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王问鼎”和晋楚争霸前613年，楚庄王即位后，雄才大略，励精于国事。他一方面以“敖（孙叔敖）为宰”（《左传》），整顿政治，勤于生产，形成了“民不罢劳，君无怨”，“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的局面。另一方面，他整饬军备，提高了军队战斗力。楚国再次强大起来。前606年，楚庄王伐陆浑（今属河南）之戎，追击戎狄到洛水边，周王派遣使者王孙满前去慰劳，庄王竟问“鼎之大小轻重”，意欲移鼎于楚，取代周天子。王孙满说：“统治天下重在德，而不在鼎。”由于周王使者王孙满态度强硬，楚王明白周王室尚不能轻视，于是班师回国。然而楚国北上争霸的行动并未中止。前601年，群舒皆叛楚国，庄王兴兵伐灭舒、蓼，与吴越结盟，至此，楚在江淮流域的势力渐趋巩固。前598年，楚庄王伐郑，攻到栋地。郑国大臣子良说：“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左传·宣公十一年》）楚郑遂于辰陵结盟。盟后，郑又附晋，庄王大怒，起兵围郑，三月而破，郑降于楚。晋闻讯后，派大军迎救，晋楚两军大战于邲（今属河南），晋败溃逃。前595年，楚又进攻宋国，宋向晋告急，晋畏楚不敢出兵，宋遂归楚。此时，鲁、宋、郑、陈尽皆服楚。前589年，楚国在蜀地（今属山东）会盟十二诸侯，秦、齐大国都曾到会，可见楚国势力之大。春秋时期，楚国先后兼并了十二国，疆土之广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所以《国语·楚语（上）》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宠大矣。”争战到了春秋后期，晋楚实力不相上下，相互之间纠缠死斗，牵连周围小诸侯国朝不保夕，于是诞生了由宋国倡导的两次“弭兵”运动，延续一百多年的春秋大国争霸战争，终以“弭兵”休战告终。
吴越争霸前510年，吴欲攻楚，为解除后顾之忧，曾攻打越国，占领檇李（今属浙江）。前505年，越国趁吴军主力在楚都郢，乘机侵入吴境，双方矛盾激化。吴国想要称霸中原，就必须要先打败越国；越国想要北进中原，就必须要先打败吴国，因此，吴越之间一战就战了20年。前494年，越国向吴国开战，欲以水军胜吴，主力于夫椒（今属江苏）被歼，一时间，越国面临着亡国之祸。为保全越国，越王勾践自愿到吴国做人质。勾践夫妇在吴国为夫差“驾车养马”，执役三年，终于骗得夫差信任，允其回国。回国之后，勾践为了灭吴兴越，“卧薪尝胆”，奋发图强。他还在谋臣文种、范蠡的建议下，制定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长期战略：一方面发展生产、奖励生育、尊重人才，以安定民生，充裕兵源，收揽人心，增强综合国力；一方面实行精兵政策，加强训练，严格纪律，提高战斗力。在外交上，针对“吴王兵加于齐晋，而怨结于楚”的情况，采用“亲于齐，深结于晋，阴固于楚，而厚事于吴”的方针。十年之后，越“荒无遗土，百姓亲附”。越军亦成为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且“人有致死之心”的精锐部队。前473年，勾践终于灭吴，“北渡江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周元王封勾践为伯。“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国终于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任霸主。
战国七雄与争霸战争
春秋时期的中后期，一些诸侯国的贵族势力强大起来，开始向国君争夺权力，各主要诸侯国出现了政权下移至大夫的现象。鲁、齐、晋三国发生了剧烈的政治大变革，即三桓专鲁、田氏代齐和三家分晋。前403年周王室承认赵、魏、韩三家为诸侯，又于前386年承认齐国的田和为诸侯，七国并立局面由此正式形成。
李悝变法和魏国的强大战国初期，李悝被魏国国君魏文侯任命为宰相，开始实行变法。其一，李悝主张“选贤任能，赏罚分明”，废除官爵世袭制。其二，编制《法经》，《法经》分为盗、贼、囚、捕、杂、具六篇，《法经》的颁行维护了社会秩序和政局的稳定。其三，“尽地力”。废除原来的阡陌封疆，提倡自由开垦，在一块土地上杂种各种粮食作物，鼓励农户栽树种桑，扩大农户农副业生产。增产者赏，减产者罚。其四，实行“平籴法”。收成好，则政府平价收购余粮作为储备；收成不好，则政府再以平价出售储备粮。此法平衡了粮食价格，防止了商人的投机活动，使粮价不至于暴跌暴涨，可以让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其五，创建“武卒”，使得“秦兵不敢东向”。变法之后，魏国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力大大增强。前344年，魏国与宋、卫、邹、鲁、秦等国会盟于逢泽，成为其中最强盛的国家。
马陵之战和齐国的崛起前341年，魏国联合赵国发兵攻打韩国，庞涓为赵魏联军主帅。韩都新郑（今属河南）被围，韩昭侯向齐国求救，齐国迅速派田忌带兵救韩。军师孙膑献计，齐军直捣魏都大梁。魏惠王火速召回庞涓，并任命太子申为上将军，随军参与指挥，倾全国之兵誓与齐军决一死战。孙膑见敌我力量众寡悬殊，又深知庞涓为人狂傲，定然不将齐军放在眼里，认为欲擒故纵之计最佳，可先命军队向马陵方向撤退，由于马陵地形复杂，沟深林密，道路曲折，可于马陵设伏。主帅田忌深以为然，决定用此计诱庞涓上钩。撤退途中，孙膑采用了“减灶之计”，命令兵士第一天挖10万个做饭的灶坑，第二天减为5万个，第三天再减为3万个。庞涓果然上当，他还暗自心喜地断定齐军撤退的三天之中，兵士已经大量逃亡，便亲率精锐之师星夜兼程地追赶。赶到马陵时天已然漆黑，庞涓令兵士点燃火把照路。一士兵发现一棵大树少去一块树皮，上面写着“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庞涓此时方才想到自己中了计，下令撤退已是不及，齐军伏兵万箭齐发。魏军顿时乱成一锅稀粥，自相践踏，争相逃命，死伤无数。庞涓自知死无葬身之地，大骂孙膑道:“一着不慎，遂使竖子成名！”立时拔剑自刎。主将毙命，太子申被生擒。齐军大获全胜。此战后，魏国由盛转衰，齐国声威大震，在东方六国中实力最强。同时西方的秦国也因为商鞅变法而逐渐强盛。
齐国的衰落和赵国的强大前288年，齐王接受秦王的倡议，齐秦同时称帝，齐为东帝，秦为西帝。紧接着秦向三晋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齐则于前286年攻灭宋国。灭宋的战争引起了列国的恐惧，各诸侯国起而反对齐国，前284年，燕联合秦、楚、三晋大举攻齐，虽然最后齐国得以保存，但是齐国已风光不再，无力逐鹿中原。就在齐国日渐衰落的同时，赵国由于经历了赵武灵王改易胡服、训练骑兵的军事改革，开始强大。赵惠文王整顿内政，开展外交，折服强秦，成为齐国以外的东方较强的国家。
长平之战和赵国的衰落前260年，秦国派兵攻韩，欲取上党。上党危急，百姓纷纷出逃到赵国的长平，于是赵国派兵往长平（今属山西）保护上党之民。秦国愤之，乃派将领王龁攻赵长平，赵派廉颇为守将。连日厮杀，兵力较弱的赵军损失颇大。长此下去，赵国必然兵败。廉颇是一个很有谋略的将领，他分析了眼前的局势，认为敌强我弱，且初战失利，便高挂免战牌，坚守城门不出。秦国攻城不下，廉颇又据守不出，秦一时无法。秦国之相范雎智计颇深，想出了一条离间赵国君臣之计。他派人行贿于赵国佞臣，令之散布流言说：“秦国所痛恨、畏惧的是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廉颇容易对付，他快要投降了。”赵王本就因廉颇打了败仗又不出城迎战恼怒，此时听到这番流言，一气之下，便阵前换将，派毫无作战经验的赵括替代廉颇为将，命他率兵迎战秦军。赵括本是无能之辈，整日只知纸上谈兵，他完全改变廉颇的作战方案，大批更换将领，导致赵军战斗力大大下降。8月，敌情尚未探明，赵括就贸然率兵出城进攻秦军，结果误入秦军早已设下的埋伏，赵兵断粮断水四十余日，以致自相残杀，生食人肉，以求果腹。眼见无法活命，赵括重整兵士分四队突围，突围失败，赵括为秦军射杀。赵军见主将身死，遂投降于秦国。然秦将白起凶残，竟将四十万赵国降兵全部坑杀，只余数百人回赵报信。赵国上下既震惊又害怕，写信求救于魏国，魏信陵君是赵国平原君夫人的弟弟，信陵君见事态紧急，且不齿秦国所为，立即求魏王发兵救赵，魏王派大将晋鄙率十万大军前往救赵。魏王软弱，秦王威胁魏国如若救赵，秦就先取魏国。魏王不敢让军队前行，令军队就在邺城待命。赵之危难急如星火，信陵君只好用侯嬴计，利用魏王之美人窃得虎符，前往邺城杀掉晋鄙，率兵于邯郸大败秦军，赵国幸免于灭亡，但至此，赵国国力大降，再无争战之力。
商鞅变法和秦的强盛秦国在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落后于齐、楚、燕、赵、魏、韩这六个大国，这与秦国地处偏僻有很大的关系。前361年，秦孝公下令求贤。卫国人公孙鞅（后因变法有功，封于商，号商鞅）应募入秦，孝公信任他，令其革除旧法、创立新法。“早在战国初年，李悝在魏，吴起在楚，曾行新法，但为旧势力所阻。秦旧势力较小，因之商鞅变法得到成功。”商鞅变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前后进行了两次。第一次开始于前356年，第二次开始于前350年。主要内容如下：经济上，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政治上，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废世卿世禄制，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推行县制；定秦律，“燔诗书而明法令”。商鞅变法的法令准备就绪后，并没有马上公布。他担心百姓不相信自己，就决定要先立信。他叫人在国都集市的南门外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并贴出告示：谁能够把这根木头搬到集市北门，就赏十金。百姓都感到诧异，不明白商鞅到底要干什么，怕惹祸上身，因此没人敢上前搬木头。见此情形，商鞅又贴出告示：谁能搬动的赏五十金。此时终于出来一个人壮着胆子把木头搬到了集市北门，商鞅立刻赏了他五十金，百姓们终于明白商鞅是守信的。接下来商鞅下令变法，由于信任已经在全国百姓心中建立起来了，新法没有遇到障碍，很快在全国推行开来。同时，改革必然引起贵族领主的抵触和反抗。这个贵族以秦国太子为首，反抗者多至千数。商秧说：“法令不行，由于贵戚犯法，要行法先从太子开始。”然而太子是储君不便施刑，也因为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公孙贾对太子的调唆，商鞅对公子虔、公孙贾施了黥刑（面上刻黑字）。第二天，贵族也不敢反抗了，新法完全通行了。秦国施行新法十年后，秦国百姓生活富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国一跃成为战国第一大强国。前221年，秦灭六国，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局面，实现了中国的统一。
周朝的政治
宗法制和分封制宗法制是一种以血统远近区别亲疏的制度。早在原始氏族时期宗法制就有所萌芽，但是到周朝才逐渐发展成一套完整的制度，成为维系贵族间关系的重要纽带。周王朝的王位明确规定只传长子，而且是“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的意思是只有嫡长子继承王位或爵位才是合法的，庶子即使比嫡长子年长或更有才能，也只能封爵辅佐君王，无权继承王位。这样条理清晰，王位继承之事不会发生变乱。
庶子虽然不能继承王位，但毕竟是王族血亲。周王朝又依据宗法制度的基本原则，创立了“分封制”，“分封制”是周的地方行政制度。“封诸侯，建藩卫”，此制度将王室中人分封到地方做诸侯，以保证地方上的稳定。周立国后，周王大行分封之事，将王室血亲及功臣分封到各个地方，建立起数百个同姓与功臣的各个诸侯国。宗法制与分封制的结合，建立起一个以周王为中心，各方诸侯国拱卫的封建王朝。周朝分封始于武王，成王时期规模最大，一直持续到西周末期。分封诸侯有五个等级，即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诸侯还分内服和外服，内服食卿大夫食邑，外服是侯、甸、男、卫，外服都是正式的诸侯国。爵的高低显示位次的尊卑，服的不同决定贡赋的轻重。晋侯列在甸服，曹伯列在甸服，郑伯列在男服。各诸侯在自己的领地内可再行分封臣子。他们一般直接统治诸侯国的中心地区，四周土地再分为大小不同的“采邑”，封给他嫡长子以外的亲属——卿大夫。卿大夫又可将采邑再行分割给禄田，赏给他嫡长子以外的亲属——士。庶民由士直接统治、剥削。层层分封竟似一座宝塔，形成了以王室为核心，层层向下辐射的等级严明的宗法分封政治结构。这种严密的政治结构一直到东周才开始出现问题。东周开始，各诸侯相互攻伐，大诸侯国疆土不断扩展，于是各诸侯大国开始修建都城，逐渐发展成为能和周王室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
县、郡的出现和演变郡县制，开始于春秋时期。楚武王（前740年至前689年）时灭权国“使斗缗尹之”（“尹”为楚国县的主官名称）是有关设县最早的记载。春秋时期，由于人口增加，国土扩大，分封制已不能满足各国治理国家的需求，于是各国普遍设县以便治理国家。开始有郡的设置是在春秋后期。此后郡、县便开始并行。晋惠公元年（前650年），晋公子夷吾私于公子挚曰：“君实有郡、县。”这是史书上关于郡最早的记载。由于晋国大多数郡都设在近敌的边地，地方疏远而荒废闭塞，而县则由邑鄙转变而来，地方亲近而丰饶富庶，因此出现了晋郡实不如县的现象。三晋是战国时期最早建立郡的诸侯国。楚有汉中、巫、黔中三郡的设置；赵置云中、雁门、代三郡；秦设郡在三晋之中最晚，前316年秦惠王以巴为名置郡（据《华阳国志》）。燕是列侯中设郡最晚的诸侯国，前311至前279年，燕“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到了战国时期，郡、县已经普及，数量空前增加，且其性质和功能发生了根本变化，县已经发展成国家的地方行政单位，郡也普及于各国，大多为了巩固国防而建于边地。据《战国策·秦策》记载：“甘茂对曰：‘宜阳，大县也……名曰县，其实郡也。’”由此可以看出战国时期郡已大于县，且郡、县也逐渐演变成郡统辖县的两级行政区划制度。战国时期，郡、县既已成为封建国家的基本行政单位，郡、县官位不允许世袭，不食封邑，但发放优厚俸禄。为了更好地控制地方，国君可直接命令指挥郡、县军政大事，也可随时任免郡、县长官。
由于郡、县直属于国君。国君每年都要考核郡、县政绩，以此对郡守、县令进行奖惩赏罚，这是国君控制郡、县的有力手段。郡、县具备完整的政府职能，因为它们有一套完整的行政机构。战国时期郡、县制的出现标志着封建王朝的地方行政结构自此发生了质的变化，并形成了新的格局。从政治性质看，郡、县是以实施国君意志为唯一目的的中央集权之下的地方政府，政治上毫无独立性可言。从辖土范围看，郡、县以农村为主，不再以城市为中心。从政区划分来看，政区的划分不再以血缘为准，而是以地缘为准。与之相应的是，宗族组织也被行政组织所取代，这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