蔺相如智取玉璧之谜
蔺相如，籍贯及生卒年不详，赵国宦官头目缪贤的家臣，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
战国的时候，赵惠文王有一块叫做楚和氏璧的宝玉，被秦国的昭王知道了，昭王便派了位使臣到赵国来跟惠文王商量，秦国愿意以15个城池兑换这块楚和氏璧的宝玉。
惠文王一听：这该如何是好呀？秦国这么强大，如果把宝玉交给秦昭王，他要是耍赖，不把15个城池给我们；如果不给，秦昭王会不会一气之下派兵来打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才好？蔺相如得知了这件事情自告奋勇的提出亲自出使秦国。并誓言说：“秦国如果守信把城给我们赵国，我就把璧玉留在秦国；如果秦国食言，不把城给赵国，我一定负责将原璧归还赵国。”
蔺相如到了秦国以后，见到了秦昭王，便把璧玉奉上。秦昭王一见到璧玉后，高兴地不得了。不断地把璧玉捧在手上仔细欣赏，又把它传给左右的侍臣和嫔妃们看，却不提起15个城池交换的事。蔺相如一看情形不对，马上向前对秦王说：大王，这块璧玉虽然是稀世珍宝，但仍有些微的瑕疵，请让我指引给大王看看！
秦王一听：有瑕疵？快指给我看！蔺相如从秦王手中把璧玉接过来以后，马上向后退了好几步，背靠着大柱子，瞪着秦王大声说：这块璧玉根本没有瑕疵，是我看到大王拿了宝玉以后，根本就没有把15个城池给赵国的意思，所以我说了个谎话把璧玉骗回来，如果大王要强迫我交出璧玉的话，我就把和氏璧和我自己的头，一起去撞柱子，砸个粉碎。蔺相如说完，就摆出一副要撞墙的样子。秦昭王害怕蔺相如真的会把璧玉撞破，连忙笑着说：你先别生气，来人呀！去把地图拿过来，划出15个城池给赵国。现在你可以放心把璧玉给我了吧！
蔺相如知道秦王不安好心，就骗秦王说：这块楚和氏璧，是天下人都知道的稀世珍宝，赵王在交给我送到秦国来之前，曾经香汤沐浴，斋戒了五天，所以大王在接取的时候，也同样应该斋戒五天，然后举行大礼，以示慎重呀！秦王为了得到璧玉，只得按照蔺相如所说的去做。蔺相如趁着秦王斋戒沐浴的这五天内，派人将那块璧玉从小路悄悄送回赵国。
五天过去了，秦王果真以很隆重的礼节接待蔺相如。蔺相如一见秦王便说：大王，秦国自秦缪公以来，二十多位君王，很少有遵守信约的人，所以我害怕受骗，已差人将璧玉送回赵国！如果大王真的要用城池来交换楚和氏璧，就请先割让15个城池给赵国，赵王定当遵守誓约将玉璧奉上。现在，就请大王处置我吧！秦昭王一听璧玉已经被送回赵国，心里虽然很生气，却也佩服蔺相如的英勇，不但没有杀他，还以礼相待，送他回赵国。
赵括是否为名将之谜
赵括，赵国马服君赵奢之子。赵奢死后，赵惠文王念其父子功高，让赵括袭封马服君。因赵括深谙军事，喜谈兵学，门徒众多，因而又被尊称为马服子。
赵惠文王十九年（前280），在乐毅破齐后，赵惠文王命赵奢为将，攻齐的麦丘（今山东商河西北）。此前，赵军已多次进攻麦丘这个孤城，但由于麦丘粮草充足，守军中有善于守城的墨家弟子相助，而没能攻下。惠文王十分生气，命令赵奢在一个月内拿下麦丘。
赵奢一到麦丘，就命令进攻。赵括认为，采用硬攻的方法，是很难在一个月内攻下麦丘的。赵奢向抓来的俘虏询问城中的情况，可是俘虏坚决不说。赵括想了个办法，每天给这些俘虏饭吃，对他们很客气，还给他们粮食让他们带回城中给家里人吃。于是，俘虏中有人悄悄地告诉赵括，城中的粮食不多，都被齐军控制。百姓早已断粮，已经开始吃人了。赵括问齐军还能守多长时间。俘虏说还能守几个月。于是赵军停止进攻，把俘虏全部放了回去。俘虏回去后，说这支赵军很客气，没有侮辱他们，还让他们吃饱，让他们带粮食回来。城里的百姓有的就想出来投降赵奢了。齐将见俘虏给城中带来了骚动，便将他们都关了起来。士兵和百姓对此都有怨言。后来，赵军每天把粮食抛入城中后，就回营休息，也不向城中说什么。这样过了几天，守城的齐军派代表把这些粮食送回来，对赵奢说赵军要战就来攻，不要再抛粮食了。赵奢让他回城里等着，但却并不进攻，只是隔了几天才继续向城里抛粮食。这样又过了几天，守城的齐将派代表来与赵奢择日决战，但赵奢听从赵括的意见，拒绝与他见面。过了几天，麦丘的人杀了守城的齐军将领投降了。赵括的办法奏效了，赵奢暗暗佩服这个儿子比自己强。惠文王对赵奢能够在不到一个月就攻下麦丘而且伤亡很少的事迹感到很好奇。赵奢就对他讲了这是赵括的办法，惠文王重赏了赵奢和赵括。
公元前260年的长平大战，赵括的40万大军被围困，他誓死一搏，并没冲出重围结果全军覆没。也就是现在人门众所周知道的“赵括纸上谈兵”。
赵括到底是个名将还是只会纸上谈兵的虚才，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个迷。
史学巨匠司马迁之谜
司马迁（前145-约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一说生于夏阳龙门（今山西韩城）。出身于世代相传的天文家和历史家的家庭里，其父司马谈是一个渊博的学者，对于天文、历史、哲学都深有研究。他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思想家。著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史记》。
司马迁生年及出生地之谜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主张是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另一种主张是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这两派原始论据基本上旗鼓相当，前者依据晋代张华《博物志》称“大夫司马迁，28岁三年六月乙岁卯，石也。”也就是说，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升为太史令，年28岁，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即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应为司马迁生年。后者所依据的是唐代张守节《正义》注称：“太初元年，迁年42岁。”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往上推42年，则是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时至今日，对司马迁生年的分歧仍集中在武帝建元六年和景帝中元五年上。
应该说，由于司马迁在《自序》中没有记述其生年，汉代史料亦乏记载，以及唐代司马贞、张守节两位大师的分歧，从而埋下了至今难以分清的话题，双方提出的论据大多是按有利于己方的解释和推测，谁也没有足够的理由否定对方的见解。
司马迁出生于何地？《太史公自序》云：“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此龙门在何处，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说在今陕西韩城，一说在今山西河津县。
最早持陕西韩城说者是唐代的张守节，他在《史记》“正义”中说：龙门山在夏阳县（今韩城）。同时，韩城鬼东乡徐村住有冯、同二姓，均自认为是太史公后裔。他们自称，原本为司马姓氏，因为司马迁受宫刑，后人感到不光彩，改了姓氏：在司马的“司”字左边加一竖，成为“同”字；在“马”字左边加两点，成为“冯”字，并列陕西韩城芝川镇司马迁庙为佐证。
持山西河津县说者认为，自古以来，龙门（包括龙门山、禹门口）都记载在山西河津县。黄河自西北而东南出禹门口，急转弯由北而南流去，正是司马迁所说的“耕牧河山之阳”的地方。据悉此处曾有“汉太史司马故里”碑，只可惜此碑兴修水利时被毁之。而且现在该村仍有司马姓氏的居民。司马迁究竟出生于何地，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司马迁后代之谜
司马迁虽然是受过宫刑的人，但有一个女儿是肯定无疑的。《汉书·杨敞传》记载：“敞子恽，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材能称，好交英俊诸儒。”从史料看，司马迁的女儿及外孙杨恽，是机智果敢的有才能的人物。
司马迁的子孙后代，是可以取信的。韩城鬼东乡徐村，有清代嘉庆二十二年立的一块石碑，上刻：“维兹同族，世传司马……改姓同、冯二氏，返归故里，徙居徐村。”
据传说，元代一次大地震，南高门村陷没。冯姓长门冯庆，同姓次门同茂，迁到岭下老牛坡的地方，开垦荒地，建起村庄，取名续村，意思是司马后裔继续居住的村子，后来叫转了，变成今天的徐村。这个徐村，无一户姓徐，大多数姓同、冯，冯姓祠堂已不存在，同姓祠堂今存两座，一座大门额书“汉太史裔”，另一座额书“汉太史遗祠”。上祠墓时规定同姓或冯姓同在，缺一姓不能开祭。至今，同冯两姓不婚，视为同一血缘。
司马迁胡须之谜
司马迁有无胡须为什么会引起人们的争论呢？其中流传着一段辛酸的故事：司马迁受宫刑后，随着生理的变化，他的声音和行动也随之变化如妇女，胡须渐渐脱落无遗。司马迁的夫人柳倩娘是一个画家，对丈夫一生的各个时期的容貌，都画有影像。
有一年，他的儿子司马江，突然来到芝秀庵，言及他反汉，上了太行山。独身潜行京都长安，探知父亲的遗体，将遗骨搬回家乡，通过乡老，葬于新迁的村庄老牛坡。特到庵中，请母亲脱离险境，同到太行山，以便行孝养老。
临别之时，柳倩娘由箱中取出久藏的丈夫影像说：“儿呀！这是你父遗容三十幅，你当视作传家宝，代代相传，他年有机会为你父塑像的时候，千万牢记，不要塑他宫刑后的无须相，要塑他宫刑前的长须相”。
司马江问道：“塑像应以后期为准，为何要改后者为前者呢？”柳倩娘痛哭道：“儿呀！昏君陷害忠良之士，将你父判了宫刑，用意险恶。他们侮辱你父虽系男子汉大丈夫，实则与妇女一般无用，这是咱们家门的奇耻大辱！你们做子孙的，在给他塑像时，一定要塑出他的大丈夫的真容貌。若塑了无须的‘妇女脸’，岂不是承认自己沦为无用之辈吗？”因此，现在人们看到的司马迁塑像是留着长须的。
王充真是不孝之子吗
王充（公元27年-？），字仲任，会稽郡上虞（今浙江上虞县境）人。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王充《论衡》实汉代批评哲学第一奇书。”黄侃在《汉唐玄学论》一文中说：“东汉作者，断推王充。《论衡》之作，取鬼神、阴阳及凡虚言、谰语，摧毁无余。自西京而降，至此时而有此作，正如久行荆棘，忽得康衢，欢忭宁有量耶？”（《黄侃论学杂着》）由此可见王充与《论衡》在近现代学者心目中的地位。
《论衡词典》编撰时，在选择底本、搜集资料中发现：第一，近现代学者眼中如此重要之书，在整个有清一代，竟无像样的版本。第二，校注成果寥寥，竟无有一部完整的校注本。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经、史、子、集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大都经过了清代学者的校注整理，不少重要典籍甚至有多个校注本问世，《论衡》一书却几乎无人问津，没有一部新的校注本出现。那么，清代学者心目中的王充与《论衡》和今人一样吗？如果一样，那么他们为何对《论衡》如此冷漠，既不刊刻又不整理？是偶尔疏忽还是另有原因？
原来，清代学者心目中的王充与《论衡》，和现代学者大不相同。在清代学者眼里，王充实在是一个不孝之人。
王充的不孝，首先表现在自述父祖的劣迹。他在《自纪篇》中一方面诋毁祖辈，另一方面极力标谤自己。王充介绍自己的家世时说：“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会世扰乱，恐为怨仇所擒，祖父泛举家担载，就安会稽，留钱塘县，以贾贩为事。生子二人，长曰蒙，少曰诵。诵即充父。祖世任气，至蒙、诵滋甚，故蒙、诵在钱唐，勇势凌人。末复与豪家丁伯等结怨，故举家徙处上虞。”通过王充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出，王充的祖上，连续数辈，横行乡里，仗势欺人，时常犯有命案，结怨甚多，因担心仇家报复，不得不数度迁徙，可谓是违法乱纪的恶霸。以我们今人的眼光看来，王充的做法可以说是不避家丑、实事求是。但在“臣为君讳、子为父讳”的封建社会里，被视为是一种不孝之举，便不足为奇了。
无论是清代学者还是个人，都认为王充是一个毁祖誉己的小人和破坏名教的千古罪人。在“天下之事孝为上”、孝“为万事之纲纪”的观念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里，谁愿意整理、刻印一个不孝之子的著作呢？因此，清代学者不刊刻、不校注《论衡》，便很容易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