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的力量在于自由表达。只要把网络优势充分利用起来，就可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网络沟通机制，进一步提升选人用人公信度。
2009年11月30日下午，重庆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宣布中共中央决定，王鸿举不再担任重庆市市长，提名黄奇帆为重庆市市长候选人。
但遗憾的是，次日在重庆市政府门户网站及各大网站上，记者除看到简单报道外，无法找到更为详细的信息，比如官员卸任的原因、去向，等等。
“按惯例，一般是上级组织部门派人到被任免官员单位宣布任免决定，给前任作个定性评价，最后被任免官员表态，这些程序基本是内部完成。”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随着我国网络的快速发展和普及，公众借助网络平台在参政议政方面获得很大的话语权和监督权，其中官员任免更容易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而以往每次零碎的任免信息，都延伸了公众无限的想象和猜测……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我国社会舆论的生态环境已发生根本性变化，组织部门有必要培训官员适应“网络化生存”，更应把网络优势充分利用起来，在官方与公众之间，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网络沟通平台，进一步提升选人用人公信度。
网络丰富官员“评价渠道”
近年来，从湖北省宜城29岁市长周森锋，到云南省昆明32岁女副市长李茜，再到各种“问题官员”的频繁复出，都在网络上掀起有关质疑官员选拔机制的舆论浪潮。
“如果说以往公众更多地把注意力投向‘另类官员’任免的话，那么随着公众参政、议政意识的增强，很多官员的任免，都有可能在网络上成为热议的话题，从而对社会生活产生直接影响。”李成言认为。
不可否认，我国官员作为公权人物，已越来越身不由己地置身于浩瀚的网络监督中。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又使网络监督能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和手段，成为推动政府作风建设和反腐的一把利器。
2009年7月16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2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09年上半年我国网民已达3.38亿，上网普及率达到25.5%。
与此同时，网络技术手段的日新月异，也给信息传播提供了多样途径。比如跟帖、论坛、网上调查、网上签名、电子邮件、博客、个人空间、即时通信群、移动电话短信等。
网络信息传播途径的发达，极大地丰富了公众对官员的“评价渠道”。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曾说：“干部干得好不好，群众最清楚。政绩要经得起群众、经得起网民的评价。”
在2009年5月19日召开的全国干部监督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说，要强化公开监督，把选拔任用干部满意度民意调查作为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有力杠杆，充分运用民意调查结果，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进干部工作。
那么，如何使“满意度”规避风险并体现出最大的合理性，还与一系列组合制度如何配套有关。在这艰难而缓慢的实现过程中，网络作为一种畅达民意的渠道，必然会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网络监督不仅丰富了官员评价机制的民意含义，还用另一种草根的方式开辟了一条将‘问题官员’公之于众和优秀人才民主推荐的通道。”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对记者表示。
网络挑战官员选拔模式
在受访专家看来，网络大大缩短了信息从媒体到受众的时间，在更深远的层面上挑战着社会个体的行为价值，以及整个社会的管理秩序。特别是对官员选拔模式的影响，已成为一种无法逆转的趋势。
“网络使公众对官员任免的意见、情绪与态度等，通过这个渠道打开了向现实社会传播的缺口，从而产生强大的声势，对高层决策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研究员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道。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尽管网络只是虚拟的“第二社会”，但已经对现实社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和冲击，在未来的官员选拔中，应把运用网络管理水平，作为官员必须具备的一项执政能力来考察。
据记者调查，目前我国有些官员对网络监督，还存在很多不适应性。有些由于观念陈旧，觉得网络监督没什么大不了的。有些则把网络监督视为“洪水猛兽”，以权压网、堵网、封网现象时有发生，以致造成被动局面。
在采访过程中，受访专家多次提到“周森锋事件”。他们认为，在事件发生后，当事人周森锋始终三缄其口，而组织部门也一直自行回避。这说明周森锋作为受过清华大学教育的新一代官员，并无随时接受网络监督的意识，而相关组织部门面对网络监督也缺乏正确认识。
专家指出，有些兴趣观点相近的网民，在网络中很容易聚集并形成独特的政治场。由于干部选拔工作还存在弊端，这也给一些恶意攻击、诋毁官员的虚假信息，有了在网络上肆意传播的机会。
从以往发生的网络事件来看，周森锋应算是一个直接“受害者”——有人在网络上发布消息，声称周森锋的任用过程不合程序、信息不公开，其爱人是襄樊市人大副主任，而且还大肆编造各种虚假情节，给人造成一种组织部门存在选人用人不正之风的错觉。
“网络匿名传播的方式，对组织工作保密性也形成了新挑战，这应引起组织部门的高度重视。”齐善鸿表示，“在网络上，关于官员选拔任用的信息，部分是来自网民捕风捉影的猜测，这给正常的组织工作造成被动局面，甚至可能打乱正常的人事安排，影响既定的组织程序。”
培养官员适应“网络化生存”
“在以往的网络事件中，有些反映出官员的腐败问题，有些因官员不适应网络监督，在恶意传播的虚假信息中陷入被动。”齐善鸿认为，“组织部门应充分认识当前严峻的网络形势，增强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不断培养官员提高建设、运用、管理网络的水平。”
目前，网络的信息量已远远超过传统媒体，并成为网络民意“井喷”的重要发源地。在以往事件中，比如“下跪副市长”李信事件、“天价烟”局长周久耕事件、黑砖窑女官员复出，等等，就是通过网络披露后，在公众的强烈反应下才使“问题官员”得到处理。
但记者调查发现，网络作为一把“双刃剑”，也往往被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所利用，一些恶意诬告、诽谤官员的虚假信息，不时在网络上传播，严重扰乱公众的视听，从而使得网络这一反腐渠道的作用大打折扣。
“目前不少官员遇到网上负面信息，往往手足无措，更多选择回避或失语。”齐善鸿认为，“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有些官员没有意识到网络回应的责任，所以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二是组织上对于网络回应尚无清晰规则，有些官员不敢说话，怕说错话，怕组织追究。”
受访专家认为，对于网络上不时出现的对官员的检举材料，组织部门既不能熟视无睹，也不可偏听偏信，应谨慎对待。对网络上出现的各种对官员的质疑、误解乃至谣言，组织部门要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与纪检监察部门配合协调对官员调查，情况属实要依法处理。反之，则要用事实解答网民疑问，从根本上遏制流言飞语的传播，以免造成更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各级组织部门应重视加强对各级官员处理公共突发事件和政府危机公关能力的培训。”李成言认为，“网络上的消息、新闻，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要培养官员学会冷静面对，让他们学会运用形象、生动、简洁的网络语言与网民交流，做到在网民草根中，能以普通身份与网民平等互动。”
目前网络上已形成一些观点鲜明的论坛、博客和播客等个人空间，出现了引领网络舆论的“意见领袖”。他们通常具有超乎想象的舆论引领力，对社会舆论形成和社会稳定形势产生严重影响。
受此启发，尹韵公建议，组织部门可在官员中组建评论员队伍，培养有影响力的网络写手。“在网络新闻、博客、论坛等各个方面培养基本队伍，把舆论引导渗透到各个网络节点之中。”
用网络提升用人公信度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网络具有快捷化、大容量、跨地域、交互性、大众化等传播特征，这为扩大党内基层民主的多种实现形式、扩大干部工作民主、增强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的科学性和真实性等方面，提供了新的可能。
“组织部门应当积极收集网络监督相关信息，作为选人用人重要依据。”李成言认为，“作为组织部门，可利用网络打通一条考察官员的通道，通过在网上设立部长信箱、监督信箱等正规渠道公开收集线索，及时发现和掌握官员选拔任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同时，李成言还建议，对于网络中经常出现的批评甚至指责官员的现象，组织部门要与监察部门积极配合、主动介入掌握真实情况，为官员的提拔选用积累重要的依据和参考，形成官员选拔任用工作网络监督机制。
“组织部门可利用网络，建立起一个具有宣传、互动等多功能的网络沟通平台。”尹韵公认为，“组织部门可利用网络沟通平台系统、全面、专业、及时地宣传官员选拔任用工作、党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的成效、接受选人用人方面的群众建议。依法利用网络来向公众公示官员选拔任用的程序和内容，有针对性地、有策略地公示任免原因，不断提升选人用人公信度。”
对于如何增加干部工作透明度，受访专家普遍认为，通过网络完整公布任免官员的信息是最好的办法。这些信息主要包括：一是官员基本信息，比如知识背景、从业履历、工作实绩、任职条件及岗位职责；二是官员的任职承诺。每一位官员就任后，将自己的施政理念和目标进行公开，作出承诺，接受群众监督；三是落实中纪委四次全会精神，在落实好《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的基础上，公布官员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
“组织部门应当通过论坛等网络互动功能，引导广大党员群众利用网络平台积极建言献策。”齐善鸿认为，“在官员选拔的决策中，组织部门可通过网络民意调查、网络辩论、‘悬赏’征集等形式，有效集中群众智慧，扩大民主决策范围，创新官员选拔机制。”
网络监督作为一种并不成熟的民间监督方式，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受访专家认为，组织部门需要精心研究其传播规律，通过网络这个公众舆论平台，有效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