行为，贬斥丑恶行径，推崇贤良的人，鄙弃不肖之辈，恢复那已经灭亡的国家和已经中断的世系，弥补弊端，使衰败的一切振兴，对复兴王道有很大作用。”这是第一层，正面论述《春秋》在治理国家上的巨大作用，概括十分全面，语言简洁。
第二层又通过对其他四种经典著作的分析评价，从对比中突出《春秋》的特点。“《易》的特点在于表示变化，《礼》的特点在于指导行动，《书》的特点在于施政，《诗》的特点在表现民情，《乐》的特点在使人和乐，《春秋》明辨是非，所以特点在于统治人民，引导人们遵守道义。要扭转乱世，恢复正规，以《春秋》最为合用。”在这层中，对各部经典的特点概括十分恰切。从对比中突出《春秋》的特点，它的作用超过其他各部经典。
接着第三层分析《春秋》的具体内容：“全书字数有几万，条例有几千，一切世间事物的聚散成败的道理，全包含在其中了。书中记载三十六个杀死国君事件，五十二个国家灭亡，数不清的诸侯逃亡而丢掉自己的国家，考其原因，都是丧失了礼义这最根本的东西。”从数字的统计中，归纳出《春秋》的巨大意义，说服力很强。
第四层则进一步指出君王、臣下、为父、为子若不通《春秋》的严重后果，将铸成天下的大错。这是从反面进行论证。
最后一层得出结论，“《春秋》包含了礼义的大道理，礼义的作用是在犯罪前防止犯罪，法律的作用是在犯罪后惩办犯罪，法律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义的作用却很少被人认识。”
司马迁清晰地分五层对《春秋》的巨大作用作了恰切而有力地分析论述，得出《春秋》包含了礼义的大宗，君、臣、父、子不可不通的结论。司马迁如此褒赞《春秋》，目的也在表明自己写《史记》的重大意义，他继孔子后续《春秋》的宗旨就在于此。论述中特别引用孔子的原话，有更强的说服力，增加了论述力量。
第三段再一次借壶遂的发问，解释自己续《春秋》意在颂圣，绝无讽刺当今的恶意。司马迁引用父亲的话说明，伏羲作《易》的八卦，《尚书》记载尧舜的盛德，《诗经》是歌颂周武、商汤的功业，《春秋》是褒赞周朝。何况当今天子圣明，自己身为史官，有责任记载天子的盛德。
司马迁最初写《史记》的心情，是要为统治者效力，因而对历史和当时社会的政治、学术思想、人物等方面的记载评述，想要起到“补敝起废”的作用。但在开始工作七年后，竟横遭李陵之祸，使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对皇帝、朝廷、官吏，对社会现实有了某些新的认识，心中充满了愤懑不平之情，他要通过完成《史记》表达自己的愤怨，谴责历史和现实中的黑暗、不平，歌颂有气节的历史人物。
第四段司马迁记述了自己遭祸后的思想变化，由十分懊悔沮丧转为深思。他认为《诗》、《书》之所以行文含蓄隐晦，是作者出于要实现自己愿望的考虑，当初西伯被拘禁，却推演出《周易》；孔子受困，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写下《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才作出《国语》；孙子被砍去膝盖骨，而写成《兵法》；吕不韦犯罪后，编写《吕览》传于后世；韩非被囚于秦，写出《说难》、《孤愤》等文章；《诗经》三百篇大都是圣贤之人为抒发内心愤怨而作。这些都是由于心里郁结着愁闷，不能实现个人理想，才记述往事，期望未来的人能有所理解。于是自己也效法他们，要在最艰苦的条件下，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完成《史记》。他终于在古代圣贤发愤精神的激励下，坚定了忍辱负重、实现愿望的决心。以后又经过五、六年，完成了《史记》这部伟大著作。
这一段感情激愤真挚，表明了发自内心的痛楚，但经过深思熟虑，从古代圣贤处受到新的启迪，激励自己发愤著书，十分诚挚动人。
全文以议论为主，行文简明扼要，概括性极强，能以简练的语句，表现事物的特征和实质，把一系列事物排列起来，议论滔滔不绝，气势磅礴，有理有力，有很强的说服力与感染力。
（王双）
报任安书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顺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仆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之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悒郁而与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说己者容。若仆，大质已亏缺矣，虽才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见笑而自点耳。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雍，恐卒然不可为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久不报，幸勿为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惜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袁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以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之豪俊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积日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如此矣。向者仆常厕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纲雏，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闒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耶？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行，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伎，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以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半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成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人，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沬血饮泣，更张空弮，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怆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乎？李陵既生降，聩其家声；而仆又佴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
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阱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以稍陵迟，至于鞭棰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由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閤之臣，宁得自引于深藏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私心剌谬乎？今虽欲自雕琢，曼辞以自饰，无益，于俗不信，适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悉意，略陈固陋。谨再拜。
“鉴赏”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给他的好友任安的回信。任安字少卿，曾任郎中，后迁益州刺史。征和二年戾太子发兵杀江充等，命任安发兵，任安并未服从，戾太子兵败自杀后，任安被判处腰斩。他写信给司马迁，希望司马迁能“推贤进士”予以援救。直到他临刑司马迁才写了这封有名的回信，详述自己不能援救的苦衷，倾吐了自己的悲痛和压抑之情，表明了高尚的生死观，文章言辞恳切，感人至深。
第一段司马迁恳切地答复任安，自己无法担负起向朝廷推荐贤才的重任，因为身体残缺，地位下贱，没有担当此任的资格。又由于任安临刑期近，而自己要跟皇帝去外地祭祀，怕时间来不及了，故而才写了这封回信。
这一段是全文的一个总纲要。其中“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悦）己者容”流传下来成为名句，是说为了赏识自己的人，宁愿肝脑涂地，亦在所不辞。
第二段分三层叙述。第一层说明士人要具有修身养性，乐于施舍助人，正确对待取舍，懂得耻辱，树立美名这五种美德，才可以立身处世。而耻辱中最严重的为受宫刑。第二层从历史上多方面援引事例，证明宦官是令人厌恶的人，自己现在地位和他们一样卑下，哪里能向皇上去推荐天下英豪呢？第三层写自己为官二十多年碌碌无为，既不能取得皇上的信任，又不能为皇上拾遗补缺，或建立赫赫战功，也不能为自己取得高官厚禄，至今更处于下贱人的行列，若去妄谈是非，那不是对士大夫的羞辱吗？这一段是在上文基础上，反复说明自己的卑贱，最后用“嗟呼！嗟呼！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重复的感叹句，充分表现了顿足稽首、悲怆欲绝的情态。
第三段他推心置腹地向任安详细叙述了自己遭祸的前前后后。分四层叙述。第一层表明自己出入于宫廷之后，一心一意忠于职守，谢绝了一切宾客交往，抛开家中琐事，只想为皇上尽心效力。第二层说明和李陵并无深交，只是从他的为人处世看，认为他是个杰出人物。第三层写李陵以不满五千的兵马和匈奴转战千里，功劳不可抹煞。第四层写李陵降敌后，自己以李陵可能想在适当的时机报效朝廷的话宽慰皇上，不料遭祸下狱，落得如今被天下人耻笑的地步。
司马迁诚恳地分析了李陵的为人和战功，他的军卒人数少于匈奴，却和匈奴连战十余日，杀敌超过了自身军卒数目，最后在矢尽弦绝又无救援的情况下全军覆没，战功是清清楚楚的。而朝廷上公卿王侯们在李陵报捷时，都来举杯祝贺，战败后却一个个忧怨恐惧，没了主意。当司马迁仗义直言而获罪后，也没有任何人给他说情或援救，对此司马迁极为愤慨。
第四段是全文的重点段落，分五层表述了司马迁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顽强奋斗的精神和崇高的生死观。第一层先说明自己并非豪门出身，太史令只是近乎占卜和祭祀的官职，是世俗所看不起的，自己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第二层先总括人都有一死，但死的价值却有天壤之别。接着采用层层递进的方法分析了人不甘受辱而死的种种情况，突出处宫刑是最残酷最严重的受辱。第三层以猛虎被关入兽圈只能摇尾乞食，借喻士大夫绝不甘心受辱，必定以自杀来抗拒。第四层用周文王被囚羑里，李斯受尽五刑，韩信披枷戴锁，彭越、张敖被关进监牢，绛侯周勃被囚，魏其侯窦婴也被捕，楚将季布被卖为家奴，灌夫也在居室受辱为例，说明古今王侯将相中都有过承受巨大侮辱的人。最后一层申明自己并非顾恋父母、兄弟、妻子，现在自己之所以忍辱苟活，只为完成自己的理想，完成著作传诸后世。
这一段叙述曲折，引古喻今，议论深刻中肯，抒发感情真挚浓烈。文中“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流传至今成为名句。
第五段司马迁着重说明自己发愤著书的原因。司马迁举出古代卓绝人才及他们留传后世的名著，如周文王被拘囚，才推演《周易》；孔子遭困苦，才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写《离骚》；左丘明眼睛失明，才编出《国语》；孙子被割除膝骨，才著述《兵法》；吕不韦被贬谪，才流传下《吕览》；韩非被囚禁，著《说难》、《孤愤》；《诗经》三百篇也多是有才能之人发愤之作。说明古代这些名著的作者都遭受了惊人的苦难，才产生“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的愿望，表明自己也要效法他们，而发愤著《史记》，自成一家之言。
古代那些有成就的人，他们痛苦的创作经历激奋司马迁，使他能在经受残酷的迫害后，鞭策自己发愤著书，为实现理想顽强地活下去。文章气势雄阔，作者胸怀坦荡，令人感佩。司马迁所总括的古人著书的经历，概括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很多文章是作者在生活中遭到不幸或不平之后的发愤之作。本段中所引用的历史故事有的与事实有出入，不一定十分准确。
最后一段再次重复强调，自己痛苦不堪的心境：每日愁肠九转，在家里总恍恍惚惚若有所失，外出则常常不知到了何处，每想到自己的受辱，没有一次不是满身淌汗沾湿了衣衫的。在上辱祖先下遭耻笑的情况下，自己哪能负起推荐贤才的重任呢？这是全文的总结，照应开头，首尾呼应。其中“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成为名句流传下来，准确恰当地说明了人在受了强烈刺激之后，心情恍惚，心灵受尽折磨的情态。
全文以无比悲愤的心情，推心置腹地向任安倾诉了自己的痛苦和怨恨，叙述了蒙耻经过，表达了自己绝不怕死的态度和目前苟活的原因，申明自己坚决完成《史记》创作的决心。文中引古喻今抒发感慨，深切感人。叙述、议论与抒情紧密结合在一起，声情并茂，催人泪下。
（王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