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世纪70年代前期海防议起，李鸿章就在洋务官僚中最早提出了变通科举之制的问题。他恳请“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以支撑“天下危局”。他一面认为“科目即不能骤变，时文即不能遽变，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理应弃之；一面建议对“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后来，他更从指斥小楷试帖进而抨击科举制度。1878年2月他在致郭嵩焘的信中，断言晚清“人才风气之固结不解”，已经达到“积重难返”的地步，而究其根源即在于朝廷上下无不崇尚“科目、时文、小楷”的恶果。他把批判的锋芒首次指向“时文”、“小楷”赖以生存的“科目”，揭示了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弊端和朝廷倡导、士子迷恋“科目、时文、小楷”的危害。这一见解明显超越于同时代洋务官僚头面人物的认识水平。
在抨击科举制度的同时，李鸿章竭力推崇西方的教育制度。他认为西方“学堂造就人才之道，条理精严，迥非中土所及”。他看到西方“兵船将弁，必由水师学堂，陆营将弁，必由武备书院造就而出，故韬略皆所素裕，性习使然”。他断言“我非尽敌之长，不能致敌之命，故居今日而言武备，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若仅凭血气之勇，粗疏之才，以与强敌从事，终恐难操胜算”。他基于培养新式军官、建设北洋海陆军的需要，分别于1880、1885年奏准效法西方，建立天津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前者开设中学、西学、文事、武事等课；后者开设天文、地舆、格致、测绘、算化、炮台营垒新法等；并操习马队、步队及行军布阵分合攻守诸式。此外，李鸿章还效法西方相继设立了威海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西医学堂等。当时李鸿章建立的各类学堂，与其他省份创办的学堂比较，不仅在数量上和类别方面占有优势，而且其中还具有开创和示范意义。
由于李鸿章等倡议变革科举及新式学堂的开办，必然要突破科举的体制。1887年，清廷决定对“求才之格”“量为推广”，李鸿章随即上疏，为学堂人员力争“由科甲进身”。同年，总理衙门正式会议算学取士及其办法：“俟乡试之年，按州咨取赴总理衙门，试以格物测算及机器制造、水陆军法、船炮水雷，或公法条约，各国史事诸题，择其明通者录送顺天乡试，不分满、合、贝、皿等字号，如人数在20名以上，统于卷面加印‘算学’字样，与通场士子一同试以诗、文、策、问。”从此，科举制度的改革被打开了一个重要缺口。
3.探索者李鸿章的历史地位
作为最早探索洋务事业又是洋务运动主要领导者的李鸿章，对中国近代化事业是有重要贡献的，他应是晚清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
首先，通过先进科技的引进并建立近代工业企业，逐步促使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冲击着旧的封建体制和社会结构。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李鸿章最早倡导运用近代科技，建立了一批最早的军用和民用企业，这些近代企业一方面在科技引进的同时，也输入了一些资本主义因素。虽然其目的不在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但很多企业接纳了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的投资，也产生了不少外国资本家和本国民族资本家所兴办的各种工厂。据统计到1885年，仅民族资本所开办企业就达百余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在中国诞生。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封建传统社会结构的部分异化，同时也使中国社会涌动着一种新兴力量，这实际上为中国封建统治者自身准备了掘墓人。而其始作俑者正是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目的而进行变革的李鸿章。另一方面，李鸿章在“道器兼备”、“中体西用”观念指导下开办的近代企业，大多采取而且只能采取官办或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形式，这确实是无异于移近代生产技术之花，接封建体制之木。由于旧体制的阻碍，这些企业都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但是这些近代生产技术之花既然已经开放，必然又会冲击旧体制，并且在事实上也很快推动了要求体制改革的呼声。这其中，我们同样不能磨灭最早移进近代技术之花的李鸿章的作用。
其次，李鸿章倡导学习西学，开展新式教育，兴学育才，并且直接要求变通科举制，对冲击旧的封建八股科举制，作出了重要贡献。
科举制度作为封建中国取士的唯一形式，其性质远非教育体制所能涵括，它是中国封建官僚体制的一部分。它以八股取士、要求中国士人诵读四书五经，进行封建蒙昧主义教育，因而它又是封建伦理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因此，对八股科举制的冲击和变革，必然动摇整个封建社会的伦理思想体系，也将动摇封建官僚体制，以致最终动摇封建统治，其意义是极其重大的。而李鸿章早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创学和西式教育的实践中，最早意识到科举制的束缚，并在同治年间就开始倡导“特设一科取士”，直至1888年正式在顺天乡试中加设算学，于1905年最后取消科举制。这其中，李鸿章的首倡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再次，李鸿章不仅是晚清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而且又是冲破中国旧观念的开路先锋。这主要体现在对旧的“夷夏之辨”观、“奇技淫巧”观的冲击上。
儒家文化强调“夷夏之辨”。孔子人伦秩序观认为，只有使天下事物各就各位，才可以维持人间秩序的和谐，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必须把自己和对方关系按上下、尊卑、亲疏、远近、长幼之序弄个清楚，摆正自己的位置，才能确定自己的地位和义务，才能“做人”。经过这种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人被认为是有教养的人，而没有经过这一文化熏陶的人则被叫做“蛮夷”。儒家文化极其强调这种族类划分，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夷夏之防”的观念严重束缚着中国人的思想，也成为晚清闭关自守、拒绝外来文化的思想根源。早在鸦片战争的夷夏较量中，这一观念虽已受一定程度的冲击和怀疑，但由于传统观念异常强大，“师夷”主张在此后20年中，一直未能付诸实践，反被清朝廷拒之门外，未能形成气候，一切“事局如故”。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为改变“中国军器远逊外洋”的局面，也为了传统的儒家伦理体系不在西洋枪炮下崩溃，李鸿章等洋务人士提出必须熟夷情、懂洋务，并直言不讳地奏请办洋务、师夷法，聘请“洋匠”、“洋教习”教造枪炮、轮船，任学堂教习、操练水军等，还派留学生出洋，“求洋人擅长之技”。这实际上承认了西洋器物技术的先进和中国的落后，并在实践中开始冲破“夷夏之辨”的旧观念。这为中国人走出文化自我中心主义，进而走向社会的整体变革打下了基础。
中国封建社会的学术文化长期被儒家经典所笼罩，儒家治学、执教，“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很少涉及生产技艺和理论性自然知识的研究和传授。科学技术被称为“形而下”的末艺，是“贱业末技”、“奇技淫巧”和屠龙之术，坏人心智而无益于经邦治国。所谓“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巧弃利，资曲无有”。这种视科技为“奇技淫巧”的思想也是严重束缚中国人的创造的旧观念，它使中国无法自觉地走向近代科技时代。鸦片战争后，中国人虽然对西“技”有一定的认识，但对西学，因“士大夫太无学识”，一般官吏和士大夫仍对其“鄙弃不道”，少数知道者也知之甚少。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由于现实的刺激，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官员开始大胆地“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李鸿章更将西学科技看成是“中国自强之根本”和“目前当务之急”，并大力用于洋务实践。这就在思想上，也在实践上开始突破旧的视科技为“奇技淫巧”的观念，推进了中国科技近代化的到来。
当然，李鸿章寻求变革的目的无疑是要维护封建统治，他所要推行的变革内容没有也不想脱离儒家传统治略轨道，而是企图以儒家治平之道为主，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正如他自己所说：“欲求驭外之术，惟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而于外人所长，亦勿设蕃篱以自缢，斯乃道器兼备，不难合四海为一家。”《易经·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李鸿章借用这两句不可分割的权威性古语，来概括和区别中学和西学，主张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做到“道器兼备”。
实际上也就是后来张之洞等概括的“中体西用”。
对李鸿章这种在封建伦理道德之“体”中谋求一点点富强之“术”的做法，后人所论颇多，其中持否定态度者居多。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否定，或用现代的眼光、现代的标准去衡量和批判，而应做客观的了解、历史的评判。因为，中国近代化是“外发型”的，近代科技文化是伴随西方炮火传进中国的。当中国举步维艰地走入近代时，其社会内部还没有形成一种适宜近代化生长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基础，一切都仍是旧有的封建结构，大多数士大夫乃至进步知识分子的基础人格，仍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的，都必然维护一套原来的价值体系，一旦要学习西方近代科技文化，就必定会与其原有的价值体系相冲突，从根本上说，会与其自身人格相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向西方学习是一件极为痛苦但又非常难能可贵的事。在学习西方、谋求变革时，历史主体往往会竭力以传统文化为依托，寻找传统价值观作保护。
对于这一过程，我们讲它是消极的“自然的反应”也罢，讲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挽歌”也罢，讲它是调和中西，企图回复传统也罢，毕竟这是历史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进步过程。可以说，在当时浑浑噩噩的清朝统治者中，李鸿章能大声疾呼中国不应昏睡于“天朝大国”的迷梦而抱残守缺、不思振作，强调“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这本身就颇为振聋发聩、难能可贵。
三、“四海变秋气”的封建末世，一个卖国者李鸿章
1.李鸿章的“和戎外交”与卖国行径
自列强侵华以来，清朝政府的外交权力重心趋向双元化，逐渐形成了北京总理衙门和天津北洋大臣并存的局面，而坐镇天津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则是清政府的首席外交顾问和主要外交代表，参与外交的决策和执行。李鸿章的言行严重关切着当时中国的外交关系。
李鸿章有着自己明确的外交主张，而且一以贯之，这就是对外“和戎”。
这一主张导源于李鸿章对中外力量对比和列强本性的看法。因为敌强我弱，“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因此，李鸿章不顾民族大义，错误地认为中国无法决胜于疆场，“即暂胜必终败”，故必须“和戎”。他公然妄加非议林则徐、僧格林沁的反侵略斗争，斥之为“逞一时之愤，几堕全局，谋国者可不深长思耶？”而在对列强侵略本性的认识上，李鸿章又一次错误地认为列强志在通商，“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无意从根本上危及清朝统治，故也必须“和戎”，不可轻言战争，而应以“羁縻”之策谋求“中外相安”之局。他歪曲历史，否定中国历史上一切抵御外侮的战争。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久长。
令之各国又岂有异？”而李鸿章所谓的“羁縻”，则是仍摆出天朝大国之态，站在封建式的文化中心主义立场上，用儒家的道德规范即孔子“忠信笃教”四字方针进行“笼络”，幻想以此促使列强改恶从善。在应付列强侵凌时，始终坚守既定的不平等条约，以理折之，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继而不惜在权益上作出种种让步，以期“驯服其性”，实现所谓的“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标。这样，一个活脱脱的卖国者形象就又展现在世人面前。
第一，在中法关系上，胜而求和。
中法关系的症结是越南问题。中国和越南有着悠久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清朝时期，中越关系是一种封建的宗主和藩属的关系。不仅如此，随着帝国主义东侵，中越两国面临着遭受殖民者奴役的命运和反对殖民者的共同任务。但在此历史主题上，作为其中关键性人物之一的李鸿章，却一味地避战求和。
早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就武力胁迫越南阮氏王朝签订《西贡条约》，将南圻变为其殖民地，又签订《越法和平同盟条约》，承认法国在越南中部和北部的“保护权”。但法国并未以此满足，1880年以后又开始筹划以武力夺取北越，并进而直趋中国西南边疆。1882年4月，法军就攻陷河内。其时，虽然清统治层中积极备战的主张占上风，但当时署理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却于11月就与法国驻华大使宝海开始谈判。并敦促清廷“速致滇粤疆吏转饬将领按兵界上，勿得深入，致成不了之局”。李鸿章公然打出妥协让步的旗帜，签订了李、宝协议，在江河中间某地划界，南北分别归法中两国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