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行政院新闻局”在不久前还发表蒋经国“健康如昔”的新闻，也由于蒋经国在病逝前一天还到介寿馆上了半天班，中午后又在官邸约见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李焕，谈了一个多小时的“党务革新”问题。13日突然病逝，致使医界与民间议论纷纷，对蒋经国病情及急救情形，充满疑虑。最大的疑问是：以蒋经国身体不适至大量吐血之间有6个多小时之久，在这6个小时内，报告中说血压显然比平时偏低。根据医学常识，血压突然降低，应有血崩之虞，随时有输血的需要，那么为何不送“荣总”救治?另据糖尿病专家、台大林瑞祥医师称：糖尿病与心脏病并发也不可能造成吐血的现象。再者，在姜必宁的整个医疗报告中，甚至没有说清楚蒋经国因何种疾病去世。与此同时，立法委员吴淑珍向“行政院”提出紧急质询，要求当局召集台湾各大医院、研究机构及专家，对蒋经国死因进行分析，并评鉴“荣总”医疗小组在整个医疗及急救过程中有无违失之处，及追究责任，以有所交待。
由于以上种种疑虑，台湾《民生报》记者采访了姜必宁。下面抄录一段记者与姜必宁的对话，可对蒋经国死因有进一步的了解。
问：“对于经国先生逝世当天的救治过程，医界及民间都充满了关怀与困惑，请你再做详细的说明。”
答：“在中常会中，我已就当天的情形提出了报告。经国先生的实际病况当然不止于此，但是，我很难做进一步解释。”
问：“为什么?”
答：“我只能说，经国先生的病因，远比外人了解的复杂而严重。政府基于善意的考虑，始终无法公布详情。”
问：“13日状况是突发?抑或在这段期间经国先生的病情已沉重到相当程度?”
答：“外界只从我在中常会上3分钟的报告了解实情，因而才会对13日当天的急救产生误解。事实上，他的病情一直不理想，轮椅已经坐了大半年，他每次都是为‘国家’而不顾一己的安危，硬撑着出场，但他在轮椅上事实已累得连头都无法抬起来了。”
问：“经国先生突然大量吐血，是什么原因?”
答：“这并不足为奇。在糖尿病末期，很多器官的功能已衰竭，吐血只是逝世前的征象，并非死因。”“关于出血，我只能说经国先生的病情有很多未对外公布。我实在不方便多谈。”
问：“下午发现‘总统’大出血后，你们做了哪些处理?”
答：“除了人工心脏机急救外，根本来不及做任何处理。”
问：“身为‘总统’医疗小组的成员，你对这事有什么感想?”
答：“凭良心说，如果不是小组的每个成员悉心照料，依‘总统’的健康情况，很难维持到目前状况。如果外界对此事有误解，对我们实在太不公平。我们在任何时间内都可以放弃手边的事情，静候任务，只求专心照顾他，维持他的健康。我真的只能说，我们已经尽力了。”
从上述对话可以看出，蒋经国并非死于糖尿病，对于蒋经国的真正死因，姜必宁有难言之隐。据蒋经国医疗小组另一位医师声称：“‘总统’过世的远因是糖尿病，近因则是胃的血管破裂；而胃管破裂是由于胃酸增加；胃酸增加，表示‘总统’一定有烦恼。”假如这个分析成立的话，蒋经国病逝前又有什么烦恼之事呢?关于此点在后面详述。
关于蒋经国的死因，还有种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蒋经国是被累死的。蒋经国之所以被累死，台湾《雷声》周刊发文分析说，蒋经国被累死“主要是由于他‘事必躬亲’的个性所以致之”。举例言之，油电降价，原本不能算是重大“政策”，应该由“中油”及“台电”两家公司的董事会作出决定呈报“经济部”核定即可，充其量再呈请“行政院长”俞国华作最后核定。但俞国华深知蒋经国事必躬亲的性格，因而不敢做主，无论外界压力如何强大，一副笑骂由人、好官我自为之的模样。然而国民党中常会开会时，蒋经国听取报告，得悉外界对油电降价期盼甚殷，乃立即指示油电降价。这一件众所瞩目的油电降价，就因蒋经国一言而决，极其简单。因此，当时有议论说，如果国民党其他军政大员能够认真负责，“蒋经国应该还可以多活几年”。
还有议论说：蒋经国是被民进党气死的。蒋经国病逝后，国民党一位要员说，蒋经国是被民进党“害死”的。蒋经国早就得悉民进党在12月25日“行宪”纪念会会场举行示威抗议，“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当时向蒋建议：“那您不要去好了。”蒋经国答称：“你要搞清楚，我怎能回避这些事情?”“安全局”希望把纪念大会移到阳明山中山楼或者政治作战学校召开，因那两地较易管制，但被蒋否决：“没有这种事，为了人家闹事，你就改地方，你说这行不行?”《雷声》周刊对此评论称：蒋经国始终认为民众十分清楚他推动“民主宪政”的决心，如果不是他这些年来极力压制保守派气焰，这些示威抗议的人，恐怕大多数早已身陷囹圄，因而深信这些人不会冲着他来，至少会在他致词后才会有所行动。不料，事与愿违，蒋经国在致词时，甫告开口，民进党ll位“国大代表”便起立大声抗议高喊“国会”全面改选，似乎已将箭头对准了他，致使蒋经国气急攻心，埋下了病逝的种子。
此说的确有一定道理。蒋经国回到官邸后上床休息。忽然问王家骅：“当时的情形怎么样啊?”王将会场情形如实奉告，蒋听罢没有讲话。从25日到1月10日，蒋经国心情一直不好，不愿多说话，这使蒋孝勇非常担心，他请郝柏村到官邸陪其父亲谈话。10日那天，蒋孝勇陪侍床前，好长一阵子无语之后，蒋经国开口说：“我一辈子为他们如此付出，等到我油尽灯枯时，还要给我这种羞辱，真是于心何忍。”蒋孝勇说他当时极为痛心，“没法讲些什么安慰父亲，只有泪水往肚子里流”⑧。
衡诸事实，这种说法与前面蒋经国死前有烦恼之事导致胃酸增加、血管破裂似相吻合。
遗嘱风波
当蒋经国死因疑虑未消之际，台岛内又出现了蒋经国遗嘱是否是伪造的传闻。蒋经国1月13日病逝，然在1月5日便立下遗嘱，全文如下：
“经国受‘全国国民’之付托，相与努力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业，为共同奋斗之目标。万一余为天年所限，务望我‘政府’与民众坚守‘反共复国’决策，并望始终一贯积极推行‘民主宪政’建设。‘全国’军民，在国父三民主义与先‘总统’遗训指引之下，务须团结一致，奋斗到底，加速‘光复大陆’，完成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大业，是所切嘱。
‘中华民国’77年元月5日王家骅敬谨记述。
李登辉、俞国华、倪文亚、林洋港、孔德成、黄尊秋、蒋孝勇。”
对于蒋经国遗嘱，台湾党外杂志《民进周刊》综合社会议论提出5点疑问：
(1)蒋经国遗嘱在1月14日见报时，出现了《中国时报》与《联合报》两个版本。中时版的左下角“金山牌”字样，联合版则无；而中时版的行间线条整齐，联合版则有扭曲。再者，用的是市面文具店最常见的金山牌10行纸而非“总统府”用纸。蒋经国有自己的公文信纸，即使不用公文纸，也不必到街上随便买。此事令人费解。
(2)从用词上看，似非遗嘱用语。蒋经国本人既未在上面签名，其夫人蒋方良亦无(蒋介石死时，宋美龄亦有签名)。且在遗嘱上写“经国先生遗嘱”，此亦非遗嘱格式。
(3)遗嘱注明是1988年元月5日由王家骅记述，但签名的“五院院长”，却未注明是何时签名的。事实上，他们是在蒋经国去世后当天将近6点钟才签名的。这种未在生前签名的遗嘱，有何效力是一个问题。
(4)如果这是政治遗嘱，则内容太简略，而蒋孝勇不宜签字，如果是私人遗嘱，则“五院院长”似乎不必签名。
(5)也许除此之外，还有给家人的遗嘱。但据了解，蒋经国除了这份遗嘱之外，对家事并未作任何交待。
对于《民进周刊》的疑问，《联合报》一位高层新闻工作者解释说，《联合报》所刊蒋经国遗嘱没有“金山牌”字样，是因为报社觉得三字与遗嘱无关，故涂去后始制版刊出。《联合报》所刊遗嘱的线条较直，主要是制板所造成，并无特别原因。
香港《信报》对《民进周刊》的疑问发表评论说：
“该刊的论调虽然听起来惊人，但实际上并未触及什么严重问题。”“制造‘伪造遗嘱’这种新闻，以吸引社会注意，显然其心态仍不脱向权威挑战的老习惯。”
尽管民进党挑战蒋经国遗嘱用心险恶，但的确蒋经国遗嘱非常人所能想像。据王家骅称：“1月5日那天他吃过中饭后，先是找我到他的卧房，他说他视力出了问题，只能看到我的头、脚，中间却看不到。他很苦恼。我劝他：‘您一定’是昨天没睡好，下午休息过后，找眼科大夫来看看’。”下午4点钟，王再到蒋的卧房，他说视力比上午好多了，心情也显得开朗，随后他又说他有些想法，要王记述。
蒋经国去世后，蒋孝勇认为父亲过世不能没有遗嘱，于是他交待王家骅草拟遗嘱。王家骅想到1月5日蒋经国讲的话，向蒋孝勇报告后，决定以那天蒋口述的要旨为本，草拟遗嘱。当时沈昌焕反对这样做。蒋孝勇说：当年先祖的遗嘱也是过世之后，才由秦孝仪先生写出来的；父亲去世，对百姓不能没有交待。沈昌焕表示不再反对。王家骅随后在高层官员的共同讨论下，数度修改重誊，最后遗嘱终于定稿，书写在十行纸上。“副总统”李登辉、“五院院长”及蒋孝勇，随后在遗嘱上一一签名。1月18日，“司法院长”林洋港在同记者谈起蒋经国病逝时，也称遗嘱是在蒋死后签字的。这就是蒋经国遗嘱产生的真实情况。
从上面蒋经国的遗嘱观之，蒋经国直到临死之际，仍然坚持其父制定的“反共国策”，仍然念念不忘“光复大陆”，仍然声称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同时也应看到，蒋经国毕竟与蒋介石不同。蒋经国不仅坚持祖国统一，坚决反对“台独”主张，而且在蒋经国晚年，为了“对历史有所交待”，曾大刀阔斧，进行“政治革新”。蒋经国领导下的台湾当局首先在台澎地区解除“戒严”与“党禁”，此一措施有利于台湾岛内形成较为民主、开放和宽松的气氛。随之进行的党务“革新”有利于改善国民党的形象。至于开放大陆探亲更有利于缓和两岸关系，增进了解，消除隔阂，减轻对立，也有助=F增强台湾同胞对祖国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再者，台湾经济的飞速发展也与蒋经国领导较为开明分不开。尽管上述工作还很不彻底，还存在许多问题，但这些做法对台湾的现实与未来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对蒋经国病逝的态度有别于蒋介石之死。在蒋经国病逝的第二天，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吊唁蒋经国病逝。电文全文如下：
“台北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惊悉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并向蒋经国先生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88年1月14日”
同日，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就蒋经国病逝发表谈话，对于蒋经国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表示要“向历史作出交待”，并为两岸关系的缓和做了一定的努力予以肯定。重申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不变，顺应民心，把海峡两岸关系上开始出现的良好势头推向前进，为早日实现和平统一做出积极贡献。同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名誉主席屈武向蒋经国夫人发去唁电，吊唁蒋经国病逝。唁电称：
“昨夜惊闻经国老弟病逝，悲痛无已，竟夕难眠。经国一生爱国，正期再展长才，共竟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不意遽尔长逝，痛惜何似!我与经国，两世交谊，情同手足，当年苏联同窗，溪口话别，此情此景，历历在目。虽两岸睽隔，音问久疏，然思念之情，无时或已。近见开放探亲，正庆把臂话旧有期，讵料经国先我而去，竟成永诀，遥望云天，不知涕泗之所从矣。谨电致唁，敬希节哀，善自珍重。经国灵前，尚祈为我馨香祝祷安息。临电神驰，未尽欲言。”
李登辉巧妙接班
蒋经国病逝，标志着蒋氏父子两代政治强人统治的结束。如果将蒋经国病逝时的台湾政情同蒋介石死时的台湾政情作一比较的话，即可发现蒋经国病逝时台湾政情逐渐趋向复杂与动荡。大陆台湾问题专家李家泉对此评论道：
蒋介石死时，其后事已完全安排就绪，故有蒋经国顺利接棒。蒋经国病逝前对后事虽已有所部署，但远未安排完毕，岛内“政治革新”和“大陆政策”的调整还仅仅是开始。再一方面，蒋介石死时，台湾全岛基本上是国民党的一统天下，国民党以外的各派反对势力还不成气候。如今，党外反对势力已羽毛渐丰，有了一批政治骨干，出现了10多个有组织的政党和政治团体。同时，岛内的“台独”思潮和“台独”势力的活动也有所蔓延与发展。这一切，对于国民党，正像港报所说那样：“已从潜在性危险演变为现实性威胁。”其三，蒋介石死时，台湾社会基本上是安定的。但如今，随着台湾经济结构的变化与民众参政意识的加强，社会问题丛生、冲突有增无减，尤其“解严”、开放“党禁”与“报禁”之后，长期受压抑的各种社会矛盾越趋激化与表面化，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其四，蒋介石死时，中国大陆还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美国等国仍同台湾当局保持官方关系，台湾当局日子较为好过。今日，情形则大变，祖国大陆在国际地位日益巩固，台湾则益加孤立。
上述四点道出了国民党当局在蒋经国病逝后面临的形势比蒋介石死时更加艰难、更加复杂。李登辉就是在这种艰难、复杂的情势下接棒的。
蒋经国病逝当晚7时，国民党中常会召开紧急会议。俞国华主持会议，会议听取“荣总”副院长、蒋经国医疗小组召集人姜必宁报告蒋经国病逝经过。会上宣读了蒋经国遗嘱。最后会议议定三件事：
(1)“全体国民党员恪遵蒋经国遗嘱”；
(2)由李登辉继任“总统”；
(3)立刻展开治丧事宜。
会后7时30分，“行政院长”俞国华在国民党总部发布蒋经国病逝的消息，三家电视台和各广播电台中断了正常节目。随后，台湾最高当局宣布哀悼期为30天，此间不得举行聚餐、集会、游行及请愿活动。台湾军方也宣布：从1月13日晚8时始，台湾三军部队一律停止休假，加强戒备。晚8时8分，李登辉循“宪政体制”继任“总统”，并举行宣誓典礼，“司法院长”林洋港监誓。李登辉的宣誓誓词是；
“余谨以至诚，向‘全国’人民宣誓，余必遵守‘宪法’，尽忠职务，增进人民福利，保卫‘国家’，无负‘国民’付托。如违誓言，愿受‘国家’严厉制裁，谨誓。”
李登辉继任“总统”后，立即向民众发表谈话，宣称将继承蒋经国遗志，推行“民主宪政”，坚守“反共复国”决策，早日完成“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使命”。对于李登辉“依法”继任“总统”，台湾各种政治势力不以为意，各界关注的焦点是由谁来当国民党主席。事实上，李登辉继任“总统”后，并未解决权力继承问题。如果蒋经国在生前安排一位副主席，今天就不会有这个麻烦。蒋经国在生前有足够的时间与足够的权力来做这件事，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在此新旧权力交替的关键时刻，李登辉显现出他娴熟的政治手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