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资产阶级的奋斗：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
19世纪70年代，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在风雨飘摇中破土而出，随之，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一个新兴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甲午战争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其发展的第一次历史机遇，在各种条件下获得了初步发展。在1895-1913年间，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厂矿共设立549个，其中商办的463个，比民族资本主义产生时期增加了7.7倍；资本总额增长了18.3倍；商办厂矿资本总额在厂矿资本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产生时期的22％上升到75％。在这期间的1895-1898年和1905-1908年，还出现了两次设厂运动的高潮。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也初步成长，这样，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探索国家出路的新的社会力量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
1895年当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正在北京应考的全国举人1200多人联合起来，由康有为起草了一份长达18000多字的上书。“公车上书”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它流传很广，把资产阶级的维新思想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开来，揭开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光绪皇帝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戊戌变法开始。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将光绪软禁在中南海的瀛台，并下令逮捕维新派人士，重掌朝政。康有为、梁启超亡命国外，谭嗣同等六人被杀于北京菜市口，维新派人物被逮捕、被革职的大小官吏有200多人，106天的戊戌变法运动彻底失败。
戊戌变法运动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试图挽救民族危机，发展资本主义的第一次尝试。戊戌变法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促进了中国近代的思想解放，使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得到传播，促进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觉悟的提高。而它的失败，又说明了资产阶级通过改良的方式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望，因此，在戊戌变法之后，越来越多的志士走上了资产阶级革命道路。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从孙中山开始的。1894年，孙中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这是他革命生涯的开始。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在1911年达到高潮。是年10月10日晚，革命党人领导的武昌起义爆发，至12日革命军控制了武汉三镇。1911年是旧历辛亥年，所以武昌起义又称为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浪潮催生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权，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和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然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呕心沥血、奋斗不止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历史上仅仅是昙花一现。最后，权落袁世凯之手，“中华民国”只剩下一块空招牌，落得个“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的结局。从康有为到孙中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挽救民族危机、尝试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奋斗，最终也以失败结局。
近代资本主义道路的追求失败了。但这80年探索的历史作为一种历史材料，又作为一种思想材料，推动着人们进行新的思考和新的选择。
二、中国古代理想社会观和近代空想社会主义思潮
1.中国古代的理想社会观
欧洲到18世纪中叶开始出现“socialism”一词，1878年日本人福地源一郎首先用汉字“社会主义”翻译“socialism”。中国人使用“社会主义”一词就是早期留日学者从日文转译过来的。
“社会主义”一词虽是外来的，但被剥削、受压迫阶级要求废除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实现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人人平等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就已产生了。
这种理想的社会，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大同”或者“太平”。最早系统论述“大同”社会理想的古代文献是《礼记·礼运》，书中这样写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礼运》为人们描绘了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这个社会是建立在财产公有、“天下为公”基础之上的，在这个社会里，由社会全体成员选举有德有才的人为大家办事，凡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应当劳动，人们根据社会需要和自己的实际条件进行合理的分工，人们以“信”、“睦”处理相互间的关系，大家过着没有战争、安宁太平的生活。《礼运》设计的“大同”社会，表达了古代中国人民要求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和剥削、人人平等社会的理想。
在《礼记·礼运》之后，人们继续构思着理想社会的蓝图。东晋诗人陶渊明在《桃花源记》及附诗中，描述了他的理想社会——“桃花源”：“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陶渊明的“世外桃源”与世隔绝，人们“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现实社会的一切都与它无关，这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国家制度、没有贫富贵贱之分，大家都过着丰衣足食的太平生活。陶渊明的“世外桃源”，体现了人民对现实社会的否定、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因而对后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在其后出现了不少与“世外桃源”旨趣相同的理想社会的描述。比如，北宋诗人王禹偁在其《录海人书》中，为人们描绘了一个“非人世之所能及”的“洲岛”：在一个“居人百余家”的海岛上，生活着徐福出海求仙所带的童男童女的后人。那里的居民，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且不闻五岭之戍，长城之役，阿房之劳也；虽太半之赋，三夷之刑，其若我何？”可见，这个“洲岛”之国，同样是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也没有战争、徭役、赋税和刑罚的理想社会。清朝小说家李汝珍著有《镜花缘》一书，书中描写了一个理想社会“君子国”。“君子国”的人们以“惟善为宝”作人生信条，“士庶人等，无论富贵贫贱，举止言谈，莫不恭而有礼，也不愧‘君子’二字”。“君子国”的国主颁布“严谕”：“臣民如将珠宝进献，除将本物烧毁，并问典刑。”国家的两位宰辅博学多才、简从便服、谦恭和蔼，“脱尽仕途习气”。在这个国度里，虽也有商品和货币交换，但都“好让不争”，卖者力争付上等货物，受低等价钱，而买者力争要次等货物，付高等价钱。真是个“礼仪之邦”！
陶渊明的“世外桃源”、王禹偁的“洲岛”和李汝珍的“君子国”，反映了上层知识分子的“大同”理想。除此之外，在古代中国下层农民中也长期流行过“太平”世界的社会理想。相传东汉末年方士于吉撰写了《太平经》一书，提出“太平”世界的社会理想。《太平经》说：“太者，大也，乃言其积大如天，凡事大也，无复大于天者也。平者，乃言其治太平均，凡事悉治，无复私奸也；平者，比若地居下，主执平也，地之执平。”可见，“太平”就是“大平均”，就是天下大治、人人平等。《太平经》提出的“万年太平”的理想，集中反映了当时广大农民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太平”世界的向往，因此它成为东汉末年农民起义的思想武器。黄巾军起义领袖张角依据《太平经》的思想，创立了太平道，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以实现“黄天泰平”。另一位农民起义军领袖张鲁也深受《太平经》的影响。张鲁在汉中建立了一个历经30年之久的农民武装割据政权。他按《太平经》的原则治理这个“太平”世界，“不设长吏，皆以祭酒为治”，“诸祭酒皆作义舍……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
农民追求平等社会的思想，几乎在历次农民起义中都能得到体现。比如，唐末农民起义军领袖王仙芝曾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宋朝农民起义军领袖钟相则明确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明末农民起义军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把斗争的目标直接指向了地主土地所有制。成书于元末明初的小说《水浒传》，则以文学的形式表达了农民要求铲除剥削和压迫，实现自由和平等的社会理想，在中国广大农民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书第71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写到梁山泊的好处时，说：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
古代知识分子对“大同”社会的设计，反映了他们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但他们无意抗争，并且对实现自己理想也不抱任何希望，《镜花缘》第48回的一副对联就反映了他们这种心情：“桃花流水杳然去，朗月清风到处游。”对于他们而言，理想中的“世外桃源”只不过是“镜花水月”。而历次农民起义则说明，农民已然认识到要实现“太平”世界，只能依靠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团结和斗争，《水浒传》第71回有所谓“仗义疏财归水泊，报仇雪恨上梁山”。然而，农民的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无法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在没有接受科学的革命理论之前，他们的社会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中国古代的“大同”、“太平”思想，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西方近代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后，许多赞同社会主义的思想家，同样把自己向往的美好社会称之为“大同世界”。
2.洪秀全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洪秀全7岁时入私塾，熟读四书五经，18岁起在本村和邻村当蒙馆的塾师。1836年洪秀全到广州应考时，偶然得到一部传播基督教的小书《劝世良言》。第二年他又到广州应考，仍然失败，回家后大病了一场。据说，洪秀全在病中感到自己被天使接到了天堂，一个老人向他指出妖魔迷惑世人的情形，并给予他宝剑，要他把闯入上天的妖魔赶到地狱。到了1843年，他又重读了《劝世良言》，感到书中所述与他1837年“升天”时所见的情形非常相符。
原来他在天上遇到的就是上帝和上帝的儿子耶稣，而他自己就是上帝的次子，他是奉上帝之命赴人间执行斩邪留正的使命的。就在这一年，他与同乡冯云山创建了拜上帝会。
为了鼓动民众入会，1845-1846年，洪秀全写成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在这些作品中，洪秀全结合基督教的教义和儒家经典，阐发了历代农民的平等思想。在《原道醒世训》中，他为苦难中的农民展示了一个美好社会的图景：“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天之道也。于今夜退而日升矣……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
在《原道救世歌》等作品中，洪秀全并没有对他提出的理想社会进行全面论述。对未来理想社会蓝图进行全面规划的，是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把历史上农民起义提出的太平思想和古代大同思想结合在一起，在基督教平等思想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公有均产的理想社会，这就是：“务使天下共享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也。”
《天朝田亩制度》的核心是土地制度，提出了土地归“天下人”共有、“天下人田，天下人同耕”的主张，否定了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天朝田亩制度》还提出了一个体现平均主义原则的分田方法，其基本要求就是，“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这是中国农民起义史上第一次提出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代表了中国农民阶级在勾画理想社会蓝图方面所达到的最高水平。
在社会生产方面，《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由社会基层单位“两”来组织管理生产，各农户以粮食生产为主，还兼种桑养蚕，农闲时搞手工业，还规定每家可以养五只母鸡、两头母猪。显然，太平天国的社会生产，是千百年来小农经济经营方式的移植，是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在分配制度上，《天朝田亩制度》规定“通天下皆一式”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留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农民生活中的特殊需要，如婚丧嫁娶，以及鳏寡孤独疾者的生活费用等，都由国库供给。可以看出，太平天国企图对一切社会产品按平均主义原则进行分配，从而达到“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的理想境界。
《天朝田亩制度》旨在打破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生产关系，建立一个土地公有、计口授田、平均分配、人人平等的新社会，因而具有反封建的意义；而它所设计的新社会无疑又超出了仍存在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应当看到，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并未接触到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天朝田亩制度》的主张，只不过是中国古代大同、太平思想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发展。因而它所提出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也”的社会理想，实际上是农业社会主义、农民平均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