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古典散文集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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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魏徵

魏徵(580—643),字玄成,馆陶(今属河北)人。少孤贫,怀大志。隋末参加李密义军,后随李密投唐。太宗时官拜谏议大夫,常召入内室询以政事得失。其知无不言,敢于直谏,史以“诤臣”称之。曾任秘书监、门下省侍中,至光禄大夫,封郑国公,死后赠司空,谥文贞。奉诏总撰《五代史》。其散文常用偶句,但词旨剀切,气势雄峻,无典故堆砌之病。《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俱著录《魏徵集》20卷,已佚。著有《魏郑公诗集》、《魏郑公文集》等。

谏太宗十思疏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守之难乎?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以滥刑。总此十思,宏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并用,垂拱而治。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哉!

“鉴赏”

贞观十一年(637),作为谏议大夫的魏徵,写下了这篇给唐太宗的奏疏。魏徵为人刚直,勇于诤谏,曾先后陈事二百余次,本篇即是其中之一。文中鲜明地提出欲“国之安”,“必积其德义”的主张,提示唐太宗牢记隋亡之教训,应以十条注意事项为行为准则治理朝政,达到“固其根本”,“垂拱而治”之目的。由于此疏主旨鲜明,说理透彻,遂成历代谏书中之佳作。

这篇奏疏,是魏徵通察时政利弊而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唐灭隋之初,对隋朝腐败覆亡的历史教训具有深刻的体会,因此实行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有利国计民生的有益措施。唐太宗即位之后,社会经济恢复很快,发展迅速,贞观中期(627—649),唐朝国力强盛,农商发达,呈现一派“太平盛世”景象,被史书誉称为“贞观之治”。就在这歌舞升平之中,唐太宗逐渐骄傲腐化起来,国力已现衰退迹象。魏徵忧国忧民,多次上疏吁请唐太宗严肃对待,重视这个问题。

文章开篇明义,毫不含糊地提出“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的主张,必须做到随时“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这是本疏的核心精神之所在。为阐明这个深刻的道理,能够充分引起唐太宗的高度重视,魏徵首先设置了两个形象性、哲理性很强的比喻:“求木之长者,心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因为“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是根本不可能的一个常识性真理。然后引出本意:人君治国富民的“根本”与“泉源”,正在于实行“德义”。全文组成三个对仗工整的排比句,结构严密,一气呵成,逻辑严密,斩钉截铁地将自己的主张推到了必须重视的思想高度。接着,魏徵使用反诘:如此显要的道理,连“下愚”的自己都能深刻领会,“而况于明哲乎”?语言谦恭,却藏着锋芒,在针对性很强的鲜明对比中,自然而然地加重了奏疏主旨的分量。

接着,魏徵为论述自己主张的正确性,提出了有力的佐证,以一个“凡”字,囊括历史的教训,颇具说服力地提出江山“取之易守之难”的警策,提醒唐太宗:民心所向,是巩固朝政统治的核心。纵观历史,以实例说明,历代帝王之所以“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得志之后不能居安思危,不但做不到“竭诚以待下”,反而“纵情以傲物”,终致失去民心,导致了“载舟覆舟”的厄运。魏徵语重心长地规劝唐太宗要“深慎”,充分认识“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这一至理名言的深刻含义,注意谦虚谨慎,力戒奢浮,去争取民心。魏徵克尽职守,反复开导,可谓至忠至诚了。这里,魏徵将君与民的抽象关系,用舟与水的关系一比,形象明白,不难令人深信不疑。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积其德义”,达到“安人”的目的呢?魏徵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地提出了“十思”的具体做法。作为人君,需做到知足知止,谦冲自牧,慎始敬终,虚心纳下,正身黜恶,赏罚公正,知人善任等,几个方面涉及到贤明君主应具备的几方面基本素质。魏徵强调:只要人君能做到这“十思”,就能够使“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德,信者效其忠”,从而使文武得以并用,国家即可长治久安了。

魏徵此疏提出的观点与做法,显然对君王革弊兴利,施行仁政,保持国富民强的盛世局面具有积极的意义,充分体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思想深度与敏锐的眼光,这在封建时代难能可贵,就是今天,对我们也不无启发。

本文是呈递皇帝的谏疏,亦带有一定的批评意味,所以不但要有勇气,也需讲究技巧,这样自己的主张才可能使唐太宗接受。魏徵写疏时讲求句式整齐,排比对偶再加长短句穿插,读来气脉连贯极富美感。特别是设喻明理成了本文的一大特征,乃是先秦诸子散文传统表现手法的继承和发展。设喻明理,贵在“巧”字,刘勰所谓“喻巧而理至”(《文心雕龙·论说》),正是说这个道理。刘勰又说:“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文心雕龙·比兴》),更是切中要害。魏徵此疏一开篇的设喻就十分巧妙,他将树木的茂盛与国家的兴亡,江河的流长与国运的久远,木之根本与国之根本,流之泉源与国之泉源联系起来,相“切”得十分精当。以下行文,又层层推理,内联紧密,一喻三叠,反入正出;“钻坚求通,钩深取极”,以明本意,使文章波澜起伏,跌宕有致,在统一中富于变化,暗引经典,不露痕迹,语势充足,行文酣畅,具有不容辩驳的说服力,足见魏徵这个“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的谏官,不但胆识过人,而且文采出众,所以他的谏言多被唐太宗采纳。

(徐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