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丧葬习俗同前代相比已有所变化，厚葬之风盛行，甚至到了过于奢侈的地步。唐太宗、玄宗、代宗等都曾下诏禁止厚葬，但收效甚微。厚葬之风的盛行，一方面与中国传统社会重视丧葬有关；另一方面与统治者自身厚葬的行为有关，以至上行下效，禁止厚葬的法令也成为一纸空文。厚葬的盛行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盗墓猖獗。唐末天下大乱，许多皇帝的陵墓被盗，连修筑坚固完美的唐太宗昭陵也未能幸免，被后梁节度使温韬指使部下盗取。唐朝的丧葬以土葬为主，另外塔葬、天葬、火葬也曾出现过。塔葬和天葬的主要对象是僧侣，火葬主要在北方的突厥等少数民族当中盛行。唐朝丧礼中有“七七斋”、烧纸钱和寒食扫墓等习俗。“七七斋”是距死者死后四十九天内做道超度亡灵。寒食扫墓一般是普通士庶寄托哀思的一种方式，帝王之家一般不行这种葬礼。唐朝人们的乡土观念浓厚，凡客死他乡者需归葬故里。大诗人杜甫客死异地，辗转十余年，其孙才将杜甫的棺柩运回故里下葬。
节日风俗唐朝节日数目众多，内容丰富。有传统节日、宗教节日和其他新的节日。比较重要的节日有除夕、元旦、上元、寒食、端午、七夕和重阳等。这些节日大部分都流传至今，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宗教节日比较有名的是浴佛节和盂兰盆节。除此之外，唐朝一些皇帝也曾特设了少量的节日。传统节日中，除夕和元旦最受人们重视。各家各户有行傩礼、守岁、燃放爆竹和贴春联等习惯，全家团圆，共享天伦之乐。傩礼是一种古老的驱鬼逐疫仪式，由巫师头戴面具，掌蒙熊皮，穿上红色衣服，手执兵器，率少年扮成伥子在各处与“鬼疫”搏斗。唐朝的傩礼已经显现出更多的娱乐性质，无论是在皇宫内部还是在大街之上，都有大量的王公贵族和庶民百姓竞相观看。元旦是新年的第一天，朝廷官吏集中向皇帝后妃贺喜新年，普通庶民也在亲朋好友之间互贺新年。上元节是农历正月十五，即元宵节。唐朝上元节重视观灯，上至皇帝，下至平民都喜好在上元节观灯。唐中宗时期，中宗与韦后在闹市观灯，放出数千宫女观灯，结果宫女乘机逃离。唐郭利贞的诗《上元》中写道：“九陌连灯影，千门庆月华。倾城出宝骑，匝路转香车。烂漫唯愁晓，周游不向家。更逢清管发，处处落梅花。”可见当时普通民众出游观灯的热情非常高涨。寒食与清明本是两个不同的节日，但在唐朝已经合二为一。期间有禁火的习俗，还有扫墓祭祖和游春踏青等其他一系列娱乐活动。端午、七夕、中秋和重阳等节日与前代相比并无两异，只是节日中的娱乐气氛增加。端午节在农历五月初五，唐人有包粽子和竞渡的习俗。不仅民间自发组织竞渡，有时官府也出面组织竞渡。宫廷之中在端午节期间由皇帝出面召集群臣，共享宴席，皇帝经常赏赐群臣一些宝扇、玉带和粽子等以示恩宠。七夕节因《牛郎织女》的传说而增添了美丽的神话色彩，节日的主角是女子。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女红”是衡量女子智巧的重要标准，故“七夕节”又是女子的“乞巧节”。当时无论女性贵贱，都普遍存在乞巧。中秋节唐人的主要习俗是赏月，唐诗中关于中秋赏月的名篇佳句不胜枚举。如王建有诗云：“月似圆盛色渐凝，玉盆盛水欲侵棱。夜深尽放家人睡，直到天明不炷灯。”徐凝的
诗云：“皎皎秋月八月圆，嫦娥端正桂枝鲜；一年无似如今夜，十二峰前看不眠。”重阳节在农历的九月初九，因为九为阳数，两九相逢，故为重阳。唐朝重阳节时间已有所变化，提前到八日或推后到十日均可。重阳节期间有登高、佩茱萸和饮菊花酒等习俗。诗人王维所写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记载的就是当时重阳节的一些习俗。
除了上述中国传统节日外，外来宗教节日在唐朝的影响也逐渐广泛。浴佛节在农历四月初八，相传是佛祖释迦牟尼的生日，随着佛教的盛行这一节日也为唐人所接受，至今在中国依然存在。盂兰盆节在农历七月十五，道教称其为“中元节”（鬼节）。节日期间有普度、结缘、放生和放河灯的习俗，部分习俗延续至今。统治者特设的节日也比较多，如唐德宗定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并制定了一些相关习俗。玄宗时期始定皇帝生日为节日，玄宗的生日定为千秋节，肃宗的生日定为天平地成节，代宗的生日定为天兴节。但这些节日的影响远不及传统的社会节日。
“安史之乱”与唐的灭亡
“安史之乱”唐玄宗早年曾励精图治，但到了后期逐渐怠于政事，沉湎酒色。任用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朝政日趋腐败。天宝年间，一度繁荣昌盛的唐王朝面临着巨大的危机，社会矛盾开始激化。“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唐王朝逐步由盛转衰。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身兼范阳、河东、平卢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以诛杀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叛乱，揭开了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的序幕。叛军迅速南下，河北、河南许多州县相继沦陷，东都洛阳也落入叛军之手。次年，安禄山在洛阳称帝，自称大燕。紧接着潼关失守，通往关中的大门被打开。玄宗携带杨贵妃及众臣仓皇西逃，随行人马至马嵬驿（今属陕西）时，随行士兵发生哗变，杨国忠被杀，玄宗被迫缢杀杨贵妃。随后，玄宗入蜀；太子李亨北逃朔方，在灵武被宦官李辅国等人拥戴登基称帝，是为唐肃宗。
肃宗即位后，先是调动西北部边防驻军，然后向回纥借来一部分精兵，全力反击叛军。与此同时，叛军“每破一城，城中衣服财贿妇女皆为所掠，男子壮者使之负担，羸弱老幼皆以刀槊杀之”。叛军的种种暴行激起广大人民的激烈反抗，至德二年（757），叛军内部也逐步出现分裂，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安庆绪后来又被安禄山部将史思明所杀，史思明再被其子史朝义杀死。叛军内部的分裂削弱了自身力量，唐肃宗启用了大将郭子仪等人与借来的回纥兵，经过长期的战斗，至代宗广德元年（763），史朝义自杀，余部向唐政府投降，才基本平定了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安史之乱”给唐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消极后果。首先，唐中央集权遭到了削弱。许多地区只是名义上的归降唐朝，安史叛将把持了部分军事重镇，日益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在边境地区，唐朝也面临着严峻的形势，特别是吐蕃乘机占领了西域和河陇地区，给唐朝边防带来巨大压力。经济上造成的危害也是巨大的，北方富庶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经济重心开始南移。
藩镇割据唐中央政府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举措失当，任命了一批安史叛将为地方节度使。他们虽名义上投降但实际上保存了相当的势力。另外，在平叛过程中，一些手握重兵的刺史也被封为节度使。因此，在“安史之乱”结束之后，唐政府各地形成了“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的藩镇割据局面。藩镇割据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节度使的任命不通过唐中央政府，而是藩镇内部父子、兄弟传递或者军士拥立，唐政府只能接受既成的事实。而藩镇内部的赋税和户口等事务均由藩镇自行掌握，不由朝廷管辖。一些势力较大的藩镇经常与中央公开对抗，起兵作乱。其中最为骄横的就是“河朔三镇”即成德、魏博和卢龙三镇。其他的藩镇如东南藩镇则为唐中央提供了经济支持，边关的藩镇从武力上巩固了关中。中原藩镇具有遏制河朔藩镇和沟通江淮地区的作用。唐中央政府也曾为消灭藩镇展开了长期斗争，德宗时期，唐中央政府准备消灭藩镇，结果激起了“四镇之乱”，德宗时期的削藩最终归于失败。宪宗时期，一度对藩镇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平定了淮西之乱，许多藩镇如卢龙、成德等重镇也相继归附。但在宪宗死后不久，河朔三镇再次复叛，唐中央政府已无力与叛镇抵抗。这种藩镇割据的局面愈演愈烈，一直持续到了唐朝灭亡。
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唐朝的宦官专权“始于明皇，盛于肃、代，成于德宗，极于昭宗”。玄宗时期，宦官人数增加，许多宦官被任命为监军，宦官干政现象开始逐步出现。玄宗朝的高力士和肃宗时期的李辅国，代宗时期的程元振以及文宗时期的仇士良都是权倾一时的大宦官。宦官集团的出现，特别是在掌握了禁军统治权以后，权力日重，甚至连皇帝的废立都被宦官把持。唐朝后期的顺宗、宪宗和敬宗均死于宦官之手。穆宗后的八个皇帝，其中七个是宦官拥立的。宦官专权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了唐末，直到昭宗天复三年（903）为朱温所灭。唐朝的“朋党之争”也被称为“牛李党争”，这是一场出身不同的官员之间的明争暗斗。“牛李党争”自宪宗朝开始，持续到宣宗朝，近四十年之久。牛党以牛僧儒、李宗闵为首，科举进士出身；李党则以李德裕、郑覃为首，出身门荫。两派之间长期明争暗斗，互相倾轧，为达到本派的目的，甚至不惜拉拢宦官势力，严重削弱了唐中央政府的实力。
黄巢起义与唐的灭亡“安史之乱”后，唐政府内忧外患加剧，政局动荡，统治愈加黑暗。经济上，大肆兼并土地，各级官吏贪污腐败，对人民横征暴敛。军事上，对内对外战争频繁，兵役繁重。咸通十四年
（873），关东大旱，庄稼绝收。唐政府却依旧催粮要款，广大民众走投无路，被迫流亡各地。唐政府的腐朽统治使社会矛盾急剧尖锐，最终导致了黄巢起义的爆发。黄巢，曹州冤句（今属山东）人，盐贩家庭出身。早年曾参加科举，屡试不中，逐渐产生了对现实不满和推翻唐王朝的想法。乾符元年（874），濮州（今属山东）人王仙芝在长垣（今属河南）聚众起义。黄巢也响应王仙芝，聚众起义。次年，克曹、濮二州。一时间，社会各阶层都加入到反唐的洪流当中，形成了“一朝有变，天下离心，巢之起也，人士从而附之”的局面。后来王仙芝牺牲，黄巢成为起义军的领袖，自称“冲天大将军”。他采用流动作战的方针，率大军屡败唐军并于广明元年（880）自洛阳西克潼关，挺进关中，占领长安，建立了大齐政权。但是起义军没有乘胜追击唐政府的残余势力，给了其反扑的机会。中和三年（883），唐政府集结了十余万军队对起义军展开攻势，起义军不敌，被迫撤出长安。次年六月，黄巢在泰山狼虎谷战死，起义归于失败。黄巢起义虽败，但却加速了唐的灭亡。在镇压黄巢起义的过程中，许多藩镇势力渐长。唐中央政府也逐步被一些强藩所控，以致“王室卑微，号令不出国门”。天祐元年（904），被唐廷封为河南宣武节度使的黄巢起义军叛将朱全忠掌握了唐朝的军政大权，逼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后又将其废掉，立其子李柷为傀儡皇帝。三年后，朱全忠废掉李柷自立为帝，国号“梁”，史称后梁，定都开封。唐王朝正式灭亡。唐自618年建国，907年灭亡，历时289年。
唐亡后，在中原地区先后兴起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政权，在这五个政权周围的西蜀、江南、岭南河东等地也相继存在着十个小的政权，历史上把这些政权统称为“五代十国”，五代十国是唐末以来藩镇割据进一步扩大化的结果，这一时期诸国纷争，给普通百姓带来了灾难。但在长期的纷争过程中也孕育着统一的因素，五代后期的后周逐步强大，周世宗顺应历史潮流，锐意进取，渐渐具备了统一的条件，整个社会也由分裂走向了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