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0年代开始，洋务派就开始设立兵工厂，生产子弹、火药等。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建立的“安庆内军械所”是洋务派最早设立的军事工业。1865年由李鸿章一手经办设立的江南制造局，是当时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的兵工厂。1866年由左宗棠提议设立的福州船政局是一个设备比较完备的造船工厂，在中国近代造船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他规模较大的军事工业还有1867年满洲贵族崇厚奉命筹建的天津机器局和1890年张之洞建立的湖北枪炮场。洋务派建立的这些军事工业大多都是官办的，所需经费由清政府划拨，且生产的武器不作为商品，不在市场上流通，而是直接供湘淮军队和各省其他军队使用，因此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兵工厂内人员冗滥、管理混乱，腐败现象十分严重。尽管如此，洋务派兴办的这些军事工业还是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武器生产设备和技术，改善了清军的装备，且实行的雇佣劳动形式表现出了资本主义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
在兴办军用工业的同时，洋务派还着手训练新式陆军以及兴建海军。1862年初清政府成立神机营。1864年，将神机营扩充为一支有5000余人的洋枪队。1866年又从绿营中挑选出精壮15000人，称“练军”。这些军队基本上都是以新式武器装备，并聘用外籍教练对其进行操练。1874年，清政府开始筹建海军，到1884年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水师都已粗具规模。在中法战争之时，福建水师受到重创，几乎全军覆灭。1885年清政府成立海军衙门，奕环为海军大臣。此后北洋水师得到迅速发展。1888年，北洋水师共有各类舰船25艘，但这支实力最强的水师也在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全军覆没。
洋务派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经费的缺少使他们备受阻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同时也为了解决制造武器所需的原材料的供应以及交通运输方面的困难，从19世纪70年代起洋务派又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起了一大批民用工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上海织布局等。这些民用企业大多官督商办，即在政府的监督下，由社会人士集结资金，创办企业，也有极少数采用官商合办的模式。洋务派所兴办的这一批民用企业对建立和发展中国的近代企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他们所具有的鲜明的政治色彩以及浓厚的封建性和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使其终究未能达到“求富”的目的。
洋务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兴学堂，遣留学”。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派就着手创立新式学堂，如京师同文馆、广州同文馆等这样专门培养外交人才和翻译人才的学堂，也有培养各种专门技术人才的学堂，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等。从19世纪70年代起，清政府开始派遣幼童去美、欧留学。洋务派的这一举措是他们向西方学习深化的表现，而这一举措也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像詹天佑这样极为有用的人才，对中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洋务派所发动的洋务运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兴办之初就遭到以倭仁为首的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在推行过程中更是困难重重。在中法战争结束后的十年，日本于1894年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在这次战争中，中国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1895年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在这个条约中规定将台湾岛以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激起了台湾人民的反抗。
甲午战争之后，中华民族的危机进一步加深。19世纪末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各帝国主义国家都在中国划分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德国租借胶州湾，以山东为势力范围；俄国租借旅顺和大连，以长城以北和新疆为势力范围；法国租借广州湾，以广东、广西和云南为势力范围；英国租借“新界”和威海卫，以长江流域、云南和广东为势力范围；日本割台湾和澎湖列岛，以福建为势力范围。
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使洋务派的“自强”、“求富”的口号都失去了意义，这场战争也宣告了持续了30年之久的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运动虽然最终没能使清政府实现“富强”的愿望，但作为一场变革运动，它开创了中国主动学习西方的先河，“从而使中华文明开始进入了一个突破性的发展阶段”。
2.戊戌变法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即戊戌变法，也叫维新运动。
康有为，戊戌变法的倡导者和领袖，早在1888年就曾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他的上书虽未能传到光绪帝的手上，却在民间传开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891至1892年间，康有为先后完成《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基本奠定了戊戌变法的理论基础。而1891年，他创办的“万木草堂”学馆则培养出一批维新人士，其学生梁启超是其中的佼佼者。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举国激愤。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与其学生联络各省应试考生1300多人联名上书光绪帝，要求政府拒签合约，立即变法，此即著名的“公车上书”。“公车上书”标志着变法维新由一种思潮转变成了一场政治运动。然而此次上书依旧没能到达光绪的手中。1895年已为进士的康有为再次上书，这次上书终于被光绪帝所见。康有为的言论深深打动了光绪帝，于是在光绪帝的支持下，戊戌变法便开展起来。
康有为在上书的同时，也忙于组织和宣传工作。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宣传变法思想。其后不久，由帝党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成立北京强学会，进行定期的集会和讲演。然后康有为又在上海组织强学会，创办《强学报》。但到1896年初，北京强学会、上海强学会、《中外纪闻》以及《强学报》都因清廷内部守旧势力的打击而遭到查禁。尽管如此，学会、报刊、学堂还是在全国逐渐兴盛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对维新运动影响很大的人，如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梁启超在担任《时务报》主笔时，发表的《变法通议》《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文章，以新颖的内容、通俗流畅的文字、激昂的笔调，批判封建君主专制，提倡君主立宪制度，在广大的知识分子中反响强烈。严复翻译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引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理论，不但为维新变法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对整个维新派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维新运动迅速发展的同时，列强对中国的瓜分丝毫没有减弱，相反还在加剧，民族矛盾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形之下，一心想要有所作为的光绪帝顶住顽固派的巨大压力，毅然于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实行变法。由于这年是农历戊戌年，故称“戊戌变法”。光绪帝采纳维新派的建议，先后颁布了一大批政令，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各个方面。变法在一开始就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巨大阻挠。1898年9月光绪帝将原礼部尚书、侍郎一并革职，并提拔维新人士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军机章程，参与变法。这一举措加深了维新派与守旧势力之间的矛盾。慈禧太后一方面孤立光绪帝，另一方面密谋政变。在政变风声愈来愈紧迫的情况下，光绪帝与维新派只好将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9月18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希望他能杀荣禄，保护光绪。袁世凯当面表示答应，随后却立即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帝和维新派。9月21日，慈禧下令恢复“训政”，软禁光绪帝，捕杀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戊戌变法就这样失败了。由于戊戌变法仅推行了103天，故又被称为“百日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仅存的成果只有京师大学堂。
戊戌变法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在西方近代民主主义的影响之下，发动的一场自下而上的爱国救亡运动。它虽然失败了，但维新人士要求改革封建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宣传西方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观念，开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先河，对后来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知识分子影响深远。
3.清末新政与立宪运动
在八国联军侵华和义和团运动的冲击下，清政府于1901年1月29日下诏变法，开始实行“新政”。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作为规划新政的机构。
清末新政的主要内容有改革官制、兵制；振兴商务、奖励实业、改革学制。1905年清政府下令废除科举考试，结束了中国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取士制度。然而新政只是在不触动旧有的封建秩序的基础上采取的一种补救措施，并没有使清政府达到预想的目的，也没有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相反，新政所需的浩繁的开支又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社会矛盾，这是清统治者始料不及的。
在清末新政开始后，流亡在外的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国内的一些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开始鼓吹君主立宪。1901年6月，梁启超发表《立宪决意》，首先提出了君主立宪的要求。1904年，清驻法公使孙宝琦上书，提出立宪建议，并阐述了立宪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从1905年起，国内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1905年7月，清政府派载泽、尚其亨、李盛铎、戴鸿慈、端方五大臣出国考察。他们回国后向慈禧讲述了立宪的三大好处:“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于是，1906年9月1日，清政府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9月2日，颁布官制改革上谕。清政府实行预备立宪后，立宪派建立了一系列的立宪团体，成为推动清末预备立宪的重要力量。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1909年，清政府下令各省设立咨议局，到1909年10月全国21个省（除新疆外）的咨议局相继建立。1910年9月，资政院成立。这两个机构的设立，是对皇权专制制度的一个突破。资产阶级利用咨议局和资政院积极参政议政，客观地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传播。
从1909年10月到1910年10月，立宪派曾发起了三次国会请愿运动，但都以失败告终。1911年5月，清政府皇族内阁的成立标志着立宪运动的彻底失败。
4.清朝的灭亡
孙中山，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与领导者，于1866年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的一个农民家里。12岁时投奔侨居在檀香山的大哥孙眉，并在那里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教育。孙中山在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中逐渐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最终走上革命道路。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组建成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组织——兴中会。该组织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合众政府”为纲领，并于1895年2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1895年10月和1900年10月，兴中会先后发动两次起义，但均遭失败。
1901年，清政府推出“新政”后，科举制度被废除，新式学堂纷纷建立，出国留学蔚然成风。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都受到西方教育的熏陶，思想进步，满怀爱国激情，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坚力量。他们不断地进行爱国政治活动，传播民主革命思潮。章太炎发表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驳斥康有为的保皇思想，大力畅言革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青年留学生邹容的《革命军》一书中，把清王朝比作帝国主义的“奴隶总管”，号召人们奋起反抗，将其打倒。同时还宣传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思想，影响极大。
在革命思想广泛传播的同时，各地的革命团体纷纷建立。1904年2月，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在长沙成立“华兴会”；1904年7月，吕大森、刘静庵等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同年10月，蔡元培、章炳麟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这些革命团体的建立大大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分散的团体活动已不能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党组织来领导革命已是众望所归。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在东京召开，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在《同盟会章程》中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1905年10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这个革命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同盟会的建立以及“三民主义”的提出，使中国革命有了统一的领导和明确的斗争目标，大大加速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在同盟会的影响和领导下，各地都爆发了武装起义。如1906年浏萍醴起义，1907年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和镇南关起义，1908年钦廉上思起义和云南河口起义，1911年广州新军黄花岗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并没有使革命党人停止革命的组织活动，相反，一场更大更猛烈的革命正在酝酿之中。
1911年5月清政府的“皇族内阁”颁布了铁路国有政策，收回湘、鄂、川、粤四省人民经过艰苦奋斗取得的粤汉、川汉铁路的修筑权，企图将其出卖给帝国主义以获取贷款。这一行径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的发展为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城内的新军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经过一夜的激战，革命军占领了武昌，并在两日内完全控制了武汉三镇。武昌起义的成功极大地激发了全国各地人士的革命热情，短短一个月就有十余个省市宣布独立。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清王朝的统治已是岌岌可危，随时都将土崩瓦解。于是清政府重新对袁世凯委以重任，企图扑灭革命。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独立，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成为势在必行之事。1911年11月30日，各省代表聚集汉口举行会议；12月2日，会议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2月29日，各省代表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
中国的革命浪潮使帝国主义列强极为仇视和恐惧，他们纷纷支持清政府，大力破坏革命。帝国主义国家一方面支持袁世凯镇压革命，另一方面对南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与袁世凯进行停战议和。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干涉与压力以及革命党内部人士向袁世凯的妥协，南京临时政府被迫同意让出政权，以换取袁世凯逼清帝退位并答应实施共和。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宣告了统治中国260年的清王朝的结束。14日孙中山辞职，15日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就这样被袁世凯夺取了。袁世凯在夺取政权后，并没有实现自己的承诺，推行共和制，而是建立起了反动政权，注定了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
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政权，并且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辛亥革命后，中国人民仍然在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的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