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汉朝的社会生活
汉朝的衣食住行服饰的一般功能包括御寒、防暑、护体等。除此之外，在文明社会里，服饰也被用来体现等级、职业、民族和性别等。从汉朝出土的考古资料可以看出汉朝的服饰特点。一般情况下，皇帝、贵族、官僚所穿戴的衣冠要优于普通百姓。穿戴分为帽子、衣、裳。裳代表下衣，还有鞋、袜等。这些服饰不仅品种繁多，而且讲究严格，凸显整个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中国饮食文化源远流长，汉朝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饮食。据考古资料显示，汉朝的贵族菜肴主要以肉类为主，平民则以蔬菜为主。北方人多食粟，南方人多食稻米。除主食外，副食、调味品的种类也比较多。许多蔬菜瓜果都走进了千家万户的餐桌之上，特别是丝绸之路开通以后，西域的许多食品和瓜果传入中原，大大丰富了当时人们的饮食品种。据汉朝的墓葬和其他考古资料显示，这一时期的居民住所主要是庭院式住宅和楼阁。秦汉政治上的统一为水陆交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驰道和驿道把各地著名都会连接了起来。丝绸之路的开通，连接了中亚，海上交通也逐步发展起来。汉武帝曾派楼船将军率船军五万人，东渡渤海，平定朝鲜。内河航运更是日趋发达，各地一些重要运河的开通，为后来我国的运河体系打下了基础。
民族关系
匈奴匈奴是秦汉时期活动于北方的游牧民族政权，在汉朝，中原王朝与匈奴的关系是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的重点。这两个强大的政权之间的战和不仅直接影响到双方的关系，还影响到它们与周边其他民族政权的关系。
汉高祖七年（前200），汉高祖发动平城之役，却被匈奴围于白登山七日，汉军失败。此后，西汉政府在休养生息政策的指导下，对匈奴采取了和亲政策。汉以宗室女为公主嫁与匈奴，岁奉匈奴絮缯米等物资，约为兄弟，匈奴不犯汉边。虽然如此，匈奴仍旧时常侵扰汉边，西汉政府由于国力有限，极力维持和亲，双方并未发生大的战争。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汉伏兵马邑，企图诱击匈奴，后因匈奴单于察觉，双方没有交战，但从此双方关系恶化。此后，汉匈之间开始了长达45年的战争。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元光二年（前133）至元狩四年（前119），约16年，通过这一阶段的战争，迫使匈奴远遁漠北；第二阶段从元狩五年（前118）至太初元年（前104），约15年，这一阶段双方战事较少，匈奴很少犯边，汉因马少，无力再发大军远击匈奴；第三阶段从太初二年（前103）至征和三年（前90），约14年，这一阶段汉屡出大军，却一再遭受重大损失，始终无法征服匈奴。
汉昭帝时期，匈奴发生内讧，发生了五单于争立事件，接着分裂为南北两部。甘露三年（前51），南匈奴呼韩邪单于降汉，北匈奴郅支单于被迫西迁，后被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所杀，奴呼韩邪单于在汉朝的帮助下重新统一了匈奴。竟宁元年（前33），汉元帝以宫人王昭君嫁给奴呼韩邪单于，从此双方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交往。
东汉初年，匈奴利用中原战乱扩大势力，控制了东至乌桓、鲜卑，西至西域各族所居住的广大地区。建武二十二年（46），匈奴内部因继承问题发生分裂，建武二十五年（49），南匈奴遣使至洛阳，奉藩称臣，光武帝刘秀接受了南匈奴单于的归附，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从而解除了匈奴对北部边郡的侵扰。随着东汉政局的稳定，东汉政府改变了对北匈奴的羁縻政策，从永平十六年（73）至永元二年（90），前后进行了长达17年的战争，匈奴被迫西迁，匈奴对北部边界的威胁最终解除。
西域指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广大地区。秦汉之际，这片土地上分布着几十个小国，大的有几十万人，小的只有几千人。这些国家有的经营农业，有的经营畜牧业，有的二者兼而有之。前2世纪初，匈奴冒顿单于征服了西域，设立僮仆都尉，掠夺人口，并以此为据点，向西汉进攻，西域遂成为匈奴军事上的据点和经济上的后盾。
建元五年（前138），汉武帝为反击匈奴，截断匈奴右臂，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准备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由于大月氏已在大夏故地安居乐业，不愿东归，张骞没能达成目的，但是他了解到沿途西域各国的地形、物产、风俗。元狩四年（前119），汉为了彻底切断匈奴右臂，派遣张骞再次出使西域，联合乌孙，不料遇到乌孙内乱，无意东归。但是张骞派副使分别访问了中亚的康居、大宛等国，扩大了汉朝的政治影响。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此后，中西交通畅通，贸易大盛，天山南北成为中西交通的桥梁，西域各地与中原的政治经济联系日趋紧密。神爵二年（前60），匈奴内乱，日逐王降汉，匈奴失其右臂，汉宣帝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都护府在乌垒城（今属新疆），从此西汉在西域的统治完全确立。
东汉政府为了征服北匈奴，派遣班超出使西域。班超在西域三十年，降服了西域诸国，恢复了东汉对西域的统治和中西交通，使东汉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得以继续发展。班超派其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为打通欧亚交通作出了贡献。
西南夷汉武帝时派唐蒙为中郎将，进入夜郎，夜郎及其附近的许多城邑相约归附汉朝，汉朝在此设置犍为郡。元鼎六年（前111），西汉破南越之后，在西南设四郡。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发巴蜀兵至滇，降滇王。此后，西南大部分地区都归入西汉的直接管辖之下，西南各族和汉族人民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了。
西羌西羌是生活在我国西部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秦汉时尚处于原始时代，以游牧为生。汉武帝北却匈奴，西逐诸羌，设置河西四郡、护羌校尉，东汉恢复西汉旧制。从西汉起，羌人开始东迁，到东汉今甘肃、关中地区都分布有很多羌人。东迁的羌人在不平等的民族关系影响下，因受到官吏的压榨而不断反叛，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起义，前后持续了六十余年之久。
南方的越族秦始皇开发岭南，设置郡县，越汉两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西汉初，南越内部及其与汉之间时有攻击。建元三年（前138），为了避免闽越的威胁，东瓯王向汉中央请求举国内徙，迁居江淮之间，和汉民族杂居。前111年，汉武帝派军进击南越，次年破番禺，灭南越，并将南越故地分为九郡。从此，东南沿海地区与内地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特别是汉族人民不断南迁和许多越族人民迁居内地，更促进了南方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汉族、越族人民的进一步融合。汉政府势力进入此地后，因为赋税过重以及频繁的征调，引起少数民族的反抗。
东北少数民族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夫余、朝鲜、高句丽、沃沮、秽或秽貉，这个民族集团在汉文记载中又往往以貉或貊统称，经济生活以农业田作为主，处于奴隶社会发展阶段；第二部分是乌桓和鲜卑，曾被统称为东胡，是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民族，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和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发展阶段；第三部分是挹娄等，经济生活为农业、畜牧业、狩猎相结合的状态，处于分散部落状态。秦末燕人卫满聚集燕齐逃亡者乘朝鲜国大乱，击败朝鲜王称王朝鲜。元封三年（前108），朝鲜在汉军的包围下降汉，汉以其地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新莽时期，高句丽不堪欺压，不断犯边。东汉时期，虽臣服于汉，但实际上仍保持其独立性，高句丽不仅役属了沃沮、秽貉，还可以率领南方的马韩，已在不同程度上控制了今朝鲜的大部分地区。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汉迁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边外，置乌桓校尉监领之，使侦察匈奴动静和不得与匈奴结交。此后，乌桓与汉之间的关系受到了汉匈关系的影响，虽以和平交往为主，但也有战争发生。建武二十五年（49），在汉以布帛赂遗下，辽西乌桓大人率众向化，汉令其皆居塞内，令招徕种人，给以衣食，为汉侦，助击匈奴、鲜卑，并复置乌桓校尉于上谷宁城，监领之。东汉末，乌桓成为汉北边郡的一支重要力量，并不断参与汉族军阀之间的斗争。曹操于建安十二年（207）亲征乌桓，大破乌桓，并徙万余落于内郡。鲜卑曾在某种程度上臣服于匈奴，东汉时才与汉朝发生关系。汉北逐匈奴后，鲜卑内迁，占领了匈奴故地，此后双方关系密切，鲜卑有时臣服，有时为敌，大部分时间是和平相处的，但战争也是比较多的。
中外交流
汉朝是我国对外交流的活跃时期，两汉时期同周边各国以及中亚和西亚甚至欧洲一些国家都有着友好的交往。
朝鲜中国和朝鲜是陆上邻国，西汉初年燕人卫满割据辽东，自立朝鲜王。汉武帝时期派兵灭卫氏朝鲜，设真番、临屯、乐浪和玄菟四郡。东汉时期，高句丽势力渐大，曾一度与东汉政府发生冲突，但两国的友好交往不断。中国的铁器、丝织品等相继传入朝鲜。
日本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汉朝中日交流要经过朝鲜半岛，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后，日本与中国交往更为密切。东汉时期，两国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今藏于日本的金印“汉委奴国王”就是这一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越南秦汉之际，赵佗割据南海、桂林等地，自立为王。汉武帝时期灭赵氏政权，设交趾、九真和日南三郡。东汉时期，诸郡反叛，后被汉伏波将军马援平定。中越文化交流日趋频繁。
印度汉朝中国称印度为“身毒”或“天竺”。西汉末年，印度佛教经西域传入中国，东汉明帝时期，派人去印度修习佛法。回到洛阳后，建白马寺翻译佛经。此后佛教在中国逐步传播开来。
丝绸之路汉朝对外交流的最大亮点在于丝绸之路的开通。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我国和西亚、中亚各国进入友好交流的新时期。因中国输入中亚和西亚各国的主要物品是丝绸，故这条沟通中国和西域的道路被称为“丝绸之路”。中国的铸铁、凿井等技术也随之西传，而西域各国的许多物产和文化也进入内地。如苜蓿、胡桃等食物和西域的舞蹈、音乐等，大大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东汉时期，中国对外文化交流远及欧洲，大秦数度欲与东汉结好，东汉也派出甘英出使大秦，无奈为安息所阻。历经波折之后，东汉恒帝时期，大秦王安敦由海上遣使来中国，向东汉政府馈赠礼品，中欧开始了直接的经济文化交流。
黄巾起义
东汉末年，皇权旁落，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统治日趋腐朽。加上灾荒连年，广大的劳苦大众走投无路，被迫揭竿起义。最终一场在宗教外衣掩盖下的黄巾大起义爆发，腐朽的东汉王朝遭到了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整个国家陷入了分裂动荡之中。
外戚、宦官专权和“党锢之祸”东汉自和帝以后，即位皇帝大多年幼无知。汉殇帝刘隆登基时仅三个多月，大权尽由外戚执掌。汉灵帝即位时也仅仅12岁，整个东汉末年的国家政权陷入了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时期。宦官专权，垄断仕途，引起一些正直的士大夫和太学生的不满，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宦官专权。宦官们则污蔑官员同儒生结党营私，称他们为“党人”，并相继逮捕了李膺等人，判处禁锢。史称“党锢之祸”。党锢事件持续二十余年，期间多次发生囚禁“党人”事件。直至东汉末年，黄巾军大起义之时，东汉政府为镇压黄巾军才赦免党人，以团结内部，共同抗拒农民起义军。
黄巾起义在东汉末年的黑暗统治下，一些贫苦农民为求生存，不惜铤而走险。184年，在太平道首领张角带领下，起义军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1为口号，同时在青、徐等八州云集数十万大军起义。因起义军头裹黄巾，故此次起义被称为“黄巾起义”。起义“旬日之内，天下响应”。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张梁分别称地公、人公将军，他们是黄巾起义的主要领导者。西北、西南各地也纷纷起兵反抗东汉统治。面对此起彼伏的各地起义军，东汉政府一方面加强京师戒备，另一方面派遣大军四处镇压，同时释放党人，下令各州郡募兵以抗起义军。黄巾军起义之初，曾取得一系列的胜利，起义之初就活捉了安平王刘续和甘陵王刘忠。随后起义军攻陷南阳，杀郡守褚贡，取得一系列骄人的战绩。面对起义军的节节胜利，统治阶级展开了疯狂的反扑，特别是各地州郡的围追堵截，黄巾起义最终失败，余部坚持了二十多年。黄巾起义虽然失败，但其历史意义深远。首先，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利用宗教进行的有组织、有计划的起义。尽管宗教有着一定的落后性，但在封建小农经济的时代里，宗教可以联络组织，做掩护起义的准备工作。第二，此次起义中的领导者没有以扶植皇亲国戚为号召，而是张角、张宝等人自封称号，表明农民阶级开始抛弃那种“君权神授”的思想面纱。最后，起义军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为起义口号，表明起义目标是推翻东汉王朝。虽然黄巾起义没有推翻东汉王朝，但起义瓦解了东汉的统治基础，整个东汉政府已是名存实亡，国家陷入了封建军阀割据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