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由于中国是被外来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国门的，因此，旧的封建文化和封建顽固势力仍以其强大的惰性和惯性向前发展，一般的民众也仍处于不知不觉中，只有少数知识者觉察到了这种外来的冲击和外界新文明的深刻含义。正如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说的，中国犹如一座“没有窗户的铁屋子”，里面是“昏睡将入死穴的人们”，随着几声震动，只有“一个人”醒了。少数知识者作为最先受到西方思潮冲击洗礼的觉醒者，成了唯一一支引导中国实行变革的力量，因而，他们要承担双重使命，既要启蒙大众，唤醒国民，还要首当其冲，亲自去进行变革实践。面对封建意识弥漫的状况，少数觉醒者在开展变革实践中，必须要向全社会开战，必然要承受社会上保守势力的迫害和旧顽固思想的阻挠，其道路必然崎岖，其命运必然坎坷。而面对“百分之九十九”（梁启超语）的冷漠旁观和昏睡者，变革的先驱者们又会因缺少支持者而感到形单影只。他们在呐喊启蒙中、在变革实践中，会因没人响应而感到身心憔悴，内心孤独和悲哀。
总之，一方面因救亡之急迫而焦虑，另一方面又因现实的冷漠而感到孤独和身心憔悴，这正是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变法过程中的基本心态。康有为早在1888年第一次上书时，就曾因“九门深远，拾不得达”，不仅光绪帝没有看到上书，反而引来“守旧分子的一片嘲笑声”。他几乎心灰意冷，深感“虎豹狰狞守九关，帝国沉沉叫不得”，一度萌生赴国外讲学甚至移民国外的想法。梁启超也因为国民的“无血性”和“旁观”而“深为此惧”，几乎失望。
但是，他们毕竟是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的“脊梁”，他们没有知难而退。康有为经过反复权衡，很快打消了去国外的念头；梁启超也坚定地拿起了他那支颇具感情穿透力的笔杆；严复则艰辛地穿梭在贩运西学的路途。这是他们的可贵和可敬之处。然他们实在是回避不了这种价值追求与现实悖论中的心理冲突，他们的心理困境和矛盾仍会时时刻刻地表现出来。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梁启超不能彻底摆脱的“西学中源”式的考证，严复刻意寻找旧学凭藉等等，都是其中的典型表现。
我们先看看康有为。康有为是提倡并实践“仿洋改制”和变法的先驱、领袖，但他的变法在当时的中国显然不会被守旧知识阶层及政治上的顽固分子所接受。具有“严华夷之辨”文化传统心理的中国士大夫阶层，更无法理解中国何以要向恃强欺侮我中华的西方列强和日本学习。强大封建势力的存在，使康有为变法图强的建议在执行上遇到严重障碍。面对这种现实矛盾和心理困境，怎么办呢？康有为不得不祭起“孔子改制”的大旗，借重孔子，把孔子打扮成改制的圣主，借以在孔子的权威下获得改制的认同，其内心冲突中的煞费苦心可见一斑。同时，他还不得不以重新解释文化传统为手段，以达到变法维新的目标。比如，他说，“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是中国图强的根本。中国之所以应当这样做，固然无需否认有向西方学习的成分在内，但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事实上也是“上师尧舜三代”，“实得吾先圣之经义”，与中国传统精神相一致。根据康有为的解释，“孔子拔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然其恶争夺而重仁让，昭有德，发文明……圣人之意，其犹可推见乎？后儒一孔之见，限于乱世之识，大鹏翔于寥廓，而罗者犹守其薮泽，悲夫！”这就将他心目中向往的君主立宪政体托之于孔子，希求在“至圣先师”的招牌下推行变法改革。这其中当然含义颇多，但有一方面不正是反映了康有为迫于现实的悖论而采取迂回救国的无奈之情吗？
再看梁启超。面对极其冷漠的社会现实以及国人对西学的拒斥，梁启超同样常常要苦心设计自己的思想理论方案，以缓解自身所受到的外界旧思想、旧观念的压力。如他在大力提倡西方文化时，仍忘不了指出中国文化并未枯萎，甚至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在竭力推崇西学之后，还要加上“要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他还多次和其改革同伴及好友言及内心苦衷。1897年春，他在致严复信中谈到：“实则启超生平最恶人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长，皆为我有。”而这恰好是在梁启超写完“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的《古议院考》之后，其内心矛盾可见一斑。同年3月他又和康有为谈及改革之艰难，说：“今日中国之事千条万绪，互相牵络，将欲变甲，必先变乙时，又当先变丙，事事相因，苟欲专办一二事，则如千荆万棘中直是无插足处，且成一事之难也，其中层累曲折，阻力重重，变幻不测，非屡经历其事不能知也。”他甚至直言告诫乃师康有为“著书立言，应持极慎重态度”。次年，他又在给友人信中慨叹：“人情闭塞如昨，至可忧耳。”甚至为“输入欧美之学术”，也还顾及“社会嫉新学如仇”，不敢“公然行事”。梁启超对现实的认识是至为深刻的，冷漠的现实对他的刺激也是极为强烈的。1900年，他在著名的《呵旁观者文》中认为，“吾中国四万万人，皆旁观者也”，其中既有“不知人间有应做之事”的“混沌派”，也有认为“办此事而无益于我”、“亡此国而无损于我”的“为我派”；有“以天下为无可为之事”的“呜呼派”，也有“责人而不责己”的“笑骂派”；有“以我为无可为之人”、“望人而不望己”的“暴弃派”，还有“旁观天时”的“待时派”。因此，与其像今日研究者说梁启超时常处于价值与历史感情的冲突之中，还不如说他处于价值与现实冷漠这一矛盾的悲苦境地。他并非历史感情特别浓厚者，“三千年教宗”在“四彝交侵”中有“坠地之惧”，使他感到向历史求救之无望，唯有学西学。实在是这现实之寒心，使他“不知其如何而可”。传统之如此顽固，现实又如此之冷漠，加上他如此具有“天下大任”、“舍我其谁”的精神与社会责任感，使得他不得不迎合现实，以传统为保护色行其西学之目的，以自身的内心冲突来换取现实的成功。
康梁是这样，严复等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当然，严复和康梁有所不同，他并未直接参加变革实践，因而也就较少地体会到现实的无情和冷酷，表现出更多的对西学的美好向往，而对儒家文化的批判，绝对超过康有为等眼睛向后、托古改制的人。严复对中学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揭露和批判；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宋学义理、汉学考据、旧形式的文字游戏辞章之学）都予以推翻；他翻译《天演论》，试图运用进化论和西方科学方法在中国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化体系，以从根本上取代无实无用的传统文化。应该说，严复因价值追求和现实冷漠而引起的心理冲突较康梁轻，但也并不是没有，他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同样感觉到了现实的阻力。其实早在严复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最严厉批判的时候（如他在翻译介绍《天演论》的时候），就存在着企图调和西方新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的端倪，根本的实际上就是调和价值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他说：“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鉴，远迈古初，其所得以为名理公例者，在在见极，不可复摇。顾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此非傅会扬己之言也。”并断定《周易》中就包含有许多近代科学的东西，如牛顿关于机械力学的三大原理在《周易》中就有所表现。
显然，一方面是中西文化两极冲突极其严峻，另一方面，顽固守旧势力将西学视为洪水猛兽，深深担忧中国传统文化被西方“蛮类”文化所同化和淹没，他们惊呼：“狂澜不挽，将有滔天之忧；毒焰复延，必成燎原之祸。”在这种历史条件和现实困境下，严复自然也没有忘记到传统中去寻找凭藉，承认传统文化中也包含西学尤其是近代科学的因素，以此来缓解这种冲突，以达到宣传西学的目的。
由此可见，无论康梁还是严复在倡导变革中，都曾采取过迂回策略，这反映了他们对现实的无奈和心理的矛盾处境。同时也不能否认，这种新旧学冲突也来自于自身。这些新学知识者也都是从旧学中走过来的，多多少少都带有对旧学和传统的感情，因而，他们也乐于采取迂回策略，这样不仅能缓解价值追求与现实矛盾所引起的心理冲突，同时也将缓解自身思想深处的新旧之争。因此，一旦现实状况过于冷酷，以致超过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之时，他们就容易走向守旧；一旦身心憔悴，就容易走向复古。事实也正是如此，康有为最终走向舍身保皇，梁启超后来也对自己的宣传产生怀疑，严复更是走向了复古。这一切都反映了近代中国的社会状况之冷酷，也反映了中国要真正完成现代转型，还需走很长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