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魔爪伸向延安
徐恩曾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非常邪恶。他的梦想就是彻底击败共产党，然后亲手抓住中共的要人。虽然在徐恩曾“不平凡”的人生中，错过了无数次抓捕共产党人的机会，但是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梦想，甚至将魔爪伸向了延安。
曾经有人说徐恩曾是蒋介石肚子里的一条蛔虫，事实的确如此。自抗日战争以来，中统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换名称、搬迁，甚至还多出了一个任务：抗日锄奸！中统局在“抗日锄奸”方面功绩甚微，在抑制共产党方面却始终做得十分到位。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徐恩曾深知蒋介石想要的是什么！徐恩曾曾这样说：“中统局是干什么的？抗日，不！抗日有军队！中统局的主要工作就是‘溶共、限共、反共、清共’！这个工作虽然看上去有点不被理解，但是特务工作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徐恩曾的梦想从未发生过改变，即使在全国一致对外的时候，他也在想方设法地反对共产党。虽然这看上去似乎有点违背“历史潮流”。孙中山先生曾这样说：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徐恩曾可不怕“亡”，在他的字典里，根本没有“亡”这个字。徐恩曾所谓的顺应形势，不过是根据形势，对“反共”方案进行了调整，那就是：以点带面，点面结合！
徐恩曾所说的“点”，就是“重庆”，重庆是中统局的大本营，同样也是整个国民党的战略要塞。中统局成立后，陈立夫曾带领中统局的特务们创办了“重庆试验区”，可见重庆对国民党、中统局和徐恩曾，都是无比重要的。
首任重庆试验区的区长是陈庆斋，陈庆斋在位时间并不长，而后由大特务杨为担任。杨为是跟随徐恩曾多年的老特务了，此人比较忠心，可以说是徐恩曾的忠实走狗。1935年，杨为进入当时的国民党参谋总部承办的谍报训练班，后来被国民党派遣至苏联伯力领事馆从事特务活动。1938年，杨为绕道新疆返回重庆，进入徐恩曾的阵营里。徐恩曾看重的是杨为的“留洋经历”，而杨为则觉得徐恩曾是一棵大树，值得依靠，而在冥冥中，“重庆试验区”似乎就是给杨为准备的特别礼物。中统成立“重庆试验区”，不仅是为了立足，而且是为了发展。在杨为担任重庆试验区区长之后，为重庆试验区的发展提供了不少崭新的建议，这些都非常对徐恩曾的胃口，这让重庆试验区成为徐恩曾在南京区和上海区之后，又一成绩显著的中统实验区。
重庆试验区在杨为的带领下，呈现出崭新的局面，为此，徐恩曾颇为得意，他甚至向陈立夫这样汇报：“该区与过去的南京、上海皆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实验’二字。第一个实验，是人的实验。所有中统局的新人，无论男女都必须在这个试验区里实习，在这里，对这些人进行素质培养以及素质考核（主要考核政治和业务）。只有考核成功者，才可正式录用，安排工作。第二个实验，是事的实验。中统局所创造的每一种方法、技能都要在试验区进行实验，实验成功后，方可推广使用（唐家沱的集体生活也是其中一个）。”
“重庆试验区”在刚刚成立之时，运行还算不错。随着中统局的不断纳新和扩充，特务人员的数量激增，有时一批人马就几十上百，甚至连吃住都成了问题。最后，“重庆试验区”因为消化不良，终于沦为了名副其实的“试验品”。
重庆是“点”，各地市的特务室是“面”。徐恩曾把重庆试验区的“合格产品”成批量分配至各个特务室，让其成为特务室的骨干。中国上下大大小小数以百计的特务室逐渐形成一张网，这张网就构成了这个“面”。当然网面上的所有“点”不尽相同，有的重要，有的不那么重要。但是徐恩曾认为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延安！延安是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是“老巢”，只要将延安搞到手，“反共”大业也就算胜利完成了。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虽然被迫在共同抗战协议上签了大名，但是他却十分嫉恨共产党。他认为，如果不是共产党从中作梗，蒋委员长决不会在抗战期间狼狈不堪。徐恩曾再三致电给陕西省国民党党部书记长郭紫峻，请他充分利用机会，在延安周边大力发展特务人员，以方便特务工作的全面开展。后来，徐恩曾还与陕西党部协商，将各县党部书记长换成了清一色的中统特务。可见徐恩曾为了把魔爪伸向延安，费尽了心机！
徐恩曾认为，仅仅开展特务工作还是不够的，一定要在进出延安的各重要路口设卡，想方设法截获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徐恩曾命令特务们：宁可错抓千人，决不能放过一个共产党。徐恩曾对共产党人的凶狠，和汪精卫“宁可枉杀千人，不可放过一个漏网之鱼”有近似之处。
特务们又是如何搜查盘问并确认共产党的呢？“是人就抓”是不可能的，就算抓满了监狱，也未必抓得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这个问题，徐恩曾特别开会教育这些特务，徐恩曾认为：“共产党往往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往往会随身携带与共产党有关的证件；二、凡神色有异者，可以断定此人会与之相关；三、观察行人的一举一动，凡是持外地口音者需要查实！”特务们就按照徐恩曾传授的这些方法进行盘查，有时，也会采取非常凶残的刑讯手段。
当时，有人去延安，路过盘查地点，被特务们搜到了随身携带的八路军的相关证件，就会被特务们假以各种借口扣留，或秘密跟踪，待四下无人或夜深人静之时，便将其逮捕。更为残忍的是，如果被捕人员拒不交代自己的具体身份和行动方案，不是一顿暴打，就是惨遭杀害。
从1939年至1943年期间，徐恩曾指挥中统特务在陕西的交口、碑亭、黄陵、耀县、三原、永乐店等路口设卡，扣留并逮捕了奔赴革命根据地的男女青年2100多人，这些人不是被特务们投入监狱，就是被关进“战干团”或“西北青年劳动营”进行劳动改造，遭到了种种非人的折磨。
除了盘查抓人之外，徐恩曾还有一招，那就是通过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向中共提出，国民党中央政府要向延安派驻县长，这样便可以利用公开的合法身份派特务常驻延安，进行情报搜集工作。这一招，其实是徐恩曾利用“肤施”（肤施县，当时延安的别称，归国民党管辖）之名，钻的一个空子。后来中共从大局出发，同意了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的要求。得知此消息后，徐恩曾兴奋异常，他单方面认为自己的“成功”已经完成了一半。于是他找来了老牌特务马濯江，让马濯江出任肤施县县长。
马濯江原是共产党阵营中的一员，后来叛变革命投靠国民党。进入中统后，被徐恩曾推荐到国民党财政部担任税务督察。马濯江上任“肤施”县长后，迅速按照徐恩曾的计划，精挑细选了10名特务进驻延安。
后来，毛主席曾对徐恩曾的这一计谋做这样的描述：“谋我者处心积虑，百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残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毛主席曾在公开场合称呼马濯江是“我们抗日的马县长”，在其他场合则诙谐地说马濯江是“白皮裹红瓤”。毛主席的“火眼金睛”其实早已看透了徐恩曾的计谋，而徐恩曾交代给马濯江的三个任务，就是窥探中共内部情报；散布谣言、制造混乱；物色对象，发展特工。
马濯江来到延安时，正好赶上风沙天气。面对漫天黄土，他缩着脖子陷入了深思，来到共产党的腹地，会不会被迎头痛击？令他没想到的是，他抵达延安的当天，共产党人就热情地款待了他。共产党人吃糠咽菜，而招待马濯江的则是白面馒头和面条，这让马濯江小人得势起来，他以为共产党人害怕他，便趾高气扬地坐在自己的县衙内，指点起江山来。然而，延安的百姓根本不买马濯江的账，加之这个不伦不类的县政府都是特务人员，根本不懂行政工作，县衙门成为无事可做的空衙门，特务工作也因延安密不透风的安保工作而毫无进展。马濯江为此十分痛苦，原本想象中的美差变成了苦差。
徐恩曾不了解马濯江所面对的僵局，心机颇重的他，担心马濯江山高皇帝远，猴子称霸王，又派了老牌特务孟真到延安，暗中考查马濯江。孟真深知自己责任重大，找到了国民党陕西省民政厅厅长彭绍贤，借了个“视察员”的身份，以视察全省民政设施为名暗中考查马濯江。
孟真来到延安，先拜访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而后才与马濯江碰头。马濯江一见孟真，看到亲人一样大倒苦水，说这里的工作难以开展，想要申请调回重庆。孟真只得鼓励他不要泄气，成功就在眼前。
随即，孟真就给徐恩曾写了封信，信中这样写道：“当行到雅安，远远望见城墙时，已是暮霭时分，炊烟四起，山谷间忽然响起了一阵雄壮的歌声。顿时长途跋涉的旅客忘却疲劳，精神为之一振。这是延安给我的第一印象……陕北地瘠民贫，物质条件极差，但所见到的共产党人，莫不朝气蓬勃，人人都充满乐观进取的精神和信心，中共未来的动向实不容忽视。”孟真还在结尾加上了一句，那就是：马濯江当下已是形同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