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死因之谜
吕不韦（约前292-前235年），战国末年卫国濮阳人。原籍阳翟（今河南禹州）。
公元前239年，秦王嬴政21岁了，他已经成年，只要举行过加冠礼，他就可以亲政了。
而在亲政之前，朝廷的一切大权都掌握在吕不韦手中，嬴政只是一个傀儡君主。每逢上朝处理政事，只能听他安排。
在秦王嬴政年幼时，吕不韦每逢处理完朝政，就会去后宫与太后厮守。太后原本是邯郸姬，是吕不韦的老情人，她风流成性，恣意淫乐，肆无忌惮。可是作为丞相的吕不韦为了避嫌，而且因为一心应付政务，因而开始冷淡太后。为了摆脱****的纠缠，吕不韦只得把太后的另一位旧情人嫪毒找来顶替自己，把嫪毒以假宦官的身份安排在甘泉宫，日夜陪太后纵情欢乐。
不久，得了长信侯封号的嫪毒，爵位、食邑的待遇及地位完全可以与吕不韦相抗衡了。嫪毒陪伴在太后身边，势力一天天膨胀，在秦国大有超过吕不韦之势。出身于市井无赖的嫪毒，虽不乏政治上的野心，但除了取悦太后的房中之术外，本无任何才能。他靠太后庇护暴发，建立私党，但其劣根性是无法改掉的。与太后纵欲之后，就在宫外为非作歹，惹得满朝上下愤懑不堪。随着他的羽翼丰满，他也想谋权夺位，而且与太后生有一个儿子，密养在深宫中。但他也预感到自身的危机，一方面与吕氏集团对立已趋于白热化，更重要的是，秦王嬴政已21岁，可以亲政了。若不能在秦王亲政前控制局势，不仅要败在吕不韦手下，而且有被秦王铲除的危险。
嫪毒、太后、吕不韦、秦王嬴政此刻都在紧张筹划个人的事，顾不得前线的胜负，一场生死存亡、你死我活的斗争即将公开进行。
公元前238年，当秦王嬴政在雍城举行加冠典礼时，嫪毒知道自己与太后的秽行及叛乱的图谋已被发现，于是趁咸阳空虚发动叛乱，利用太后的玉玺调兵。可是秦王嬴政早有准备，嫪毒的叛军还没出咸阳，就遇到由雍城开来的秦军。一群乌合之众很快就被打得落花流水。嫪毒被车裂于东门之外，并被灭了九族。太后则被减了俸禄，收回玺印，软禁在最远的雍宫域阳宫中。
公元前237年，在嫪毒叛乱势力被镇压下去，吕不韦集团的势力尚未被触动之际，秦国又发现了奸细。秦国一直未察觉韩国派来的水工郑国，是来执行疲秦计划的。郑国入秦修水渠，乃是韩国借修渠企图在经济上拖垮秦国的阴谋。于是秦王发出逐客令，下令限期将秦国内所有外来宾客驱逐出境。当时李斯力阻秦王逐客，上奏了一篇《谏逐客书》，指出逐客的危险结果，后被秦王嬴政接受而撤销逐客令。
公元前237年农历十月，秦王嬴政下令免去吕不韦相国之职。等到后来，齐人茅焦劝说秦王到雍宫将太后迎接回咸阳，而将吕不韦遣发到河南的封地去了。
吕不韦在河南封地时，并未韬光养晦，而是广交宾客，各国诸侯使者络绎不绝地去拜访他。秦王嬴政害怕他叛乱，便把他发配到蜀地，并写信斥责他。受到威胁的吕不韦害怕被杀，于是饮鸩自杀了。
董卓因何未登上皇位
董卓（？-192年），凉州陇西临洮（今甘肃临洮）人。官至太师、郿侯。
中平六年（189），董卓大宴百官。宴会上，董卓说：“皇帝暗弱，不可以奉宗庙，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陈留王，何如？”这句话明着是询问，其实是命令。因为董卓在这件事上已经对袁绍说过：“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
董卓的命运，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转折的。
董卓一次派兵到洛阳城。正赶上祭神活动，士兵们把祭神的男子全都杀死，砍下他们的头，绑在车辕轴上，抢掠了妇女和财物，高唱凯歌，押回洛阳，说是攻贼大胜，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那个时候洛阳城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董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
初平元年（190），董卓看到洛阳同时受到黄巾军和关东诸军的威胁，就胁迫汉献帝迁都。他把洛阳的宫殿、官府和周围二百里之内的房屋全部烧毁，强迫一百多万百姓西迁。董卓又命令吕布挖掘皇帝和公卿百官的陵墓，盗取财宝。昔日繁华的洛阳，现在几百里内人烟全无，一片荒凉。
迁都长安之后，董卓在长安附近的郿县修筑了一座城堡，城墙高厚都达到七丈，称为郿坞，内收藏大量的金银珠宝，单是储存的粮食，就足够住在里面的人吃上30年。他准备一旦处境不利，就到郿坞内固守。董卓得意地说：“事成，雄踞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
这个郿坞又称万岁坞，看来董卓也并非毫无追求，他也确有做皇帝的梦想。但这就更令人疑惑了，要是他真有这个梦想，又何必当初呢？当他残暴成性，烧杀抢掠的时候，他的命运已经被注定。而他的这种“狼戾贼忍，暴虐不任”的个性，到底是他的多年行伍生涯所养成，还是我们的民族劣根性所在，还是他的确愚蠢之极，冥顽不化所造成的呢？
在我们慨叹一个人的命运是如此不可捉摸的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个人对历史的影响是多么巨大。董卓出现在中国的政治中心其实没有任何必然性，这纯粹是一个巧合，但正是这种巧合，对中国历史有了一百多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影响。有时在时势和个人当中，你根本分不清谁到底处于第一因。但最起码东汉末年，包括三国的这段历史可以肯定，人谋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
石崇、王恺斗富之谜
石崇，西晋文学家，字季伦，小名齐奴。渤海南皮（今属河北）人。
王恺，字君夫，晋代东海郡郯（今山东郯城）地人，名儒王肃之子，晋武帝司马炎的母舅，官至龙骧将军、骁骑将军、散骑长侍，生活极其奢侈。
晋武帝时有三个出名的大富豪：一个是掌管禁卫军的中护军羊琇，一个是晋武帝的舅父、后将军王恺，还有一个是散骑常侍石崇。
羊琇、王恺都是外戚，他们的权势比石崇来得大，但是在豪富方面却比不上石崇。石崇的钱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这许多钱是哪儿来的呢？原来石崇当过几年荆州刺史，在这期间，他除了加紧搜刮民脂民膏之外，还干过肮脏的抢劫勾当。有些外国的使臣或商人经过荆州地面，石崇就派部下敲诈勒索，甚至像江洋大盗一样，公开杀人劫货。这样，他就掠夺了无数的钱财、珠宝，成了当时最大的富豪。
石崇到了洛阳，一听说王恺的豪富很出名，有心跟他比一比。他听说王恺家里洗锅子用饴糖水，就命令他家厨房用蜡烛当柴火烧。这件事一传开，人家都说石崇家比王恺家阔气。
王恺为了炫耀自己富，又在他家门前的大路两旁，夹道四十里，用紫丝编成屏障。谁要上王恺家，都要经过这四十里紫丝屏障。这个奢华的装饰，把洛阳城轰动了。
石崇成心压倒王恺。他用比紫丝贵重的彩缎，铺设了五十里屏障，比王恺的屏障更长，更豪华。
王恺特地请石崇和一批官员上他家吃饭。宴席上，王恺得意地对大家说：“我家有一件罕见的珊瑚，请大家观赏一番怎么样？”
大家当然都想看一看。王恺命令侍女把珊瑚树捧了出来。那株珊瑚有两尺高，长得枝条匀称，色泽粉红鲜艳。大家看了赞不绝口，都说真是一件罕见的宝贝。石崇竟用铁如意将它敲碎了。王恺勃然大怒，石崇笑着说：“我赔就是了。”
石崇立刻叫他随从的人回家去，把他家的珊瑚树统统搬来让王恺挑选。一群随从回来，搬来了几十株珊瑚树。这些珊瑚中，三四尺高的就有六七株，大的竟比王恺的高出一倍。株株条干挺秀，光彩夺目。至于像王恺家那样的珊瑚，那就更多了。
王恺这才知道石崇家的财富，比他不知多出多少倍，也只好认输。
这场比阔气的闹剧就这样结束了，石崇的豪富就在洛阳出了名。当时有一个大臣傅咸，上了一道奏章给晋武帝。他说，这种严重的奢侈浪费，比天灾还要严重。现在这样比阔气，比奢侈，不但不被责罚，反而被认为是荣耀的事。这样下去怎么了得。
晋武帝看了奏章，根本不理睬。他跟石崇、王恺一样，一面加紧搜刮，一面穷奢极侈。西晋王朝一开始就这样腐败，这就注定要发生大乱了。
笑面奸相李林甫
李林甫（？-752年），是唐玄宗李隆基时著名奸相。出自皇族。初为千牛直长（宫廷侍卫）。开元初（713），迁太子中允，历官御史中丞，刑部、吏部侍郎。
李林甫原是吏部侍郎，奸诈狡猾。他善于拉拢宦官和妃嫔，故而对皇帝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因此他每次都能揣测到皇帝的心思而去奏旨，深得唐玄宗的赏识。当时宰相有三人，其他都是学富五斗的才子。只有李林甫资历尚浅，又不学无术，只会拍马屁。
开元二十四年（736）十月，唐玄宗巡游东都洛阳后，欲返回西京长安。裴、张二相认为时值三秋农忙时节，皇上返驾，沿途接待的负担很重，必将影响农忙，因此提议到了冬天再返也不迟。李林甫献媚到：“臣下并没有病痛，只是有事想单独上奏。长安、洛阳就像皇帝的东宫和西宫，皇上御驾来往还要挑日子吗？假使怕妨碍农事，那就特别恩准免除所经过地的租赋就是了。”玄宗闻听，龙颜大悦。
李林甫曾引荐萧炅为户部侍郎。萧炅不学无术，有一次在与中书郎严挺之“同行庆吊”时，读《札记》中一句“蒸尝伏腊”为“伏猎”。严挺之故意再问一次，萧炅竟仍旧读错，严挺之深感遗憾，就对张九龄说：“朝中竟然有‘伏猎侍郎’这等人物。”张九龄以不学无术弹劾萧炅。贬为岐州刺史。李林甫怨恨严挺之，暗中寻衅，欲加陷害。严挺之的前妻被休后嫁于蔚州刺史王元琰。王元琰贪赃犯法，进了大牢，严挺之却设法营救他。李林甫使人奏告玄宗，说严挺之私袒王元琰，应该连坐。张九龄为严挺之辩解，认为其中不应会有私情存在。玄宗却微笑道：“卿不知，虽离之，亦却有私。”张九龄便不再言，只好转托裴耀卿代救严挺之。李林甫趁机上言：“耀卿，九龄都是朋友。”玄宗早已想疏离张九龄，于是因朋党之嫌而将张、裴二人罢免知政职务，贬严挺之为洺州刺史。
在李林甫为相的19年中，玄宗对他始终十分信任。朝中再没有人敢直言进谏。
杨国忠发迹之谜
杨国忠，本名钊，唐朝蒲州永乐（今山西芮城）人。杨贵妃与他同曾祖兄（另一说同祖兄）。玉环专宠后升任宰相，身兼40余职，杨国忠与安禄山的矛盾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而他与太子李亨的矛盾最终使杨氏灭门。生年不详，卒于唐玄宗天宝十五年（756）六月。
杨钊从小行为放荡不羁，喜欢喝酒赌博，因此穷困潦倒，经常向别人借钱，人们很瞧不起他。30岁时，他在四川从军，发愤努力，表现优异，但因节度使张宥看不上他，只任他为新都尉，任期满后。更为贫困。四川的大富翁鲜于仲通在经济上经常资助他，并把他向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推荐。章仇兼琼一见杨钊身材魁梧，仪表堂堂，又伶牙俐齿，非常满意，遂即任他为采访支使，两人关系密切。因为章仇兼琼当时正虑李林甫专权，禄位难保，所以欲使杨钊进入朝廷，作一内援。此时杨玉环已封为贵妃，贵妃的三位同胞姐姐也日益受宠。章仇兼琼便利用这一裙带关系，派杨钊到京城向朝廷贡俸蜀锦。当杨钊路过郫县时，兼琼的亲信奉命又给了他价值万缗的四川名贵土特产。到长安后，杨钊把土特产一一分给杨氏诸姐妹并说这是章仇兼琼所赠。于是，杨氏姐妹就经常在玄宗面前替杨钊和章仇兼琼美言，并将杨钊引见给玄宗，玄宗任他为金吾兵曹参军。从此，杨钊便可以随供奉官随便出入禁中。
杨钊在长安立脚之后，便凭借贵妃和杨氏诸姐妹得宠的条件。巧为钻营。在宫内，他经常接近贵妃，小心翼翼地侍奉玄宗，投其所好；在朝廷，则千方百计巴结权臣。每逢禁中传宴，杨钊掌管樗蒲文簿（一种娱乐活动的记分簿），玄宗对他在运算方面的精明十分赏识，曾称赞他是个好度支郎。不久，杨钊便担任了监察御史，很快又迁升为度支员外郎，兼侍御史。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便身兼15余职，成为朝廷的重臣。
天宝七年（748），杨钊建议玄宗把各州县库存的粮食、布帛变卖掉，买成轻货送进京城，各地丁租地税也变买布帛送到京城。他经常告诉玄宗，现在国库很充实，古今罕见。于是，玄宗在八年（749）二月率领百官去参观左藏，一看果然如此，很是高兴，便赐杨钊紫金鱼袋，兼太府卿，专门负责管理钱粮。从此，他越来越受到唐玄宗的宠幸。九年（750）十月，杨钊因为图谶上有“金刀”二字，请求改名，以示忠诚，玄宗赐名“国忠”。
随着地位的升迁，杨国忠在生活上也变得极为奢侈腐化。每逢陪玄宗、贵妃游幸华清宫，杨氏诸姐妹总是先在杨国忠家汇集，竞相比赛装饰车马，他们用黄金、翡翠做装饰，用珍珠、美玉做点缀。出行时，杨国忠还持剑南节度使的旌节（皇帝授予特使的权力象征）在前面耀武扬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