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之后，对于大字报这个历史怪物，可以说早已人人摇头了。然而，它虽已显衰微，但却作威犹在，并不甘心于自己的灭亡。几个月前，有人曾为它拼四六骈文道：
“……街头巷尾，时而再露峥嵘；西单墙上，竟然安营扎寨。自谓年壮，不甘就木；重作冯妇，再施淫威。可制造混乱，可挑起风波，可分化人心，可酿成派系，可联络外人，可拱送情报，可丑化社会主义，可疲惫****机关。于‘民主’大旗之下，哗众取宠；在‘人权’口号声中，暗渡陈仓。任我信口雌黄，围观者摇其首而莫奈何，宪法保障也；纵然透顶反动，反对者敢怒而不敢撕，心有作悸焉。夕阳斜照，华灯初放，风头出尽，神气十足。好事者如堵，外国人止步，闪光灯卡卡，电磁波飞驰，今日北京、香港，明日莫斯科、华盛顿，不胫而走，寰宇惊闻，沉沉没没无闻者，一举成名天下知。——管它团结安定，我自兴风作浪。……而偏有胆大如拳者，控我为一害，申我以五罪：‘易被坏人利用，易混淆两类矛盾，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安定团结，阻碍四化建设’，而主张取缔于街头。然溯之历史，我固姓左姓革，反我者必右必修，骂我者非砍旗即怕群众，刁难我者乃资反路线还魂。……我有‘******’倒台后失意者的捧场，有思想僵化坚持‘凡是’者的保护，妄云取缔，谈何容易！……”
这位作者把大字报有恃无恐，洋洋得意之状，描绘得活灵活现，其意在暗示取缔不易，大字报福寿尚长。然而，我们可以续上几句：
“多行不义，自取灭亡。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实践标准，不可阻挡。宪法可改，汝命不长。”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粉碎了****、“******”，改变了历史面貌，有千百万党员为中流砥柱，有广大人民群众拥护，难道对一个已被历史证明为害甚多的小小怪物却动弹不得？“大”字号的四个孪生兄弟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为了更好地安定团结搞四化，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决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把“四大”从宪法第四十五条中除去。全党、全国、全军，万众欢呼马列主义、******思想的实事求是精神取得又一胜利！
这篇《大字报的兴亡》的杂文是登在《人民日报》1980年3月17日第三版上的，作者署名“东方蝉”。文章标题醒目诱人。文章从大字报的“大”字说起，一上手就说它同那个时期的“四大”连在一起。并说明和任何事物都有它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一样，“大字报”亦然。由此文章历叙“大字报”唯恐天下不乱的恶迹；又引用了一个大字报“专家”为吹捧“大字报”如何神通广大而写的四六骈文，自吹自擂。但是，诚如本文作者为骈文所续写的四言八句所述：“多行不义，自取灭亡。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实践标准，不可阻挡。宪法可改，汝命不长。”
这是当时一篇十分重要的杂文。虽然更多的是理性批判，但从选题立意以及行文和考据上看，更具杂文的讽刺性。
第四节 风格多样 讽刺幽默
杂文不仅内容广泛，形式繁多，笔法灵活，而且风格多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所有文体中杂文的风格最为丰富多彩。杂文或为隐晦曲折，委婉多讽；或为辞严意正，犀利尖刻；或为曲抒胸臆，蕴藉含蓄；或为剧谈雄辩，热讽冷嘲……要之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因为杂文是作者自由思想的产物，是他们的心声。有的作者生活、性格、学识、处境、经历等等不同，描写对象和写作目的不同，其风格也会不尽相同，所以就整体而言，杂文自五四以来各种风格就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风格多样，不一而足。
但是，总起来看最为突出的风格是它的讽刺与幽默。讽刺与幽默始终是杂文的重要特征，尽管不是唯一的。
一、关于讽刺
作为一种手段或笔法，讽刺是与讽喻、讽谏相近，都是以含蓄的语言来嘲讽或刺痛别人的。古文“讽”与“风”同，即是“譬喻不直言”，是一种委婉的意思。而“风”又有歌谣之义。如《诗经》里的“国风”。《诗序》上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想必此“风”就如自然界的风那样。但它对人的批评不同于雷鸣闪电，直劈横击；而是像和风细雨般地吹打润化。所以《诗经》里有许多这样的“风刺”，如“魏风”中的《硕鼠》，“小雅”里的《黄鸟》和《何草不黄》，“王风”内的《忝离》等等，都说明“风”是用委婉的语言表达暗示、劝告或谴责之意。
这里有一个讽刺对象的问题。用委婉的语言暗示、劝告、谴责对象，是希望被讽刺者能立地成佛。所以讽刺这个概念基本上是处置内部矛盾的办法。尽管你可以挖苦嘲笑他，却不能指望用杂文打倒他；要打倒他的是檄文，是讨伐，那是另一类文体。
但是，讽刺无论对谁说都必须是“公然的”真实，而不是扯谎诬蔑。鲁迅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又说：“‘讽刺’不是‘捏造’，也不是‘诬蔑’”；“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
这就是说，在杂文风格的讽刺中，归根到底是写真实：真实到令人生“厌倦和不快”的程度；在具体写法上除了真实以外，还可以有点夸张，突出地显示被讽刺的人和事物的本性和本质，使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二、关于幽默
幽默原是英语中“humony”的音译。约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林语堂主持的《论语》（申月刊）首倡幽默。当时他们对“humour”这个词儿实在无法在汉语中找到对应的词可以对译，就干脆学习严复曾把“logis”音译为“逻辑”的方法解决了问题。于是他就把“humour”音译为“幽默”以指陈英语中“humour”一词条下的“滑稽”、“谐谑”、“诙谐”等意思；而实际上“幽默”这个词从前在汉语中有“寂静悄然”的意思，是更接近英语“humour”；它包含“插科打诨”，“会心一笑”，“谑而不虐”，“哭笑不得”等意味。
但是，像讽刺一样，幽默作为杂文的主要风格也适宜于解决人民内部问题，而不适宜处置刺刀见红的所谓敌我矛盾问题。另外，更为重要的是，幽默最后的结果也只是让读者产生某种情绪而已；它可以有积极的作用，也可能不会达到实质的效果，这是幽默的局限性。
【例文06】
说大话的故事
邓拓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记得，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时候，曾经提到刘备生前说过，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演义上的这一段话是有根据的。陈寿在《三国志》的《蜀志》中确曾写道：“先主谓诸葛亮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看来，刘备对于马谡的了解，实在是很深刻的。马谡在刘备的眼里就是一个好说大话的人。说大话的害处古人早已深知，所以，管子说过：“言不能过其实，实不得过其名。”这就是告诫人们千万不要说大话，不要吹牛，遇事要采取慎重的态度，话要说得少些，事情要做得多些，名声更要小一些。
历来有许多名流学者，常常引用管子的这些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然而，也有的人并不理会这个道理。据汉代的学者王充的意见，似乎历来忽视这个道理的以书生或文人为最多。王充在《论衡》中指出：
“儒者之言，溢美过实。”他的意思显然是认为，文人之流往往爱说大话。其实，爱说大话的还有其他各色人等，决不只是文人之流而已。
古人的笔记小说中写了许多说大话的故事。明代陆灼在《艾子后语》中写了几个故事，我看很有意思。
一个故事写道：“艾子在齐，居孟尝君门下者三年，孟尝礼为上客。既而自齐返乎鲁，与季孙氏遇。季孙曰：先生久于齐，齐之贤者为谁？艾子曰：无如孟尝君。季孙曰：何德而谓贤？艾子曰：食客三千，衣廪无倦色，不贤而能之乎？季孙曰：嘻，先生欺予哉！三千客予家亦有之，岂独田文？艾子不觉敛容而起，谢曰：公亦鲁之贤者也；翌日敢造门下，求观三千客。季孙曰：诺。明旦，艾子衣冠整洁而往。入其门，寂然也；升其堂，则无人焉。艾子疑之，意其必在别馆也。良久，季孙出见。诘之曰：客安在？季孙怅然曰：先生来何暮？三千客各自归家吃饭去矣！艾子胡卢而退。”
这个故事大概是杜撰的。不但艾子是作者的假托，而且季孙氏也是由附会得来的。凡是春秋战国时代鲁国桓公的儿子季友的后人，都称为季孙氏。陆灼讽刺季孙氏嫉妒孟尝君能养三千食客，就胡乱吹牛说自己也有三千食客，可是经不住实地观察，一看就漏底了。陆灼写出这个杜撰的故事，其目的是要教育世人不可吹牛。我们应该承认他是善意的，似乎不必用考证的方法，对他斤斤计较。
在同书中，还有类似的一些故事。例如说赵国有一个方士好讲大话，自称见过伏羲、女娲、神农、蚩尤、仓颉、尧、舜、禹、汤、穆天子、瑶池圣母等等，以致“沈醉至今，犹未全醒，不知今日世上是何甲子也”。恰好当时“赵王坠马伤胁，医云：须千年血竭敷之乃瘥。下令求血竭不可得。艾子言于王曰：此有方士，不啻数千岁，杀取其血，其效当愈速矣。王大喜，密使人执方士，将杀之。”这才吓得方士不得不“拜且泣曰：昨日吾父母皆年五十，东邻老姥，携酒为寿，臣饮至醉，不觉言词过度，实不曾活千岁。艾先生最善就谎，王其勿听。赵王乃叱而赦之”。
这个方士最后要求饶命的时候说的这一段话，当然还是一派胡言，并且倒打艾子一耙，诬他说谎，可见方士的用心颇为不善。这又反映了一种情况，就是说大话的人也有秉性难移，死不觉悟的。
历史上说大话的真人真事，虽然有许多，但是这些编造的故事却更富有概括性，它们把说大话的各种伎俩集中在典型的故事情节里，这样更能引人注意，提高警惕，因而也就更有教育意义了。
这是邓拓在1961年间发表的一篇十分辛辣、锋利并广为人知的一篇杂文。邓拓原在上世纪50年代早、中期任《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因受到******的批评，退出《人民日报》而到北京市委工作。工作之余他又在北京的报纸上开辟《燕山夜语》专栏，发表多篇杂文。在这一篇杂文中，他把历史上说大话的人所表现的滑稽心态和夸张口吻刻画得惟妙惟肖，读后不禁令人捧腹大笑。但笑过之后仔细想想，生活中确确实实就有那么一些利令智昏的吹牛大王，他们编造你想象不到的、异想天开的谎言在欺骗群众，又不禁觉得十分可恶。所以这个故事尽管邓拓写得不长，但却名震一时，经年不朽，常读常新。但作者在“****”中又陷入深渊，被打成****反社会主义的黑帮而自尽身亡，1977年获得平反。当时胡耀邦同志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亲自主持邓拓追悼大会，给予邓拓极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