斥责归斥责，调遣归调遣，再有怨气，王升也不敢抗旨不遵。1983年9月，王升在难兄难弟的欢送下，被蒋经国逼到地球的另一端，任职台湾当局驻巴拉圭“大使”期间，仍恶习不改，为所欲为，后于1987年初受到16名巴拉圭华侨联名控告。当年5月，台湾“监察院”决定受理此案，审查王升。
王升倒台后，蒋彦士成为国民党内的实权派人物。
蒋彦士，这位三届“总统”任内走红的人物，出生在浙江杭州一个有名的绸缎商家中。1936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后赴美留学，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农学硕士与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出任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代表团顾问。返国后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杂粮特作组主任。1947年被南京大学聘为教授。1948年出任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行政官。随国民党退台后，出任“农复会秘书长”、“中国农业协会会长”、“国家安全会议科学发展委员会主任”、“行政院秘书长”、“教育部长”等职。
本来，蒋是农经系统的负责人，但由于蒋彦士适逢机缘，见重于层峰，先后担任“行政院秘书长”与“教育部长”等要职。蒋经国当选“总统”后，蒋彦士又出任“总统府秘书长”和“外交部长”等要职，由于蒋彦士观念开明，还具有相当程度的行政领导能力，又有良好的学历，外语熟练，再加之蒋经国想借助蒋彦士靠紧美国，使蒋彦士与学成归台的“洋务派”相结合，成为王升倒台后国民党内的主流派。1979年底，蒋彦士又继张宝树之后出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一职，真可谓权倾一时。
蒋彦士虽受宠于蒋经国，但他对蒋经国精心设计的传子部署始终表示消极。据港台一些人士分析，蒋彦士是国民党开明派代表人物，与美国关系甚深，美国不赞成台湾出现“蒋三世”政权，蒋彦士态度可能反映美国方面的看法，故而不愿替蒋孝武抬轿子。据悉，1984年5—6月，国民党党政人事大改组，蒋孝武有意让他的拜把兄弟张豫生接替梁孝煌出掌组工会，以便控制党的系统，蒋经国表示同意此项意见，并下条子交蒋彦士办理。蒋彦士则以张豫生能力、威望不足，“不能担任辅选重任”为由，力言不可。并联合宋时选、梁孝煌联手抵制蒋孝武在党部系统抢滩。蒋经国只好收回成命，改委宋时选任组工会主任，但对此事极为不快。后来江南事件发生后，蒋经国要蒋彦士运用其影响，去化解美国朝野因江南命案所产生的对台湾的不信任和对蒋孝武的疑虑。然而蒋彦士对蒋经国的暗示毫无反应，不去替蒋家挑担子，故使蒋经国一怒之下将他踢出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当蒋彦士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通知：“你的辞职已被主席接受”时，一阵惊愕，不知所措。自己被辞退还不知其原因，遂匆忙撰拟辞呈。第二天，直到国民党中常会开会前的几分钟，蒋经国接见他和倪文亚时，他才将“辞呈”递上去。
蒋经国撤换蒋彦士，不仅蒋彦士本人没有思想准备，就是其他国民党中常委也不知情，按照国民党组织条例，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要“由本党主席提经中央委员会任命之”。国民党中央全会每年举行一次。蒋经国不惜违反国民党的条例，在中常会通过中央党部秘书长的任免，表明他已急不可待地要踢走阻碍“蒋三世”登基的蒋彦士。
蒋彦士被踢出权力中枢之后，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1988年又被聘为“总统府资政”。李登辉当上第八届“总统”之后，又聘蒋彦士为“总统府秘书长”，再度进入权力中枢。对于蒋、李关系外界传说颇多。有人说早在台湾“农复会”共事时，二人关系甚密。蒋经国“组阁”时，由蒋彦士等人推荐李登辉出任“行政院政务委员”。李登辉“登基”后，为报知遇之恩，加以蒋也的确从政经验丰富，遂再度得宠于新“总统”。还有人说，在1990年“总统”选举战中，国民党高层内部派系争斗激烈，李登辉为摆脱困境，便委托黄少谷、谢东闵、蒋彦士等大佬，奔走各方，从中斡旋协调。因蒋彦士出力甚多，终于帮助李登辉顺利当选。论功行赏，也该蒋彦士走红运。
托孤班底
蒋经国临终前，为使“蒋三世”接班，也不惜采取托孤的方式。从他在1984年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至1986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拔的党政要员看，都是古稀之年的元老与家人，在人事安排上反映不出交班的意向。这种做法，明眼人一看便知蒋在托孤。因为这些元老与家人均没有自己的班底，类似于当年的严家淦。
这些元老主要指俞国华、汪道渊、马树礼。例如马树礼，这位日本明治大学的高材生，早年虽曾从事办报与教学工作，但也有追随蒋经国的经历。抗战爆发后曾人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五期受训，成为蒋经国嫡系三青团干部。随国民党退台之后，这位顾祝同的女婿在台湾岛内素无派系或团体势力，他长期在海外从事文宣工作，当过台湾侨联会秘书长，1962年出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海外侨务组主任，1963年又当选为国民党第九届中央委员。当1972年中日邦交恢复时，马出任亚东关系协会驻日本代表，即台湾驻日“地下大使”。他虽长期脱离台北的党政圈，但同蒋氏的第三代却保持密切的联系，仍兼“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之职。1977年王升提拔蒋孝武为“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是为蒋氏家族插手大陆与海外情报工作之始。马树礼对蒋氏父子的用心非常清楚，故而对蒋孝武曲意逢迎。1980年国民党召开十二大时，马树礼写信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建议应将蒋孝武选人中央委员会。他说，“中国广播公司”、《中央日报》和国民党文工会属同级机构。《中央日报》社长和“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向来都膺任国民党中央委员，蒋孝武自不应例外。蒋经国虽在后来将中委候选名单中蒋孝武的名字划出，但对马树礼产生深刻的印象。
江南事件发生前，蒋孝武为制造不在场证据，应邀访问日本，此事为马树礼一手安排。马事先向日本政界亲台势力透露蒋经国传子之意，日本政界得悉蒋孝武已内定为接班人，作为政治投资，乃破格接待，据传中曾根曾秘密接见蒋孝武。蒋孝武风头主义心理得到极大满足之余，自然也觉得马树礼善体人意。蒋孝武返台后，极力向其父推荐马树礼“堪当大任”。正是在此种情形下，马树礼接掌了蒋彦士留下的遗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
汪道渊是安徽人，生于1913年，后人上海大厦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学习。毕业后曾任陆军军官学校教官。后人中央大学研究院深造，担任中央大学副教授。抗战时期人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受训，结业后返重庆卫戍总部任军法处长。抗战胜利后历任北平警备总部办公室主任、政工处长。1949年底随国民党退台，先后人“革命实践研究院”第10期、“国立军法学院”学习，历任台湾省立行政专科学校教授兼训导主任，中兴大学教授，“考选部”第一、三司司i长，“国防部”军法局长、军法复判局长、“国际部”常务次长，“司法行政部长”，“总统府国策顾问”，“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等职。最后又出掌继俞大维、蒋经国亡后的第三位文人“国防部长”职。
汪道渊一再升迁，除了他本人具有的一定能力之外，很显然，他还具有一些做大官的窍门与秘诀。据了解汪道渊个性的人士分析说，汪有个最大的长处是：上级机关对他的任何安排他都毫不在意，要他干他就干下去，要他下台他也会欣然离开，不会有半点抱怨。蒋经国最欣赏这一点。例如他干“司法行政部长”仅两年半就被调职为“国策顾问”。本来以为这只是一个不顾不问可享清福的差使，谁知刚交下“司法行政部”的担子，就接到蒋经国的电话，要他到“总统府”上班，以备随时垂询。汪道渊在“国策顾问”任期内，是每天到“总统府”上班的三位“国策顾问”之一(另两位是沈之岳与魏景蒙)。
汪道渊的另一特点是深体蒋经国的心意。1983年底，国民党当局同意“国民大会”召开第七次大会而成立了“法律顾问小组”，研究是否修正临时条款问题，汪道渊经蒋经国圈定列为此小组的成员。小组开会时，汪道渊深知蒋经国的心愿，所以在会中力排众议，认为暂不修改临时条款为宜，将多数人士修改临时条款之议搁置下来。此种做法深得蒋经国嘉许。
从以上三人的情况可以看出，蒋经国就是任命那些既无个人班底又对蒋家绝对忠诚的人出掌权柄，以使蒋家香火得以延续。
与此同时，蒋经国还开始启用国民党第三代人，如党政系统的陈履安、宋楚瑜、施启扬、连战、魏镛、孙震、肖万长；“外交”系统的钱复、丁懋时、章孝严；台籍地方系统的高育仁、张建邦、许水德、苏南成、许新枝、郑水枝等人。
国民党第三代人年龄多在40多岁，他们受过大学以上的良好教育，又有较高的从政热情，以大陆籍为主，显赫人物又多出于名门望族，与国民党第一、二代领导人相比，他们的历史包袱较轻，但对台湾、对国民党都有较深的认同感。
例如陈履安，他是陈诚之子，在所有“内阁”成员之中，没有人的家世背景比他更显赫。他不仅有显赫的家世，而且有较高的学历，他获美国纽约大学数学研究所数学硕士与博士学位，是个学者从政型的人物。后被蒋经国启用，出任“教育部技术职工教育司长”、台湾工业技术学院院长、“教育部常务次长”等职。因政绩突出，1979年被蒋经国委以国民党中央组工会主任的要职，后出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1984年又被委以“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
再如宋楚瑜，是当前台湾政坛最具潜力、但也最富争议性的政治人物，他虽没有陈履安那样的显赫家世，但也有较高的学历，他曾以台湾政大外交系第一名赴美深造，获加州柏克莱大学政治学硕士、天主教大学图书管理学硕士、乔治城大学政治系博士学位。1974年由美返台后，出任“行政院”秘书工作，兼任台湾大学、师范大学副教授，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研究员。宋楚瑜后来火箭式窜升，成为第三代国民党中的第一人，其重要原因在于他同蒋经国之间超乎寻常的关系。
宋楚瑜曾由钱复介绍、举荐，出任蒋经国的英文秘书，追随蒋经国多年。因为英文极佳，才思敏捷，表现非凡，深得蒋经国的赏识与信任。据台湾舆论称：他因上可通天而有无比的决策影响力。后来蒋经国外放他当了“新闻局”副局长、局长，再调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文工会主任，接着直升副秘书长。宋在短短的10年问，就爬上了权力的高峰。他任职党政系统，始终与蒋经国保持密切关系，在蒋经国离世前，仍是最亲近、也最常接受咨询的核心人物。
再如连战，他是典型的台籍世家子弟，其父连震东是最早被启用的台籍人士，他从父亲那儿学到不少政坛浮沉的谋略。他能够爬升到“行政院长”、国民党主席的高位，与李登辉的赏识有关，也与他的出身关系紧密。连战也有较高的学历，曾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国际公法与外交学硕士学位、政治学博士学位。由美返台后．．先当学者后从政，曾被台湾大学政治系聘为教授兼系主任、政治研究所所长、代理法学院院长等职。1969年奉派为台湾出席联合国代表团顾问，经常代表台湾出席国际性会议。1970年当选为台湾“十大杰出青年”。1975年出任台湾当局驻萨尔瓦多“大使”。一年后，被调任为国民党中央青年工作会主任。1978年又被蒋经国提拔为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同年8月，接任“行政院”青辅会主任，时年仅42岁。1984年，俞国华“组阁”时，连战初次入“阁”，担任“政务委员”兼掌“交通部”。1987年出任“行政院副院长”。连战是蒋经国培植的台籍“青年才俊”。他从政经历完整，与国民党新生代的关系较好，是台湾政坛的“四大公子”之一。
再如钱复，素有“外交才子”之称，他出身官宦世家，祖父曾任上海特区法院院长，其父是已故的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钱思亮，其兄钱纯是个理财专家，曾任“财政部长”、“行政院秘书长”等职。钱虽生长在书香门第之家，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但早年学习并不突出。他的突出表现是在台湾大学就读期间，曾当选为学生社联会主席。1955年他被“救国团”选为代表，以3个月时间访问中东、西欧和美国等地。钱复与当时也在台大就读、且出身名门的沈君山、连战和陈履安并称为“四大公子”。后钱复赴美留学，主修国际关系与外交史，先后获耶鲁大学国际关系研究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自美学成返台后，先任教职，后到“外交部”工作，因工作表现突出，深受时任“副总统”兼“行政院长”的陈诚所赏识，遂聘钱为他的英文秘书。陈诚病逝后，又任蒋介石的英文秘书达10年之久。这是钱复接触权力中枢的绝佳时机，他的才华不仅得到蒋氏父子两代“总统”的赏识与肯定，也为他政治前途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钱复自己称：
“这10年当中，经常能接触到蒋公，其他许多‘国之大老’，与很多外国的领袖人物，从这些大人物的言谈之中，我因耳濡目染，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得到了很多启发。”
此间他曾当选为台湾“十大杰出青年”。在“外交部”曾任专员、北美司科长、副司长、司长等职。1972年蒋经国“组阁”时，钱被调任“行政院新闻局局长”。1975年再人“外交部”，先后任常务次长、政务次长，1980年兼任“外交部研究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1983年出任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驻美办事处代表。蒋经国病逝后，钱复出任“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主任”，国民党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钱复也是蒋经国刻意栽培的“青年才俊”。
再如施启扬。他的出身与陈履安、连战、钱复不同，与出身海军中将之后的宋楚瑜也不一样，他的父亲仅是个小学教员，家境并不富裕。但施刻苦攻读，曾获得台湾政大法律研究所硕士学位和西德汉堡大学博士学位。他由西德学成返台后，先教书后从政，成为蒋经国生前所培养的台湾省籍“青年才俊”中的佼佼者之一。1969年他开始踏入国民党党政界，出任国民党中央第五组副主任。从此他在台湾宦海中稳步高升。1972年后出任国民党中央青年工作会副主任、代主任。1976年后任台湾“教育部”常务次长、政务次长。1980年任“法务部”政务次长，1984年升任为“法务部长”，成为第一个省籍的“法务部长”。蒋经国病逝后，“行政院”进行局部改组，施启扬又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行政院大陆会报”召集人。他在国民党十二、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