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密电组过去分设两处，力量不能集中，应予合并。
三、临时委员会及小组希能减少
本局过去组设各种问题临时委员会及小组甚多，开会频繁，事权不专，影响各部门主管业务之推进，不如加强处科之责职，尚有成效，会及该项组设非必要者似可予以减少。
四、省室机构之调整
1.现行之督导区制度，不仅未能发挥积极作用，抑且影响省室工作情绪，增加人事纷争，牵制甚多，似应予以取消；
2.提高各省室之地位；
3.对于省室之权限，似应予以扩大；
4.省市机构中似有增设交通科之必要；
5.各省政府增设统计处，由各省党部调统室主任兼任一案，中央业经通令实施，本局应即积极进行，争取成立；
6.由本局成立视察团之组织，团长以高级同志交任，团员选拔熟悉各种业务人员担任，予以较大之权力，出发各地视察，就地解决各种实际问题；
7.目前各省室缺乏下层基础，工作多属蹈空，在党调合作之原则下，各县党部委员或书记长至少应由各省室推荐派充，或由省党部指定担任调查工作。
乙、关于人事方面者
本局人才缺乏，基本干部健全者尤少，人员配备调动不够灵活机动，命令之执行，亦未能贯彻，同志之精神，不能蓬发，此种严重现象之形成，一由人事制度迄未能完全确立，取才进士犹未配合实际工作之需要；二为现有及外派同志之管理及训练，不够严格积极，未来干部之培植尤少通盘计划；三为本局负特殊任务而无特殊之待遇及保障，所有各级同志之待遇有时反较一般党务工作同志为低，而未来出路如何，亦未见有适切之部署。具体意见如下：
一、建立适合本局特殊性质之单行人事制度，给予工作同志生活及未来出路以保障；二、嗣后录用新同志，必须经过严密外围关系及一定之训练，取才之标准须品德才干兼重；三、同志之待遇应较一般机关为高；四、内外同志待遇一致，机会均等，并实现内外互调办法；五、提高训练内容，改进训练方法；六、规定工作同志之最低服务年限，期满后按其成绩予以较优之介绍外派机会，使其新陈代谢，干部源之补充不绝；七、现有工作人员应立即进行严格之检查，淘汰各部门冗员及不堪造就之人员；八、外派同志必须是有工作上之必要及规定服务之年限届满后为之，然后指定其任务，严密联系、管理；九、纪律之执行必须严格、经常、平等，始能辅佐命令之贯彻；十、随时注意同志之意见，务求组织之利益与各同志之利益密切相关；十一、考绩及升迁，必须公开；十二、解决人事问题应规定一定之程序及手续，避免殉情偏私，做私人路线之活动；十三、为保障同志生活，似可规定退休养老金、储金、人寿保险、调差家属补助、按期给予休息或旅行假期等办法；十四、人事登记工作，目前尚未达理想境地，似应积极改进，向办理有成绩之机关多加观摩借鉴，俾便于检查考核，扩大其用途。（以上资料选自《国民党党史资料》）
虽然叶秀峰千方百计想要做出点文章，但是党通局自成立之后便向着它的“悲剧”命运靠拢了。叶秀峰在短短几年的宝座上，是不可能留下诸如“破获刺汪案”、“破获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码”以及“制造南委事件”等等惊天地、泣鬼神的业绩了。他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搞搞破坏、制造一点动静罢了。
3.收缴日伪资产
1945年7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英国首相丘吉尔以及蒋介石发表《波茨坦宣言》。宣言指出：盟国对日作战将继续到日本完全停止抵抗为止，日本政府必须立即投降。公告还规定了盟国接受日本投降的条件，即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对日本领土进行占领；实施开罗宣言之条件，解除日本军队的武装，惩办战争罪犯；禁止军需工业等等。几日后，也就是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携带着原子弹的美国战斗机分别飞抵日本广岛、长崎上空，投下迄今为止人类用于战争的唯一两枚原子弹。遭受原子弹重创的日本，不得不在8月15日宣布投降。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讲话：“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于谁？这是非常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桃子便是胜利的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就要问桃树是谁栽的，又是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不挑，现在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
毛主席知道蒋介石将要下山摘桃子了，蒋介石得知日本投降的那一刻，立刻响应毛主席的“讲话”从峨眉山上下来，准备摘取抗战胜利的果实。他致电南京的何应钦，委其代表国民政府接受日本投降。除此之外，国民党还打算收缴所有的日伪资产。
日本人盘踞中国几十年，开矿、修建铁路、创办银行等等留下了大量的资产。据统计，日本投降后留下约有4万亿的日伪资产，这个数字是个天文数字，恐怕比中国当时的GDP还要多。4万亿资产啊，哪个人不眼红啊。几天后，蒋介石下令“指导监督并得全权处理收复区内一切党政各事务”，而实际上由各战区接收机关为主，行政院各部会特派员和各省市政府成员组成的接收委员会负责接收。一时间各种接收机关林立，仅平、津、沪、杭四地就有此类部门175个。这些接收大员们趁机大肆营私舞弊，贪污盗窃，纷纷占房子、抢车子、夺金子、捞票子，接收已经沦为劫收。如此一来难免造成接收中的“各自为政、混乱不堪”的局面。
当时的“混乱”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抢”。
“天上掉馅饼”哪有不抢的道理？即接收之初公开抢占日伪房产，仅上海一地的8500多幢房产中就有5000多幢被抢占。
第二个是“占”。
即以单位名义占有，再贴上封条化公为私，其中南京2000多幢日伪房产几乎被国民党各单位以各种名义占据。
第三个就是“偷”。
这里的“偷”，其实是监守自盗，比如汉口宝安大楼收缴了大量价值不菲的珠宝、古董，等到最后查封时已所余无几。
第四个就是“漏”。
指的是日本人为了讨收缴人员的欢心，故意在移交清册中“漏”列若干财产，使那些资产直接进入收缴人员的口袋。而在移交物资的过程中，又经过层层“剥皮”，加之伪造清册，又有许多日伪资产被截留。据悉，周佛海在上海共有房屋16所，瓦房100间，黄金95根，法币现款6535万元，家具850件，古玩、名画价值法币1224万元，这些“资产”大多数落入了收缴官员的口袋里。
收缴日伪资产对于中统局也是个好消息。由于中统局的资金日趋紧张，特务们时常发牢骚。为了迅速掌握各大城市的“日伪资产”，叶秀峰便组织特务们进行劫收，他先是找有关人员谈话，组织召开座谈会，而后又认真研究了蒋介石下发的“接收日伪资产”的相关文件。各地调统室将各地市情况汇总给叶秀峰，他总结道：“时间短任务重啊！如果我们下手慢了，东西恐怕就是别人的了。所以你们下去的主要任务就是抢——抢好的，抢贵的，抢有价值的！抢得越多，咱们局的日子也就更加好过！当然谁抢得多，谁的成绩就大，谁就是中统局的功臣！”听叶秀峰一说，那些穷疯了的小特务立刻吹着口哨响应起来。
后来叶秀峰听说军统局也开始下手了，所以他发出动员令：抢就抢在军统局前头。为了提前抵达日伪资产相对集中的上海，叶秀峰可谓用尽了浑身解数。按照过去的交通方式，从重庆到南京，走水路要一周时间，坐汽车也要三天三夜，但是如果乘坐飞机，或许几个小时就到了。时间就是“金钱”，为了提前摘到“大桃子”，叶秀峰便开始打起飞机的主意。
当然能够掌管飞机的人绝非等闲之辈，除了蒋介石之外，也就是二号人物何应钦了。叶秀峰掰着手指一算，自己的中统局里竟然有这么一号人物与何应钦关系密切，此人就是重庆区区长徐兆麟。叶秀峰马上致电徐兆麟：“兆麟啊，现在正是收获果实的时候，但是偏偏咱们缺少一架飞机，那就劳驾你找一找何公，事成之后必然会有你的好处。”
徐兆麟觉得既然有好处，那就试一试：“局长，我去试试！”徐兆麟挂断电话，便去了何应钦的家里。徐兆麟是何应钦的老部下，自然关系不错。徐兆麟来访，心情不错的何应钦自然接纳了他。
徐兆麟开门见山：“何公，这次来，我有求于你！”
“什么事还用得着这么客气？”何应钦让徐兆麟上座，并吩咐侍奉倒茶，“先喝茶，慢慢说……”
“为了响应总裁和您的号召，这次是去南京收缴日伪财产！但是现在时间紧任务重，我们担心资产被共党占为己有，所以想借你的飞机一用！”徐兆麟非常紧张，但是局长交代的事也不得不办。
没想到何应钦倒是十分痛快，他高兴地说：“这是好事啊！党国打下来的天下当然要党国自己收！现在我手头上正有一架飞机，我就借你一用吧！但是千万要记住，共党狡猾得很，千万不要让他们抢夺了胜利果实！”
“谢谢何公！”
拿到何应钦的飞机，徐兆麟便高高兴兴地给叶秀峰打了个电话。叶秀峰一听，高兴得手舞足蹈，马上任命徐兆麟为中统局南京办事处主任。而后他们一干人马坐着何应钦的豪华客机空降南京，马上进入“清缴日伪资产”的备战状态。几个小时候后，叶秀峰又让飞机折回重庆，接副局长郭紫峻等人马去北平抢劫日伪资产。后来他又任命郭紫峻为中统局北平办事处主任，主要负责劫收日伪资产的工作。
除了南京、北平之外，上海似乎更重要些。上海作为日伪活动的重要地区，遗产似乎更多，于是叶秀峰派自己的亲信吴星伯去上海收缴日伪资产。吴星伯，中统局“九大太保”之一，其他八位是顾建中、濮孟九、王思诚、季源溥、谢永存、徐兆麟、张国栋、王保身等。此人虽然拥有一身本事，但是过去没有得到徐恩曾的重视。叶秀峰上台后，他又逐渐回到人们视野，担任中统局上海办事处主任。
1945年11月，吴星伯授叶秀峰旨意带着大特务陈庆斋、王汇百等乘飞机来到上海。来到上海后，他们在上海劳尔登路1号挂牌成立中统局上海办事处，主要负责劫收上海及华东地区的日伪资产。不过当时上海办事处的管理范围很大，除上海地区外，还有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