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原祁，王时敏之孙。他笔墨功底深厚，作画层次丰富。色中有墨，墨中有色，给山石增添云气腾溢、模糊蓊郁之感。70岁时，又被任命为《万寿盛典》的总裁官。由于他一生得皇室恩宠，政治地位显赫，因此影响很大。
“四僧”指的是髡残、弘仁、八大山人、石涛四个和尚。髡残俗名姓刘，明亡后不愿臣服清朝，便遁入空门，寄情于画。他的画多以自然景物为题材，“山水奇辟，树木古怪”都可以在他的画中得见。他的艺术特点是章法稳妥，反复严密，平凡中见幽深，笔法浑厚凝重。画史上称他的画格为：“草木华滋，缅邈幽远。”代表作有《层岩叠壑图》《报恩寺图》等。
弘仁原名江韬，他的画大多以黄山为主题，所作《黄山真景图》五十幅，用简淡的皴法和新奇的结构，画出了黄山崎峭的岩峦骨骼。石涛称其为“能得黄山之真性情”。
八大山人即朱耷，出身明朝宗室，在国破家亡后落发为僧，借诗文书画发泄内心悲愤。他的山水画从枯索凄凉之景中透出雄健简朴之气；他的花鸟画构图艰险、造型夸张、表情奇特。总之，他的画新奇警颖、逸气横生，善用极其简练的图形表达复杂的情绪。他在世时影响不大，但到了清朝中期，备受“扬州八怪”的推崇，影响逐渐扩大。以至于后来的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等画坛泰斗都深受其影响。
石涛原名朱若极，也是明朝宗师子孙，出家为僧后，又称苦瓜和尚。他一生行踪飘忽不定，漫游名山大川。因此不论黄山云烟、南国水乡，还是峭壁长松、柳岸清秋以及枯树寒鸦都出现在他的画作里。他的山水画有的笔墨恣意纵横、狂放激昂，有的运笔灵活、墨色清淡，有的画面简单却意境苍异。他的花鸟画以豪放著称，极富纵横宕逸之韵味。石涛在世时影响就很大，郑板桥对他高度赞誉道：“比之八大山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清初还有一批遗民画家，其中有一派被称为“金陵八家”，他们的画也颇具新意，独具一格。
清朝中期，“扬州八怪”是这一时期画坛的代表。八怪即金农、黄慎、郑燮、李方膺、李 、汪士慎、罗聘、高翔八人。他们大多生活清苦，对时政的腐败非常不满，同情民间疾苦，蔑视权贵，狂放不羁，故他们的画都重视发挥个性，力求创新。
金农位列“八怪”之首，年轻时因博学多才而闻名，50岁以后才以画作闻名，并成为一代名家。他最擅长画梅，所作之梅枝繁花密，以淡墨画干、浓墨写枝，黑白分明，生机勃发。代表作有《玉壶春色图轴》和《梅花图册》。黄慎，人物、花鸟、山水都精，但最擅长人物画，他的《渔翁渔妇图轴》刻画了一对打鱼人栩栩如生的形象。郑燮即郑板桥，他痛恨官场黑暗，关切民间疾苦，最精于画竹。他画的竹枝叶交叉、杂而不乱、浓淡相间、豪气风声、天趣洋溢。李方膺，善于画松石兰竹和梅花，以抒发其不得志与“孤傲之情”。李
处事玩世不恭，他的画参以书法韵味，自成一格。高翔以擅长山水画著称，他的画用笔简练、气象空灵。汪士慎主要画花卉，他所作梅花笔墨清劲、兰竹雅韵清逸。罗聘为金农的入室弟子，受其师的影响颇深，但又有独创而自成一格。人物、山水、花卉，莫不工妙。《二色梅图》《观音梅花图》都是其名作。
清朝前中期，宫廷画院中也不乏作画名家。禹之鼎最擅长人物像，白描手法成就很高。焦秉贞山水、花鸟皆善，而以人物最精。《仕女图册》《耕织图册》均为其代表作。此外还有冷枚、金廷林、丁观鹏等都是比较著名的宫廷画家。清朝宫廷画院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一批西洋画家来到中国，他们带来了西洋画的明暗透视法，产生了中西合璧的新画风。
郎世宁，意大利人，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来华，历经康、雍、乾三朝，擅长人物、肖像、花鸟走兽。他使用中国的绘画工具，运用西洋画的明暗和透视技巧，形成了惊喜逼真的艺术效果，对当时宫廷画家的影响极大。代表作有《竹林西猎图轴》《弘历平安春信图轴》《弘历观画图轴》等。其他的西洋画家还有法国人王致诚，擅长肖像走兽；波西米亚人艾启蒙，擅长人物走兽。
清朝后期，中国画坛受到传统模式的束缚，显得创意不足，生气不旺。但仍出现了一些山水人物的名家，特别是鸦片战争后，“海上画派”与“岭南画派”的兴起，影响极大。
道咸年间，最著名的山水画家有黄易、奚冈、汤贻汾和戴熙。他们虽然都师法古人，但都能有所突破、有所创新。黄易的画多景物简括，境界静寂，山水形象颇具真意。汤贻汾认为“到眼云烟且静看，师人不若能师物”，所作《罗浮十二景册》为其代表作。戴熙受“四王”影响颇深，但又汲取各家之长，在当时极享盛誉。代表作有《秋林远轴图》《忆松图卷》等。
鸦片战争后，“海上画派”兴起，代表人物有赵之谦、“三熊”、“三任”和吴昌硕。赵之谦，咸丰年间的举人，最擅长写意花卉。他的画笔墨酣畅而严整，泼墨写意中不失形象真实。他的绘画风格创立了海派的基调。“三熊”指任熊、朱熊和张熊，以任熊成就最高，影响最大。他工人物、肖像、山水、花鸟，尤以人物为最。他的画大多构思奇异、布局新巧、笔墨精微、色彩缤纷，代表作有《姚大海诗意图册》等。任熊与任薰、任硕又合称为“三任”。任薰为任熊之弟，肖像、人物、花鸟皆精，代表作有《红叶秋蝉》《杨柳鸳鸯》等。任硕把中国传统画法与西洋技法相融合，形成了风姿绰约、生动新颖的独特风格。他画的人物画往往通过眼神、手势和细节来表现人物的神情；他的花鸟画则把多种技法相结合，形成兼工带写、明丽活泼的画风，开辟了花鸟画的新天地。
吴昌硕，“海上画派”后期的集大成者，诗书刻篆无所不精。他把书法以及篆刻的技法运用于绘画之中，用色喜欢浓丽对比。他的作品不拘泥于形式，着重表现形象之势，并把物象的自然属性与自己的主观感受融合起来。《墨梅图轴》《双勾兰轴》《葫芦图轴》等都是他的上佳之作。
“岭南画派”的代表有苏六朋、苏长春、居廉、居巢，以及受他们影响而出现的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他们在开拓绘画题材、独抒性灵、革新创新方面都为当时的广东画坛带来了生气。
清朝绘画的另一种形式——年画也不断地发展与兴旺。到了清朝后期，最著名的有天津的杨柳青、苏州的桃花坞和山东潍县的杨家埠。
4.戏曲
清朝前期，戏曲文学的兴盛，使传奇和杂剧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长生殿》与《桃花扇》代表了这一时期戏曲文学的发展水平。《长生殿》作者洪昇，主要描写的是唐明皇李隆基与杨玉环的故事。全剧以李、杨的爱情为主线，穿插以“安史之乱”，使爱情线与政治线交错进行。整剧给人以规模宏大、流动起伏、对比鲜明之感。有人评价它说：“离合悲欢、错综参悟，扮演者无劳逸不均之虑，观听者觉层出不穷之妙。自来传奇排场之盛，无过于此。”
《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在这本书中借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抒发了对南明弘光王朝历史兴亡的感慨。在这部剧中，作者揭露了南明弘光政府的腐败，揭露了上层统治者及各军事首领间的尖锐矛盾，同时也热情讴歌了抗清殉国的将领史可法。在艺术结构上，他把“离合之情”同“兴亡之感”进行了恰如其分的结合；在塑造人物上，他善于用人物的言行以及动作的细节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吴梅在《中国戏曲概论》中对《桃花扇》的评价是：“通体布局，无懈可击。”
从清初至道光年间，中国的戏曲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即昆曲逐渐衰落，各种民间地方戏种兴起。清初，昆腔在戏曲舞台上占据着重要地位，然而随着地方戏的兴起，到乾隆年间，昆腔逐渐显示其颓衰之势。而地方戏种则越来越多，有以地域命名的如秦腔、襄阳腔；有以乐器命名的如梆子腔、弦索腔、唢呐腔等，也有根据声响的特点命名的如吹腔、勾腔、罗罗腔等。地方戏的兴起也促进了戏曲艺术形式的变化。
清朝后期，由南方来京的徽班，以徽调为基础，同时汲取汉调，融合昆腔、京腔、梆子腔等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剧种——京剧。京剧在道光年间逐步成熟，到了同治光绪年间则开创了一个兴盛的局面。老生程长庚、卢胜奎、杨月楼、张胜奎，小生徐小香，武生谭鑫培，旦行梅巧玲、余紫云、时小福、朱莲芬，老旦郝兰田，丑行刘赶三、杨鸣玉被称为同光十三绝，足见当时京剧在北京剧坛的地位和影响。京剧在民间的盛行也逐渐引起了清统治者的关注。咸丰时京剧戏班被选入宫中演出，慈禧太后酷爱此腔。京剧在进入宫廷的同时，也开始流传到各地，影响日益扩大，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国粹。
5.史学
清朝史学的一个特点就是官修和私撰有明显的界限，且都比较繁荣。1645年，清政府设立明史馆，开始修撰《明史》，一直到1735年才修订完成，历时近百年。《明史》332卷，包括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明史》有这样的评价：“在《二十四》史中，除马、班、范、陈四书外，最为精善。”《明史》之外、清朝官修史书还有续“三通”和清“三通”。续“三通”就是对唐朝杜佑的《通典》、宋朝郑樵的《通志》和元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敕修续作。1747年修《续文献通考》，1767年又修《续通典》和《续通志》。清“三通”又为“续三通”的续作，即《清通典》《清通志》和《清文献通考》。1787年三书都已完成。
清朝官修史书的另一个重要成就是《清实录》的编撰。《清实录》是清朝历朝实录的总称，共计4433卷。这部编年体的系列史书，详尽地记载了清朝历代的重大史事，反映了清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的状况，也记录了清王朝由兴到衰的历史过程，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在私家撰述方面，清人不但有大量的著作问世，而且往往都有自己独特的史学思想，较之官修史书更代表清朝史学发展的水平。清初史学家黄宗羲的史学力作《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这两部书都是记载前代学术思想及其流派的学术史著作，是我国学术史著作的最高成就。而《明夷待访录》一书则显示了黄宗羲的历史批判精神。在这部书里，黄宗羲对为臣之道、君主世袭制、封建法律，甚至是封建的不良习俗都进行了批判。这部书是一部具有鲜明的民主思想的史论，对中国古代启蒙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顾炎武对此书的评价是：“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
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宋论》是两部历史评论著作，代表了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的最高成就。《读通鉴论》是作者借着阅读《资治通鉴》而撰写的一部历史评论。《宋论》则详细评论了宋朝的得失。这两部书中，主要体现了他发展进化的历史观、辨析精辟的兴亡论以及重视以史学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
对经世致用之学最为提倡的是顾炎武，他认为“文须有益于天下”，最能反映其经世致用史学思想的代表作是《天下郡国利病书》。此书主要详述了各地山川地貌、物产资源、风土人情、农田水利、工矿交通、户口赋役等“利病”之所在，对明朝的经济、政治得失尤其关注。在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上，顾炎武主要批判了封建郡县的弊端，同时也抨击了封建的腐败。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是一部以地理为基础，以阐明军事成败为主要内容，以总结政治兴亡为目的的巨著，同样反映出作者经世致用的思想。
乾嘉时期，史学发展的两个表现是考据学的兴盛和章学诚对史学理论的总结和发展。乾嘉时期，考据学盛极一时，时称“乾嘉学派”。他们治史的宗旨是：“唯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和崔述的《考信录》代表了这一时期历史考证的辉煌成就。
章学诚，乾嘉时期史学的集大成者，最重要的著作是《文史通义》。这本书是史学评论的专著，作者主张史学要经世致用，反对空谈义理、专务考据，并提出“六经皆史”的看法。最为重要的是他主张史学家要有四长，即学、识、才、德，对后世影响很大。
清朝后期，由于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巨变，史学也发生了分化。一类是继续延续古老的史学传统，而另一类则与时俱进萌生出了中国的近代史学。总的趋势是传统史学逐渐衰落，近代史学日益兴盛。鸦片战争以来民族危机的加深，也促进了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具有代表性的有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和姚莹的《康记行》。此时外国史的研究也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代表作有魏源的《海国图志》、王韬的《法国志略》《普法战记》《扶桑游记》以及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
戊戌变法以后，梁启超提出“新史学”，呼吁“史界革命”。他用西方的历史哲学和史学方法论来研究中国历史，对一系列史学理论问题进行讨论，推动了传统史学的结束，对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形成，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在古籍编撰方面，清朝的成就也非常突出。康熙、雍正时编撰的《古今图书集成》约一万卷，是我国现存的最大的一部类书。乾隆时期，由纪昀等人编辑的《四库全书》则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分“经、史、子、集”四大类，共收录书籍3457种，79070卷，保存了大量宝贵的文献资料。但在编撰《四库全书》时，曾大量销毁和删改旧书，使我国的古代文化遗产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四库全书》成书后，又编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它是一部目录学著作，将清朝目录学推至高潮，并推动了各类书目学的全面发展。
6.哲学思想
清朝的思想发展史，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清初、乾嘉时期和清朝后期。国学大师王国维对清朝学术思想的特点作了概括，他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清初思想家中有许多生活在明清易代的时局之下，社会的巨变促使他们在更广的领域和更深层次上的探索、思辨、沉思和著述，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又一个绚丽的时代。
清初思想黄宗羲的社会政治思想都体现在他的《明夷待访录》一书中。这本书的第一部分讨论了君民关系、君臣关系、中央政治体制等问题，也是他思想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在君民关系中，他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认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提出了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质疑，实为一大进步；在君臣关系上，他认为“故我之而出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一姓也”，君臣二人“名异而实同”。同时作者还对文化、教育、科举取士等问题作了讨论。在戊戌变法时期，这本书被维新人士作为理论武器，宣传民本和民权意识，足见其影响之大。
顾炎武，被誉为“开国儒家”，他一生著作颇丰，倡导讲求实学和学以致用，最著名的代表作有《天下郡国利病书》和《日知录》，在“明道报世”的思想指导下，他提倡“利民富民”。在他看来“今天下之大患，莫大民贫”，“民生愈贫，国计亦愈紧”。同时他还强调“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认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众治而刑措矣”，表现了他对君权的怀疑，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色彩。顾炎武对理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提出“经学即理学”，并建立了“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