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是近代中国一位最难以令后人有统一认识的人物之一。在他生前和死后，人们始终对他褒贬不一。有人给他戴上“东方俾斯麦”、“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桂冠；有的则斥之曰“李二先生是汉奸”、“乱世之奸雄”、“卖国老手”；近年来，又有人说，李鸿章乃是“中国现代化最早的设计师”。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其实，这种褒贬不一的状况，正反映了李鸿章作为特殊的复杂时代下的复杂人物这一历史特点。
一、李鸿章出现在一个大变动的复杂时代
1.近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
晚清中国是几千年封建社会发展的末世，是“四海变秋气”的封建衰世，也是自鸦片战争以后发生“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变动时代。这是近代中国两个最基本的时代特点。
长期发展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以农为本的自给自足的****社会。
弥漫此种社会之中的有两种典型的文化观念：一是把文明由内向外辐射传播视为文化扩展唯一形式的观念；二是视文化有高低、轻重、内外、优劣有别的文化自我中心主义观念。
这种“夷夏之辨”和“光被四表”的文化自我中心主义，严重束缚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它使中国人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文化优越感和封闭意识。当年，明末来华传教的利玛窦看到中国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和自我中心意识时就说：“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做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
这种“一道同风”、“万方来仪”的“贡”“服”关系，到清朝时期已发展到极致。可以说，处于封建社会衰世的清政府，已经丧失了吸取先进事物及推进社会进步的愿望，对外部世界日新月异的发展可谓茫然无知。早在1716年（康熙55年）清政府就禁止商船到西方殖民者统治下的南洋贸易；1757年（乾隆33年）清政府再次下令封闭江、浙、闽三关，只留粤海广州一处通商；此外还颁布了许多章程，对外国人的商务活动、居住期限、居住场所、行动范围等都作了苛细的规定。到晚清时期的中国，就像一个离群索居、特立独行的巨人，孤踞于世界的东方，几乎不与外界发生往来。
而在内部，清政府统治则极其腐朽黑暗。对此，龚自珍曾作了深刻的揭露。他将清朝社会形象地比喻为“日有三时，一曰早时，二曰午时，三曰昏时”；而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封建社会，已处于“昏时”也即“衰世”阶段，犹如“日之将夕，悲风骤至”，“将萎之华，惨于槁木”，笼罩“衰世”的，是一片凄凄惨惨的肃杀景象。他说，根株朽烂的清代社会，朝廷昏庸、吏治腐败、士风卑下、民生凋敝，陷入极大的危机。“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夺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向年岁？”官府惶惶不可终日，用“加赋”、“加盐价”、“国赋三升民一斗”的敲骨吸髓办法，向老百姓大肆搜刮，“割臀以肥脑，自啖自肉”。其结果，“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六五”，或“取诛谬，或冻馁以死”。广大农民忍无可忍，铁骑刀枪，奋起反抗。
1840年，起初只有3500个英国鬼子，后来最多时增加到15000人，带着坚船利炮和鸦片，向封闭的“天朝之国”发起了猛烈攻击，进而将堂堂大清帝国的绿营军和八旗军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鸦片战争将中国带进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沼泽地。可以说，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给中国带来了数千年未有之耻辱和失败，由此又在“四海变秋气”的封建末世，引起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就是近代中国伊始时的社会状况。
2.李鸿章生长在这一复杂的变动时代
李鸿章（1823-1901）出生于清道光三年正月初五，即公历1823年2月15日。其父李文安是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一位遵循儒家道德和治略的官僚士大夫，也“少喜作赋”，“性耽章句”。他遵循封建法则，做到“内行尤笃，事亲至孝”，他在刑部任职18年，审理案件可谓认真负责。其母李氏，系合肥李洪谟之女，“秉性淑慎，教子义方”，堪称封建式的贤妻良母。她生有6男2女，“尺布寸缕，拮据经营”，但她克服经济上的种种困难，让诸子“发愤读书”，沿着“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走下去。
李鸿章踏上人生旅途之日，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末世之时，同时，他又出生在这样一种典型的封建家庭。社会环境的熏陶，家庭出身的影响，使少年李鸿章必然将自己的前途寄托于科举功名，期望有朝一日通过科举的门径登上仕途，挤进统治阶级的行列。在严父兼良师李文安的督导下，加上天资聪颖，1840年，李鸿章就考中秀才，乡试时被滋园学使拔取第一；1844年应顺天恩科乡试，“三场文墨，差堪自满”，结果中试第48名举人；1847年，参加会试，再次脱颖而出，列为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1850年庶吉士散馆，李鸿章又以优异成绩改授翰林院编修。从此达到“少年科第”的顶峰、仕途“一路扶摇”的起点。此时的李鸿章才27岁。
当上令人仰望的翰林院编修后，李鸿章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他希望通过自己特殊的地位，接近皇帝，攀附权贵。然而，好景不长，1851年，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起义突如其来，声势浩大。这场狂飙而起的社会振荡，一时改变了李鸿章的命运，使他不得不以儒生而起军旅。
为了扼制这场全国范围的反清狂飙，保住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刚刚戴上皇冠的咸丰帝开始在南北众多省份任命一批在籍官僚为督办团练大臣。李鸿章也就在这一背景下，遵照清廷意旨，离别翰苑，回乡督办团练。而此时的安徽可谓镇压农民运动的最前线。然李鸿章虽然血气方刚，有意大显身手，但一因安徽反清形势高涨，二因历任安徽巡抚和统兵将帅多为庸庸者流，使李鸿章得不到有力扶持和启迪，“茫无指归”，并饱尝了封建官场中互相倾轧之苦。再加上李鸿章儒生从戎，对军事一窍不通，又赤手空拳，无权、无兵、无饷，因而，历时五年有余，战场受挫，仕途维艰，“昨梦封侯今已非”，展望前途，忧心忡忡。
李鸿章的命运再度好转是在1859年。这一年，李鸿章从一个潦倒失意客一跃而成湘军首脑曾国藩的幕宾，从此他宦海翻新。李鸿章入幕不及一旬，曾国藩就决定请他主持编练皖北马队，附于湘军。还曾协助曾国藩度过北上“勤王”的难关，在军事上也磨砺日成。因而，当1861年太平军采取西线防御、东线进攻方略，长江下游战局急剧逆转时，曾国藩力排众议，决定派李鸿章领兵援沪。这为追逐“驷马高车”的李鸿章创立淮军，从而掌握兵权、控制饷源重地上海、登上江苏巡抚宝座开辟了道路。
李鸿章东进后，秉承曾国藩意旨，开始创立淮勇新军，“以济湘军之穷”。
李鸿章坐镇安庆，征召较为强悍的庐州旧有团练，组建淮军，因得曾国藩支持而较为顺利，仅仅几个月，即成军13营。由于他手握重兵，又有曾国藩举荐，1862年4月25日，李鸿章抵达上海17天，即奉命署理江苏巡抚，仅仅过了7个月，又由署理而实授江苏巡抚。“从此隆隆直上”，几与恩师曾国藩“双峰对峙”。几个月后，清廷又令李鸿章署理通商大臣。这样，李鸿章就成为手握重兵、身兼巡抚和通商大臣要职的江苏实权人物。而此时，李鸿章年仅40岁。此后，李鸿章凭借手中的军政大权，横征暴敛，既基本上解决了淮军的饷需问题，不断壮大了军队，又以大批金钱和物资支援了湘军在西线进行的战争，同时又在与洋人“会剿”太平军中立下“赫赫战功”，其地位自然非同一般。1864年，在镇压太平天国后，李鸿章被封为一等肃毅伯；1865年任两江总督；1870年又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长期掌管清廷外交、军事大权，成为清朝统治集团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二、“千古未有之变局”下，一个探索者李鸿章
1.李鸿章的应变思路
李鸿章的探索是自当上淮军首领和通商大臣后开始的。面对内忧外患的加剧、面对先进与落后的逆转，应该说，李鸿章比较早地开始了寻求应变策略的实践，由此展现了自“讲求洋器”到谋求“制器之器”，再到培养“制器之人”的清晰思路。
第一，“讲求洋器”。
李鸿章在安庆时开始接触洋人及其坚船利炮之后，就开始萌发“师夷长技”以求“自强”的念头。1862年3月底，他率淮军东下前夕，曾致信李桓说：
“昨见洋酋，亦颇恭顺，恐有万变，图在后与之为无町畦，而求自强之术耳。”
到了上海后，在与洋人更为频繁接触中，看到在热武器方面中国远逊于西方的现实，并断言这正是中国军队和国家衰弱的决定性因素，国中唯有移植西方的武器装备和机器，才能“自强”。所以，“要师其所能，夺其所恃”、“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这就成了李鸿章从事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尽管李鸿章谋求“自强”的目的首先是为平“内寇”，其次才是对付“西人”；也尽管李鸿章的这一思想和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没什么两样，但这却是李鸿章谋求整体变革的重要开端，并且很快开始了实践。
李鸿章“讲求洋器”的实践，从购买枪炮开始，渐趋把购买西方枪炮和自己制造、聘请外国军官训练军旅结合起来。他不惜重资购买洋枪洋炮，辅之以设局仿制。从1863年起，李鸿章就聘请精巧匠人，先后创设“炸弹三局”。
第二，谋求“制器之器”。
李鸿章的求变思路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并深化的。他在引进洋器过程中，越来越感到“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于中国”，仅仅靠引进难以最终解决问题。为此，李鸿章提出必须引进“制器之器”，自己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仿造外国洋枪炮。他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制器之器。”李鸿章的求变思路由此进一步深化。
在“因循积弱，已非一日”的中国，要真正“学习外国利器”，甚至破天荒地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决非易事。其最大的阻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列强对先进武器“禁不出售，价值过昂”，更对中国仿造船炮“疑忌讥嘲”；二是国内顽固守旧势力承袭着“神明华胄”的荣光，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站在封建主义立场上，攻击李鸿章等“舍己从人，变乱成法”、“用夷变夏”，罪不可饶。为此，李鸿章从两方面努力以实现自己的主张。一方面抨击顽固守旧势力，论证“皇然变计”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千方百计争取其他开明官僚和朝廷的支持。他曾多次致函以奕訢为首的总理衙门，交织着忧虑和期望地说，“洋人以船炮为性命”，但中国却“素不讲求，一旦改弦更张，智者虑其难成，愚者诧为多事”。然而外国列强已“辏集海口”、“深入长江”，它的“藐视中国，非可以口舌争，稍有衅端，动辄挟制，中国一无足恃，未可轻言抵御，则须以求洋法习洋器为自主张本，或俟经费稍裕，酌择试办，祈王爷大人加意焉”。他还多次致函陈廷经，阐明中国“及早自强，变易兵割，讲求军实”的紧迫性，寻求这位以通洋务、敢直言而名重京师的四行道监察御史的支持。
经过艰辛的努力，李鸿章关于“求洋法习洋器为自主张本”的主张，终于获得清廷赞许。于是，他便精心筹划建立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军事工业——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沪、宁二局于1865年同年建立，成为中国近代企业的开端。
第三，培养“制器之人”。
在引进“制器之器”，建立近代军事工业之后，李鸿章又进一步认识到自己培养“制器之人”的重要。如果说引进“西器”和“制器之器”是李鸿章应变战略的重要开端的话，那么，培养“制器之人”则是他应变战略自然发展和深化的新阶段。
随着“制器之器”的引进，洋务事业亦不断增多和发展，人才需求日多，只靠聘用洋员根本无法满足需求。李鸿章不止一次地感叹，“用人最为急务，储才尤为远图”，“铁甲船非难购，难在驾驶之不得其人与法”。他深感大批雇佣洋人并非上策，必须要有自己的人才。
然而，旧式的八股科举取士制度无法培养造就新型人才。李鸿章说：
“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所用非所学，人才何由而出？”因而，他一方面广泛收集民间“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并倡议设立专门招用洋务人才的洋学局，“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数门……如有志趣思议于各种略通一二者选收入局，延西人之博学而精者为之师友……俾得研究精明，再试以事，或分派船厂炮局，或补防营员弁”。同时创办新式学堂。另一方面则大声疾呼，改革科举制度。他请求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使天下有志之士无不明洋务”。为培养新型人才，李鸿章先后在上海创办了学习外语的广方言馆，在天津创办了培养海陆空专门人才的北洋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等。他还选派了一批中国学生出国留学，使之成为高级专门人才。
以上应变方略表明，李鸿章是追随时代潮流前进的少数官僚士大夫中的佼佼者，他的思想和行动深深地影响着当时的知识分子。甲午战争前后，孙中山、章太炎都先后上书过李鸿章，把变革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可见，他是中国现代化迈出第一步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