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制瓷业
一说起瓷器，人们首先就会想到景德镇。然而，在宋朝除了景德镇，还有汝窑、官窑、定窑、钧窑和龙泉窑这五大名窑。汝窑窑址位于今河南汝州市，所产瓷器均为宫廷使用，市场几乎不见。汝瓷的土质细腻，釉中含有微量的玛瑙末，致使产出的瓷有特殊的色泽。主要有天青、豆青、虾青、葱绿、天蓝等色。尤以天青色最为珍贵，有“雨过天晴云破处”之美誉。在烧制工艺上，用满釉支烧的方法烧成支丁痕。故汝瓷有“青如天，面如玉，蝉翼纹，晨星稀，芝麻支丁釉满足”的特点。汝窑烧制的时间极短，仅为二十年左右，因此传世的极少，件件汝瓷都弥足珍贵。在当时民间就流传有“纵有家产万贯，不如汝瓷一件”的说法，而今全世界尚存的汝瓷不到七十件。
官窑，宋徽宗政和年间设立，最初在开封，南宋时迁往杭州。因此有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之分。官窑生产品主要用于宫廷的生活和陈设。北宋时，官瓷有淡青、粉青、灰青等色调，而以粉青为尊。釉的开片细纹好似蟹爪。南宋在沿袭北宋风俗的同时，又有所创新。最具代表性的特征是“紫口铁足”，即所产瓷器的口沿处呈现灰紫色，底部呈黑褐色或深灰色。
定窑窑址在定州，在今河北丹阳境内。定瓷以白色瓷为主，另有红、黑等色，但宋人甚喜红。苏轼曾用“定州花瓷琢红玉”的诗句来赞美定瓷的绚丽。定瓷产品主要用于宫廷的贡品，但生产规模较大，品种多。在纹饰上，有画花、刻花、印花等工艺。孩儿枕是该窑的名品之一。南宋之后，定窑发展大不如前。
钧窑又称均窑，窑址在今河南禹县一带。由于烧制钧瓷的釉土中含有微量的铜铁元素，出产的钧瓷绚丽多彩。有天青、天蓝、海棠红、胭脂红、火焰红等诸多的颜色。烧制时形成的“蚯蚓走泥纹”更是堪称一绝。由于钧瓷在宋朝是皇室专用瓷，数量和样式都受到及其严格的控制，因此有“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
龙泉窑又称哥弟窑，位于浙江龙泉县。极盛于北宋后期和南宋，产品多出口。相传该窑由章氏两兄弟共同主持，兄主持的称为哥窑，而弟主持的称弟窑。哥窑出产的瓷器釉质莹润，表面布满裂纹，有术语称“冰裂纹”，又叫做“金丝铁线”。弟窑却无此种瓷器产出。
景德镇原名昌南镇，宋真宗景德年间，在昌南设官窑。此处官窑所产瓷器底部都要注明“景德年制”的字样，故昌南镇更名为景德镇。景德镇的瓷器洁白细密，白中透青，有“影青”的美名。宋人彭汝励在《送许屯田》中大赞道：“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景德镇瓷吸收了定窑的刻花技术，在所刻花纹上涂上青白釉，这一技术在明清发展到极致，出现了誉满天下的青花瓷。
除了以上六大名窑外，耀州窑、磁州窑、余杭窑等也都是宋朝重要的产瓷地。
4.冶矿业
宋朝的冶矿业与前代相比又有一个大的飞跃。金银铜铁等各种矿品的产量都比唐朝有了很大的增长。宋朝在产量大的矿区都设有矿监，委派官吏，对其进行直接的管理。宋初设置的冶矿务有200所左右，到了宋英宗时期增加到了270余所。这一数字比唐朝高了近百。到宋神宗时期，承包制得到发展，大大推动了宋朝冶矿业的发展。宋朝冶矿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煤炭开采业的发展煤炭的采掘在中国很早就开始了，据顾炎武推测，两汉时中国人就已经开始采掘煤了。到了宋朝不管是在技术上还是在规模上较之前代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宋朝煤炭采掘主要集中在北方，“今西北处处有之”，而最多的地区则集中在河北、陕西、河东（今属山西），其中又以河东最多。在河东“地塞民贫，仰碳为生”。由于北方地区煤炭丰富，当地人除了家用外，还把它当做一种商品出售。又因煤炭“火候且较薪为优……而其价贱于木”，在许多手工业中也使用煤炭。宋仁宗时，在河东路铸造铁钱就使用煤炭。用煤炭冶铁，所产铁品质优良，有苏轼的诗为证：“为君铸作百炼刀，要斩长鲸为万段。”
冶铁业的发展中国的冶铁史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到宋朝，冶铁水平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不仅规模扩大，品种繁多，而且出现了新的锻造方法。北宋的冶铁业主要集中在北方，有两大产铁中心：兖州莱芜监和徐州利国监。莱芜监从秦汉以来就是我国重要的产铁区。徐州利国监是宋朝新兴起的产铁中心，最初叫做邱冶务。经过30年的不断扩大，由最初的8冶发展为30冶。铁产量巨大，年均约可达50万斤。铁产量的增加使朝廷的铁课量也逐年增加。从宋太宗末年的5748000斤增长到宋英宗治平年间的8241001斤，虽然在宋神宗时期有所减少，但仍是唐朝铁课数额的近3倍。
由于冶铁业的发展，铁器的品种也越来越多。兵器、铁制农具、铁制生活用品无所不有。在锻造技术上，宋朝人民除了将前代的一些锻造技艺进行推广，还有了新的创造——淋铜钢。随着冶炼技术的不断进步，宋人将钢运用于农具的制作，有力地推动了宋朝农业生产的发展。
冶铜业的发展铜在封建社会是用来铸造货币的，因此铜的开采与生产受到封建国家的严格控制。北宋时期，铜的生产主要集中在南方，以韶州岑水场、潭州浏阳县永兴场和信州千山场最为有名。宋朝冶铜业的发展可以从铜税收入的增长得以明显的展现。从宋太宗至道末年到宋神宗元丰元年，除了宋真宗时期有所下降外，其他都逐朝递增。特别是宋神宗时期收入达14605959斤，是宋太宗至道末年4122000斤的3倍多，唐宪宗元和年间266000斤的数十倍。其他的矿业如金、银、铅、锡等也都有了较大的发展。
商业
宋以前，官府对商业还有严格的管制，即限制市场贸易的时间和地点。唐朝时，城市中的居民区称作“坊”、商业区称作“市”，坊与市之间有围墙隔离。官府在市驻有士兵，对商业活动进行严格的监视，并限制市的开放时间。到了宋朝，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限制逐渐被打破。人们进行商业活动不再受到时间和地点的限制，而是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随地进行。市与坊之间的界限也逐渐被打破，由于市场的解放，宋朝出现了专门的商业街，这是前代所不曾有的。
1.商业的发展与繁荣
宋朝城市商业发展的另一个表现是“商行”的增多。商行是由一批同行的商人组织成立的一种机构。参加商行的商户称作“行户”，他们的头领叫做“行头”。行头的主要职责是协调行内事务，并代表行内商户同官府进行事务协商。宋朝商行的种类非常多，简直是无所不包，有纱行、果子行、肉行、药行、花团、金银市、丝锦市、裁缝作……由于地区不同，对“行”的称呼也不尽相同，但其实质是一样的。据记载，到南宋时，商行已达414个。
宋朝城郊地区存在着一种定期开放的集市，称草市，有的地方称其为墟市。它是连接城乡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纽带。草市定期开放，两次开放之间间隔时间的长短依当地的经济贸易状况而定。因此，在经济发达地区，草市逐渐出现了坐商的商铺。当这种商铺逐渐增多时，草市也逐渐演变成了镇市。镇是一种新型的行政单位，与城市不同，主要是由于商业的发展而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宋朝许多镇的发达程度超过了其所在的州县，当时民间就有“太平州不如芜湖，芜湖不如黄池”诸如此类的俗语。
由于城市、镇、乡村集市的发展，宋朝逐渐出现了经济网，并出现了区域性的经济中心。主要有以开封为中心的北方经济中心，以苏杭为中心的东南经济中心，以成都、梓州为中心的蜀地经济中心和以太原为中心的西北经济中心。
2.货币
宋朝货币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多元化，不仅有铜铁、金银货币，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铜钱是宋朝的主要流通货币，因此封建政府牢牢把握着铜币的铸造权。为保证铜钱的质量，宋政府规定，流通中的铜钱“每千钱需重四斤”，还下令将在民间使用的劣质铜币上交给国家。北宋政府的铸钱量相当庞大，在宋神宗元丰年间达到顶峰，为506万贯。尽管北宋政府铸造数量如此巨大的铜币，北宋却出现了“钱荒”。主要原因有三：一、大量的铜钱被人们储藏起来，退出了流通领域；二、宋朝对外贸易致使大量的铜钱外流；三、当时的人们为获高利，销熔铜钱以制铜器。
铁钱原流通于五代十国的后蜀、南唐等国。宋统一南方后，下令禁止铁钱的流通。但宋仁宗时，因与西夏开战，为了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宋政府在陕西、河东两路发行铁钱。于是，这两个地区就成了铜钱、铁钱共同流通的地区。金银并不是宋朝的主要流通货币，但用途较广且流通量日益增加。在宋朝，金银不但用于制作首饰、奢侈品以及作为一种财富被储藏起来，而且广泛地用于皇帝对大臣的赏赐；官员之间的馈赠、行贿以及对个别商品的征税，也需缴纳金银。到了南宋后期，白银作为货币的情况大为增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白银作为主要的流通货币奠定了基础。
在宋朝，川陕路的经济特别发达，仅次于两浙而优于其他诸路。川陕境内流通的货币是铁钱，铁钱质量大价值小。在当时，65斤铁钱的价值只相当于5斤铜钱的价值，它的这种缺陷与当地发达的经济状况极不相称。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第一种纸币——交子便应运而生了。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成都的16户商人、富豪“连保作交子”。商户们先缴纳铁钱领取等值的交子，但需“每贯剥落三十文”作为制作交子的费用。商人到异地进行商贸活动时，可持交子到指定的地方换取铁钱。这就使商户们在外出经商时，不用再随身携带大量的铁钱，因此交子深受商人的喜爱，迅速在川陕地区流行开来。1023年，开始了官办交子。宋神宗熙宁年间，宋夏开战，宋政府打算扩大交子的使用范围，但遭失败。徽宗时，改称交子为钱引。南宋时期，铜钱日益减少，纸币的流通范围和发行量较之北宋都大为增加。有流通于东南诸路的东南会子（南宋末年，又改钱引为会子），流通于京西、京湖的湖北会子也称为湖广会子，以及淮南地区的两淮会子，也叫“淮交”。
海外贸易
宋朝经济的繁荣不仅在国内经济上有充分的体现，而且表现在它的对外贸易上。由于宋朝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再加上政府的支持与鼓励，宋朝海外贸易成了我国古代海外贸易的一个高峰，在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以来，陆路贸易频繁发达。随后虽然出现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但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中国古代的海外贸易一直无法与陆路贸易媲美。可到了宋朝，中国的海外贸易却迅速发展，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其原因主要为宋朝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一个国家不管是国内贸易还是对外贸易的发展与频繁，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作支撑。只有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才会有频繁的贸易往来。宋朝农业、手工业、商业的长足发展无疑促进了宋朝海外贸易的繁荣。
在经济重心南移以后，经济发达的南方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成了海外贸易的产品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一些进行贸易出口的沿海城市逐渐发展成港口，如泉州、广州。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里说道：“海港而不是古老陆地的陆路，首次成为中国同外界联系的主要媒介。”由于海外贸易可以带来丰厚的利润，因此宋朝政府对国民进行海外贸易是支持鼓励的。为了获取更多的贸易利益，宋朝政府还建立了完备的市舶制度来管理和控制对外贸易。
宋政府不仅支持本国商人出海贸易，还对外国商人有许多的优惠政策。对于本国商人，宋政府规定：商人出海前到政府指定的地方领取出海贸易凭证，在回来时按国家要求上交抽解和博买（宋朝市舶司对出海贸易商船所征收的税，所收钱物全部交给政府），但不能交易国家法律禁止的货物，并对一些获利优厚者给予一定的奖励。对于外商，宋政府承认其在中国的贸易权，并允许其享有在华居住、入学、入仕的权利，同时保护他们的财产和风俗习惯不受侵犯。在这种鼓励政策下，宋朝商人为获取更多的利润，积极地发展贸易规模，扩大海外市场，掀起了宋朝海外贸易的高潮。
市舶司在唐朝就有建立，到宋朝日趋完备。它是封建国家为管理对外贸易事务而设立的专门的政府机构。北宋时共设五处：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和密州板桥镇；南宋时则有广西、福建、两浙三司。市舶司体制的建立，使北宋政府直接控制国家的对外贸易，而且随着这一体制的不断完备，海外贸易逐渐发展成一个独立的行业，并被纳入有序的发展轨道。
两宋时期，造船业得到了迅速发展，生产的船舶载重量大大增加，在张舜民的《画墁集》中记载着：“丙戌（1106）观万石船……钱载二十万贯，米载一万二千石。”在造船技术上，宋朝推广了唐朝的水密舱技术，增强了船只的抗沉性。对世界航海史影响最大的就是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它的使用大大保障了航海的安全性，增强了航海的目的性，成为世界航海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宋朝造船技术的进步以及指南针的运用，减少了海外贸易的成本与风险，无疑对宋朝海外贸易的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
宋朝的海外贸易十分繁荣。唐朝的对外贸易港主要有广州、泉州、扬州。到了宋朝，对外贸易港口的分布不再呈点状，而是形成了区域：广南、福建和浙江。每个区域内又有较多的大小不同的港口，形成了一个对外贸易港口网。如广南的主要港口有广州、潮州、琼州，福建有泉州、福州、漳州，两浙有杭州、明州、温州等。宋政府在每个区域内最大的港口都设有市舶司以统管对外贸易事务。
宋朝海外贸易的范围也逐渐扩大。由于造船技术的进步和航海罗盘的使用使宋朝的商船可到达更远的地区，从而大大扩大了贸易范围。中国的商船到达东亚、东南亚、孟加拉湾、红海周边以及东非沿岸，与今天的朝鲜、日本、越南、马来群岛、印度、印尼、斯里兰卡、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埃及、摩洛哥、突尼斯、埃塞俄比亚等都有过贸易往来。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和赵汝适的《诸番志》中都有中国宋朝对外贸易的记载，尤其是《诸番志》中对许多国家的风土人情、物产地貌都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载，是研究宋朝对外贸易的珍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