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衡是相对的，不均衡是绝对的。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的研究成果是西方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一颗明珠。与瓦尔拉斯均衡理论相比，非均衡理论所研究的领域主要涉及市场供求、资源配置、产业发展、结构转变等。在现实经济发展中，市场是不完善的，信息是不充分的，总量与结构、供给与需求、经济增长都是不平稳的、不均衡的。非均衡经济学突破了西方微观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这种冲击在思维方式、哲学基础和经济理论上是一大进步，在市场不出清（供求不相等）的假设下，建立一系列非均衡的微观经济学原理，并以此为桥梁构筑起非瓦尔拉斯宏观经济学框架。
非均衡思想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滥觞于50年代中期，发展于60年代，进入70年代已是蔚为大观，成为现代经济学领域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分支流派。
非均衡理论是在对占主流地位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方颖、陆铭，1997），它源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在该书中，凯恩斯以经济资源的非充分利用而形成非自愿失业为出发点，进而以市场的非均衡状态为基础，引进若干数量信号，在消费函数中引入“收入”变量，以取代传统的“价格”变量，在继承维克塞尔经济一体化思想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货币市场、商品市场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溢出效应”，构建其着名的“非均衡”宏观经济理论。凯恩斯认为，失业是现实经济中的一种“通论”，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实际上只是描绘了一种特殊的状态，是有很大的局限性。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有“现代非均衡理论之父”之称的罗伯特·克洛尔（Robert Wayne Clower）在《凯恩斯的反革命》（1965）一文中，对非均衡情况下的家庭行为进行了分析。克洛尔区别了名义需求与实际需求，提出了“短边原则”，即在市场出现超额供给的非均衡状态下，必须先决定能够售卖的数量，然后决定能够购买的数量，并强调由于存在多种多样的货币中介，它使供给与需求在时间和空间上分离出来，而市场的多样性与交易的复杂性使得经济中到处充满非均衡的交易，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种“一般过程分析”。正是他那独到的建树开创了非均衡理论的分析，为凯恩斯非均衡的宏观经济学奠定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石。
此后，1968年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在《论凯恩斯学派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中，从动态的角度和货币经济运行的角度对凯恩斯经济学作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1969-1971年，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综合了帕廷金和克洛尔的研究成果，将局部非均衡分析扩展为包括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宏观经济一般非均衡分析。20世纪70年代中期，法国经济学家贝纳西（Benassy）先后发表了《货币经济中的凯恩斯非均衡理论》（1975）、《垄断价格制定的非均衡方法和一般垄断均衡》（1976）等论文，出版了《市场非均衡经济学》（1982）、合着《宏观经济学：非瓦尔拉斯分析法导论》（1986）等书，从微观角度研究了货币经济下行为人在非均衡市场中的行为特征，进一步奠定了非均衡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非均衡理论与区域发展理论相结合，形成了诸多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
早在20世纪50年代，罗森斯坦‐罗丹提出“大推进理论”，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贫困落后问题，必须在各地区、各部门全面地进行大量投资，从而使各地区互为市场、互相依赖，实现经济的大发展。这一思想在理论上是完美的，但是威廉·刘易斯指出由于“每个国家都有一些地区比其他地区更富裕，一些地区比其他地区发展得更快，如果制订的计划对每平方英亩的地方都同等重要，或者在每个居民身上花费相同数量的资本，这个计划无疑是很不经济的”。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也指出，“就地理的意义来说，增长必然是不平衡的”，因此这是不现实的。代之而起的是区域非均衡增长理论，主要包括增长极理论、点-轴扩散理论、核心-边缘理论、区域发展梯度转移理论和圈层结构理论。
二、“增长极”理论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Francois Perroux）提出的“增长极”理论是一个纯经济概念，与地域空间无关，他也使用了“经济空间”概念，但是把经济空间定义为“存在于经济元素之间的结构关系”。他认为，在经济空间中，经济元素之间存在着不均等的相互影响，一些经济元素支配着另一些经济元素，产生不可逆或部分不可逆的“支配效应”（dominace effect）。他在1955年的《增长极概念》一文中指出，经济增长是在不同部门、行业或地区，按不同速度不平衡增长的，某些“推进型产业”（propulsive industry）或有创新能力的企业或企业家的创新是其发展进程的主要动因，它们在一些地区或城市集聚和优先发展，从而形成如“磁场极”的多功能经济核心，即“增长极”。因此，在佩鲁看来，增长极既是一个支配性的经济元素，又是一个具有强大推动效应的企业，它是发射离心力和向心力的中心，每个中心都处于其他中心之中，各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与排斥力的范围。佩鲁增长极中的“极”，不是地理空间中的“极”，而是指推动型的企业及与其相互依赖的产业部门，是抽象的经济空间。尽管如此，这一概念提出后，成了许多学科研究的热门话题。两年后，即1957年，“增长极”概念由法国地理学家J．布德维尔（J．Boudeville）和其他学者一起引入地理学中，并提出了“增长中心”的空间概念（崔功豪等，1999）。布德维尔认为，“经济空间是经济变量在地理空间之中或之上的运用”，他在1966年把“增长极”定义为“在城市区配置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并在其影响范围内引导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发展”（魏后凯，1990）。
“增长极”对周围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由于增长极的吸引力和向心力作用，它将吸引周边地区的人力资源、资金、技术等要素，从而“剥夺”周边地区的发展机会，使核心区与周边地区发展差距拉大，这就是“极化”作用，缪尔达尔把它称为“回波效应”（backwash effect），崔功豪、魏清泉与陈宗兴在《区域分析与规划》中把它看成是增长极的“负效果”。笔者在此认为它是“正效果”，因为它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同时产生“集聚效应”及其他“外部性”。随着“极化”现象的增强，增长极的“扩散”作用也随之增强，能够充分发挥对周边区域的带动和促进作用，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的“外溢”、辐射作用也增强。因此，对地区增长极在初期要进行培植、扶持，即进行据点开放、重点开放、集中投资、重点建设，同时还要加强体系建设，注重扩散等。
综观非均衡理论下的区域经济发展，它有以下的变化趋势：区域经济从“平衡发展”到“极化增长”，在一个经济区内则先“极化”后“平衡”，而对于全国或几个综合经济区，则存在着既在“极化”中发展，又在“极化”中“平衡”的发展趋势。
但是，对一个地区的“极化”程度多大时才需要发挥“平衡”的作用？对整个国家而言，程度又为多大时才需要“平衡”？区域经济的极化发展与人力资源需求又有哪些关系？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三、结构主义的经济增长理论
区域经济增长与产业、就业、空间结构转变是密切相关的，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增长就是结构变化的问题，结构随着经济发展而处于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中，因此优化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的配置问题，其实质就是对各种结构的合理优化过程。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主要着重于资本、人力资源数量、土地等物资、人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到20世纪30年代发现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很大的革新，转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后来，以阿罗（Arrow，1962）及罗默（1986）和卢卡斯（1988）等为代表又提出了新经济增长理论。这一理论，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末，它把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与以往把人力资本看做“外生变量”是有革命性的变化的。
在结构变化方面，早在1841年开始，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就从产业发展阶段、经济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重要的探索，后来经过了诸多经济学家，如克拉克、霍夫曼、费雪（Fisher）、库兹涅茨、罗斯托、钱纳里等的补充、发展和完善，最终形成了“结构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在结构主义发展的同时，伴随着制度经济理论、协调发展理论和后来经济学者所称的“反增长论”、“经济增长限制论”
及“零增长论”等理论的发展，从实质意义上说，它们也是属于“结构主义”的分支。因此，结构主义对经济增长理论影响非常大，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结构主义在分析经济增长时，将需求结构变量及劳动力结构变量引入多部门模型中，发现需求结构、产业结构等处于一种相互牵制、相互关联与相互作用的反馈系统中。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提供适当的、有效的产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反经济增长理论指出了经济增长的种种限制条件及其带来的弊端，对经济增长特别是结构协调进行了“扶正”和“优化”。结构主义对经济增长动因进行了综合构架，它把经济增长划分为四大因素：一是供给因素，这是基础性要素，主要包括人力资本存量、有形资本存量、技术进步与研发投入等；二是结构因素，是由部门间边际生产率差异所引起的供需结构变动而形成的资源合理配置效应；三是制度因素，包括投资、激励、产业、就业、市场等制度；四是社会、资源、人口、环境等协调限制性因素。
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着的，以致帕茜内蒂在总结经济增长原因时指出，经济增长除了与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有关外，更是由结构变化引起的。
钱纳里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认为，经济结构转变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密切相关的关系，具体表现在收入水平随工业化经济结构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