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开始，随着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中国开始被迫纳入世界现代化发展的轨道。直至1895年，多种因素影响下，中国现代化发展出现了一次重要的机遇。然而又因各种原因，这次现代化机遇很快丧失。
而到1895年以后，西方各国在中国掀起瓜分狂潮，中国连主权都几乎不存在了，现代化发展也就无从谈起了。
一、1840-1895年：中国现代化第一次机遇的形成
1.第二次现代化浪潮为中国现代化启动提供了重要契机
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并且这个转变是多层面的、同步的、进步性的整体转变，它至少涉及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和文化领域的多元化，但不可否认工业化构成了现代化主要和基本的内涵，因为工业化为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而推进工业化的动力来自于科学知识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现代化历史的进程也表明：正是由于科学技术革命带来了工业的大发展，从而使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揭开了现代化的历史序幕，并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和潮流。
一般认为，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有三次大的发展浪潮。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为第一次现代化浪潮，它是由英国工业革命开启，并在西欧、北美扩散，成功者主要是英国、法国、美国。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为第二次现代化浪潮，由西欧扩散到整个欧洲及北美，拉美地区也受到很大影响，并越过欧陆传到东亚，成功者主要是德国、俄国、日本。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为第三次现代化浪潮，由于发达工业世界向高工业化升级，大批的亚非拉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被卷入工业化的过程，成功者主要是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及台湾地区。可见，每一次现代化浪潮总是为一大批国家成功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机遇。
具体说来，1543年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发表、1687年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发表及牛顿力学体系的形成，在人类历史上掀起了第一次科学革命的高潮，直接导致了18世纪以蒸汽动力技术的出现为中心的第一次技术革命的发生，继而又推动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英国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用了近80年的时间完成了工业革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英国的迅速崛起，也推动了法国、美国等国的发展。法国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60年代用了近70年的时间完成了工业革命；美国从19世纪初到50年代末只用了近5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工业革命。
工业化也扩散到了西欧那些疆域不大、资源丰富和农业生产率高的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国家。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的不断扩大，作为第一次技术革命标志的蒸汽动力已经不能满足实际生产的需要，于是新的科学革命又出现，从1819年奥斯特实验开始，到1860年麦克斯韦发表“电磁场的动力学理论”建立电磁场结构为止，这些发现又直接导致了以电力为中心的第二次技术革命的发生，并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和技术时代——电气时代，使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继而掀起了第二次现代化浪潮。伴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的殖民扩张，一批新的国家卷入了现代化的浪潮，开始了现代化的起步。德国采用了科学技术并重的政策，很快成为世界的科学技术中心，只花了5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现代化国家。日本由于“明治维新”，殖产兴业，大力引进西方科学技术，30年就完成了现代化的早期历程。中国在英国坚船利炮的轰击下敞开了大门，在客观上也为第二次现代化浪潮的冲击打开了闸门。所以，第二次现代化浪潮同样为我国提供了现代化的发展机遇。
2.外部刺激或外力推动是后发展国家启动现代化的共同特点
现代化是一个全球性的历史进程，按照起始时间的先后，可以将世界上的民族国家分为“早发”和“后发”两种类型。从世界历史来看，先发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由其内部因素促成而自然发生的，典型代表就是英国、法国、美国。而对所有的后发展国家来说，现代化的启动都是由外部刺激引发的或由外部力量直接促成的，这也是现代社会发展不同于前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我国已故著名学者罗荣渠先生认为，在19世纪下半叶，被卷入世界现代化浪潮或受到浪潮冲击的国家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属于西方基督教文明圈的国家，如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俄国等；一类是非西方文明圈的国家如土耳其、中国和日本等。前一类大体上是同质文明之间的新旧因素的转换；而后一类则是异质文明的引进与传播，因而表现出异常尖锐的政治斗争和文化冲突。另一个不同点是，前一类国家在现代资本主义编织的国际经济体系网络中大多处于中心的外沿，而后一类国家则大多处于边缘和半边缘地位。所以，“外国的侵略与挑战以及在对外战争中的失败常常成为引发大变革的动因或催化剂。这在历史上数见不鲜。例如，普鲁士和奥地利遭到拿破仑战争的蹂躏，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土耳其在俄土战争中失败，日本被美国炮舰轰开锁国的大门，都成为改革运动的外部推力”。
外力对中国的挑战并不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而是可以追溯到18世纪。1792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不仅带来了一些体现英国科学技术水平的礼品，如天象仪、天球仪、反射望远镜、太阳系仪、天文钟、大型战舰模型等，还带来了一些天文学家、画师和精于新式火器的卫士。当然，使团的使命并不是来中国传递这些域外的最新信息，促使中国推行工业革命的，更不是来向中国“朝贡”的，而是希望与大清国建立外交关系，以便为日益发展的英国资本主义寻求新的市场。由于英国使团与大清帝国的意愿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马嘎尔尼无可奈何地离开了中国，似乎成了这场东西方对话的可怜失败者。然而，表面上看是简单的“礼仪之争”，实际上则是大英帝国向清政府王朝提出挑战的最初信号。遗憾的是，这种挑战并没有被中国的统治阶级感受到，他们把这位“英吉利贡使”拒绝行跪拜礼的行为理解为远方夷狄不开化的表现。
如果说马嘎尔尼使团其温和的行为不足以引起刺激的话，那么1840年鸦片战争的刺激是显而易见的。鸦片战争是中西军事文明在近代的首次正面撞击和全面较量。当时，清朝常备军包括绿营与八旗兵有80万人，而当时英国全国军队不过20万人，侵华远征军最多时仅2万人。战争的结局却是清朝政府被迫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协定关税，一个主权完整、独立的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国家。著名清史专家孟森曾对此做过如下评述：“至鸦片一案，则为清运告终之萌芽。盖是役也，为中国科学落后之试验，为中国无世界知识之试验，为满洲勳贵无一成材之试验。二百年控制汉族之威风，扫地以尽，与清一代兴亡之关匪细也。”显然，中国打不破的自足发展体系终于被打破，天朝神圣不可侵犯的王权终于被侵犯，结局只能是“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从未到过中国的马克思还以其富有历史智慧的眼光进一步描述道：“（资本主义）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了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铺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这意味着从西方发端的现代化进程向一个“农业的、儒学的、停滞的并且深陷于日益衰败的王朝循环泥淖之中的社会”发起了全面挑战。积极回应这一挑战成为中华民族走向涅槃式新生的契机。
3.一些具有潜在“现代性”的因素为适应现代化潮流提供了条件
当现代化的浪潮在欧美大地汹涌澎湃并向东方潜流之时，缓慢发展的中国传统社会的肌体也开始滋长出一些新的因素，成为能适应世界现代化潮流的结合点。
当资本主义萌芽在西欧出现后，16世纪中叶的中国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丝织业扩散到棉纺织业、陶瓷业、造纸业、冶铁业、铜矿业以及制茶、制烟、制糖等农产品加工业。由于中国的手工业和农业都具有非常鲜明的地区特色，如丝织业集中在江浙地区，棉纺织业集中在江苏松江地区，陶瓷业集中在江西景德镇，制糖业集中在广东和台湾，制烟业集中在江西、湖南及山东的部分地区，制茶业则集中在福建、云南。
于是，这种具有地区专业分工倾向的手工业和农业，引起了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从而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商业资本及商业资本集团。商业资本和商人的活动一方面直接刺激了手工业以及商品性农业的增长，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走向市场；另一方面又为民族资本和民族企业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尽管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的王朝统治者闭眼不看世界，自绝于世界发展大潮之外，但从15世纪以来特别是在19世纪中叶，中国已不知不觉地被卷入了世界市场。首先，表现在中西贸易方面。早在18世纪30年代，中国已开始向西方出口棉织品，到鸦片战争前，大约达到平均每年出口34600匹的水平。世界市场对茶、丝、棉、蔗糖等的需求大大刺激了中国几种主要经济作物的种植与手工业制品的发展，输出急剧增长。但世界经济的波动与消长也开始对中国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棉纺织业中。在鸦片战争后几十年中，中国出口贸易虽然只占农业生产总值的1％，但在国内长距离贸易中已占1/4。总之，在接触了近代世界经济后，中国的传统小农经济出现了一定的商品化过程，开始被纳入一个受到远离中国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影响的系统。其次，表现在与贸易相联系的中国的白银政策上。
以白银作为货币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随着新航路的开辟，美洲的白银通过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新贸易渠道源源不断流入中国，到18世纪下半叶达到顶峰，估计占中国所使用白银的60％～70％，约有一亿银元。进入19世纪以后，由于鸦片的不断输入，在中西贸易上，中国由出超转为入超，白银又开始大量外流，造成国内银贵钱贱现象的出现。这样，自以为与世无涉的中国货币开始遭受世界市场无形的支配。
此外，在思想意识方面，16世纪初，随着明朝的由盛转衰，一些以国家和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开始直面现实，对社会政治进行反思与批判，使“经世致用”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起来。“经世致用”思想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否定君主****，要求实行政治、社会改革，特别是主张“人性解放”和“工商皆本”；另一方面是对科学技术的探索，既包括对中国古典科学的总结，也包括对从欧洲传入“西学”的吸收和改造，并积极地应用于生产活动。虽然直到清代，宋明理学仍然是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经世致用”思想并未成为思想意识形态的“主旋律”。但是，因为“经世致用”思想本身是直面现实的产物，那么随着社会变迁的加剧，“经世致用”思想必定会成为变革社会、发展社会的思想基础。
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震撼了受“经世致用”思想浸润的文化精英的敏感心灵。林则徐开始“睁眼看世界”，“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迈出了中国现代思想启蒙的第一步。继林则徐之后，魏源将中国思想界主动走向世界的大幕拉得更开。面对鸦片战争所显示的中西之间的巨大差距，魏源深刻体会到任何阔言高论都不足以应付眼前的新形势，任何圣贤经传、微言大义、考据训诂都不是坚船利炮的对手，必须将视野扩及广阔的外部世界。鸦片战争后，魏源在林则徐主持的《华事夷言》的基础上，整理成百卷本的《海国图志》，提出了著名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它打破了天朝上国无所不有、“不必仰求于人”的虚假神话，空前地突出了学习西方这一时代性课题，并为中国回应现代化潮流的挑战指明了路径、方向。此外，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姚莹的《康?e40a纪行》无不体现了中国人面向世界的思想。所有这些表明，中国思想界的文化精英们，已经在文化心理的震动中开始为中国现代化的启动作思想准备，同时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文化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