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以江湖为中心的禅宗，建立了南征北战的根据地，对于把以山林佛教为特色的禅宗推向中原奠定了基础。从禅宗向各个区域的传播情况亦可明显看到这一大趋势。因此，禅宗在江南各地的流布为法眼宗的出现营造了良好的宗教文化氛围。
其三，禅师的活动与互访，反映了学术思想的自由与活泼生机，不仅是禅宗平等思想的显示，也是文化思想交往必然性要求。从禅师的活动情况来看，禅宗有流向江浙吴越的态势，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济文化南移也影响到了禅宗的发展和流向。可见，法眼宗的出现与这一禅宗在江南吴越的兴盛局面是分不开的。
(3)“五家七宗”的出现
由于慧能当时的影响，禅宗普传甚广。禅宗在广泛地流传中改变了师弟单传的继承法脉的做法，往往是一师传多个弟子，由此而各为一家。由于各家祖师的悟道因缘以及所处的社会、文化和生活环境不同而有各自不同的思想个性，故容易在教示学人的过程中形成多样性或多元性的教学方式和教育风格。由此，各家禅法禅风通过各种传播途径而遍及全国，门徒各务其师之教，逐渐形成宗派之说。“正宗至大鉴，传既广而学者遂各务其师之说，天下如是异焉。竞自为家，故有沩仰云者，有曹洞云者，有临济云者，有云门云者，有法眼云者，若此不可悉数。”实际上，有的宗派当时并没有明显的创派意向，但是由于被视为宗派开创者的禅法思想和教学方法极有特色以及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较大，故而为后人认同其为宗派创始人所致。换言之，宗派乃世人对特定历史中的群体所作之称谓。可见，宗派的形成不仅是历史的结果，而且也与被认同为宗派创始人之个人影响力亦有极大的关联。当然，“五家七宗”的形成也是各派禅门子弟各务其师之说而成，正如契嵩大师所云：“正宗之大鉴，传纪广而学者各务其师之说，天下如是异焉。”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宗派为后人认同所导致，但是也不能因为当时有无宗派之名而轻易否认各家禅派在事实上业已形成宗派的客观事实。换言之，宗派开创者健在之时或许并没有表明自己创立了何宗、何派，但是在客观历史上他却成为了一个宗派的实际开创者。由于被视为宗派开创者的祖师在客观上对宗派的形成贡献巨大，即他们在客观事实上推动了宗派的形成，是一宗派之象征性符号，因而从一定意义上则可以直言不讳地称他们就是宗派的真正开创者。“五家七宗”即是以各派开创祖师的谥号、居所而命名的，则从更深一层含义表明了各派祖师在宗派创立中的历史地位和受世人认同、尊重的程度。而“五家七宗”出现的历史事实，又进一步反映了慧能禅宗的发展与兴盛。
在中国禅宗“五家七宗”里最早创立的宗派是沩仰宗。该宗是由沩山灵祐禅师(771—853)与弟子仰山慧寂禅师(815—891)共同创立，为南岳马祖一脉。由于此宗的开创者灵祐和他的弟子慧寂先后在潭州的沩山(今湖南宁乡)、袁州的仰山(今江西宜春)阐扬禅法，故后世称其为沩仰宗。沩仰宗兴盛于唐末五代，自慧寂嗣下四世即法脉不明，其开宗最早，衰落最先。其次是临济宗的创立。临济宗亦系南岳一脉，为义玄(？—867)所创，时因义玄常住镇州(今河北正定)临济院故名，入宋后临济自石霜楚圆下又分为两支，即黄龙、杨岐两派，盛行于宋代，后有大慧宗杲提倡“看话禅”而风行一代。该宗流传至今，时间最长，影响深远。其后是曹洞宗的创立。曹洞系青原行思一脉，创立者为良价(807—869)及其弟子本寂(840—901)。由于良价禅师在洞山(属今江西宜丰)，本寂又在曹山(今属江西吉水)传禅，故后世称为曹洞宗。曹洞自云居道膺后即衰落，至大阳警玄时托付临济宗投子义青代传法脉，而至芙蓉道楷后重振宗门，后门下出了宏智正觉，提倡“默照禅”而流行一时。该宗成为仅次于临济宗的一个广为流传的禅宗宗派。之后，是云门宗的创立。创立者是文偃(864—949)，属于青原法派，雪峰义存直系，因文偃常住韶州云门山(今属广东)，故称云门宗。云门兴起于五代，为南汉政权所扶持，繁盛于宋初，门下有雪窦重显、佛日契嵩等一代名僧，与政治上层和儒家精英有密切交往，推动了云门宗在北宋进入繁盛时期，该宗在南宋之后逐渐衰落。最后是文益(885—958)，亦系青原一脉，乃罗汉桂琛门下得法弟子，为玄沙师备再传，而在金陵清凉院(今南京清凉山)创立法眼宗。该宗为南唐、吴越国主所扶植而取得较快发展，一度出现繁荣之景象。入宋后法眼宗法脉下传三四系后，法脉不详而断灭。上述沩仰、临济、云门、曹洞和法眼五家与临济一宗流出的黄龙、杨岐两派合称“五家七宗”。不过，郭朋先生认为，“虽然杨岐与黄龙两支，同禅宗‘五家’并称为禅家两宗——‘五家七宗’，但是，他们不像‘五家那样，有各自的思想特点和风格，他们只是在思想上承继前人的余绪，陈陈相因，‘述而不作’。”
法眼宗的创立，使禅宗分宗后“五家”最后一个派别得以确立，它不仅标明了五家宗派的最终形成，而且也证验了达摩“一花开五叶”的宗教预言。太虚大师也说：“六祖南宗下始波澜壮阔，正应验了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的预言。”不过对“一花开五叶”之说，雍正则持有不同的意见，他说：
如达摩传衣偈云：“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后世附会其说，以为五叶者五宗也。夫传衣止于曹溪，则是从慧可而下五世矣。因震旦信心已熟，法周沙界，衣乃争端，不复用以表信。达摩、黄梅之言具在，由可至能，岂非五叶？后来万派同源，岂非结果自然成耶？何以五宗当之？……况五宗前后参差，亦非一时。即五宗所明，同是大圆觉性，宗若有五，性亦当有五矣。
可见，雍正否定了“五叶”即“五宗”之说，而在他看来，五叶并非上述所言的禅宗“五家七宗”之五家，而由慧可至慧能禅宗的创立所经历的五代则是“一花开五叶”宗教预言的真实意涵。不过，雍正也指出了禅宗五家宗旨归根到底皆是归咎到大圆觉性上，禅宗五家并不存在思想理论上的根本之不同。然而，不管人们对“一花开五叶”有什么样的理解，也无论是人们如何认为“一花开五叶”究竟代表了什么样的宗教意义，有一点则是不容怀疑的，它们的出现毫无疑问地都象征了禅宗的繁荣与发展。
从禅宗五宗的法系来看，皆为慧能的南宗法派。从禅宗五家创宗的区域分布来看，除临济一宗是在北方创立之外，其余四宗皆出现在江南文化区域之内。禅宗五家的出现，反映了唐五代以来禅宗面对新的历史契机和时代要求，出现了不断发展与兴盛的历史局面。顾伟康先生指出，“在共通的‘如来拈花，迦叶微笑’—‘西天二十八组’—‘东土六祖’的祖统说之下，‘南禅五家’，各自独立，各有门风。禅宗的黄金时代，终于形成”。禅门五家禅皆承慧能系下弟子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二法系而形成，对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宗旨都有承袭，因而五家禅之宗旨并无根本性之不同，而五家禅派仅是在接引学人的方法上各有思想侧重和各有门庭设施而已。故洪修平先生认为，“此五家禅学皆承惠能而来，但因传禅之人和时地不同，形成了不同的传法接机之宗风”。顾伟康先生也说：“五家禅，它们本是同根生，服从于统一的宗风，又各各具有不同的家风。”
从法眼宗文益禅师的法派历史源流来看，文益为青原一脉，其所承接的禅门传法系谱即：青原行思→石头希迁→天皇道悟→龙潭崇信→德山宣鉴→雪峰义存→玄沙师备→罗汉桂琛→清凉文益→天台德韶→永明延寿。从青原行思到清凉文益，历经九世，最后由文益创立法眼宗，而使“玄沙正宗，中兴于江表”，这也从一侧面反映了禅宗在江南世代耕耘及其兴盛之实况。文益禅师系下有法嗣天台德韶及再传永明延寿，在师徒的不懈努力下而将法眼宗的发展推向了高峰。
第二节 清凉文益禅师与法眼宗的形成
由于唐宋处于历史文化的转型时期，故禅宗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进行整合发展，并步入禅宗历史发展的新阶段。禅宗在发展中因获得南方区域性政治势力的有效支持，而为禅师的涌现、传法与创宗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更有利于禅师脱颖而出成为高僧宗匠或佛门龙象，并成为引领江南禅学世界的代表性宗教人物。法眼宗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形成并发展为禅宗的一个宗派的。法眼宗虽然在自身努力以及各种势力的支持下而获得了较大发展，但是也遭遇了各种危机。尽管它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不长，与禅宗创立后在中土发展一千多年的历史相比而言，可谓是“昙花一现”，即入宋之后法脉不详，但其形成和发展仍具有时代性意义，在中国禅宗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产生过深远的宗教影响。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不单是儒家的金科玉律，佛教也当之为至理名言。法眼宗的形成与发展也不例外，它的兴起与发展直接与文益禅师及其门徒的传法弘道活动有紧密的关联。从法眼宗形成的历史进程来看，它既是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思想潮流影响下禅宗自身发展的必然性产物，也是文益禅师宗教实践的客观结果，尤其是文益禅师提出了一系列的禅门革新措施，建立了“清凉家风”和采取广收门徒的方式而发展禅宗，从而为法眼宗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由此文益禅师遂成为法眼宗的实际创立者。值得强调的是，文益禅师的出家、求道与传道经历对于他形成自身的禅学思想和教法风格有重要的影响，是其撰写《宗门十规论》提出革新禅门措施和建立“清凉家风”的重要经验和前提。
一、文益禅师的行历与著述
禅宗在江南广泛性的传播为法眼宗的创立奠定了基础。文益禅师是法眼宗的真正创立者，虽然文益禅师自己并未说过是由他创立了法眼宗，但是他却有着强烈的门派意识，广收门徒，聚众普传禅法，开始了禅学理论建设，形成了自身的清凉家风，故在江南创立了法眼宗，并使其成为五代时期最具有特色的禅宗宗派之一。而一个宗派的创立与创立者的自身遭遇和他所面对的历史环境有极大的关联，所谓“思想之阐述无法完全隔开个人所处之环境、遭遇与种种经历等”。文益禅师禅学思想的形成也不例外，亦与其生活轨迹有极大的关联，故要全面地研究文益禅师以及他所开创的法眼宗，则有必要先从其生平或行历开始！
关于文益禅师的生平，据《宋高僧传》载：
释文益，姓鲁氏，余杭人也。年甫七龄挺然出俗，削染于新定智通院。依全伟禅伯，弱年得形俱无作法于越州开元寺。于时谢俗累以拂衣，出樊笼而矫翼，属律匠希觉师盛化其徒于山育王寺，甚得持犯之趣，又游文雅之场，觉师许命为我门之游夏也。寻则玄机一发杂务俱捐，振锡南游止长庆禅师法会。已决疑滞，更约伴西出湖湘，尔日暴雨不进，暂望西院寄度信宿，避溪涨之患耳。遂参宣法大师，曾住漳浦罗汉，闽人止呼罗汉，罗汉素知益在长庆颖脱，锐意接之，唱导之由玄沙与雪峰血脉殊异。益疑山顿摧正路斯得，欣欣然挂囊栖止，变途回轨确乎不拔，寻游方却抵临川。邦伯命居崇寿，四远之僧求益者不减千计，江南国主李氏始祖知重迎住报恩禅院，署号净慧，厥后微言欲绝大梦谁醒。既传法而有归，亦同凡而示灭。以周显德五年戊午岁秋七月十七日有恙，国主纡于方丈问疾，闰月五日剃发澡身与众言别，加趺而尽颜貌如生，俗年七十四，腊五十五。私谥曰大法眼，塔号无相，俾城下僧寺具威仪礼迎，引奉全身于江宁县丹阳乡起塔焉。益好为文笔，特慕支汤之体，时作偈颂真赞、别形纂录。法嗣弟子天台德韶、慧明，漳州智依，钟山道钦，润州光逸，吉州文遂。江南后主为碑颂德，韩熙载撰塔铭云。
又据《景德传灯录》载：
升州清凉院文益禅师余杭人也，姓鲁氏，七岁依新定智通院全伟禅师落发，弱龄禀具于越州开元寺，属律匠希觉师盛化于明州山育王寺。师往预听习究其微旨，复傍探儒典，游文雅之场，觉师目为我门之游夏也。师以玄机一发杂务俱捐，振锡南迈抵福州长庆法会，虽缘心未息而海众推之，寻更结侣拟之湖外。既行值天雨忽作溪流暴涨，暂寓城西地藏院因参琛和尚。……以周显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疾，国主亲加礼问，闰月五日剃发沐身告众讫跏趺而逝，颜貌如生，寿七十有四，腊五十四。城下诸寺院具威仪迎引，公卿李建勋已下素服奉全身于江宁县丹阳乡起塔，谥大法眼禅师，塔曰无相。嗣子天台山德韶(吴越国师)、文遂(江南国导师)、慧炬(高丽国师)等一十四人，先出世并为王侯礼重。次龙光、泰钦等四十九人，后开法各化一方，如本章叙之。后因门人行言署玄觉导师，请重谥大智藏大导师，三处法集及着偈颂真赞铭记诠注等凡数万言，学者缮写传布天下。
宋代普济《五灯会元?卷第十》亦云：
金陵清凉院文益禅师，余杭鲁氏子。七岁，依新定智通院全伟禅师落发。……江南国主重师之道，迎住报恩禅院，署净慧禅师。……三坐道场，朝夕演旨，时诸方丛林，咸遵风化。异域有慕其法者，涉远而至。玄沙正宗，中兴于江表。
清代吴任臣《十国春秋》又说：
僧文益，余杭鲁氏子也。七岁，依睦州僧全伟落发，已而旁通儒典，又诣明州希觉听讲释书。希觉曰：“我门之游、夏也。”元宗重其人，延住报恩院，赐号净慧禅师。常有献书障子者，文益曰：“汝是手巧心巧？”曰：“心巧。”文益曰：“谁是汝心？”其人默然无对。随机善诱，皆此类业。保大末，政乱国危，上下不以为意，文益因观牡丹，献偈以讽曰：“发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何须待零落，然后始知空。”元宗颇悟其意。交泰元年得疾，元宗亲加礼问。未几，发澡身，跏趺而逝，颜貌如生，年七十四。公卿以下素服奉全身于江宁县丹阳起塔，谥大法眼禅师，塔曰无相。后主命文益子弟行言为导师开法，再谥文益曰大智藏大导师。
从上述文献对文益禅师行历的大致记载，我们不难看出其一生曲折的经历和富于生命意义的生活轨迹。而且，从中也可获得文益禅师的人物基本印象如下：
其一，文益禅师姓鲁氏，余杭人也，七岁依新定僧全伟禅师落发出家，投身佛门，因精于儒典，故人称释门之游、夏。
其二，文益禅师之后随希觉律师治律学，后又从长庆慧稜禅师学禅，但未能开悟。
其三，文益禅师因在参访途中遇天气受阻，偶遇罗汉桂琛禅师而得以接引和开悟，且成为玄沙一系法派得法弟子。
其四，文益禅师开悟得法后四处传法，后为江南国主迎住南唐京师清凉禅院开坛说法，所传之禅法为“玄沙正宗”。
其五，文益禅师于周显德五年戊午岁秋七月十七日有恙，国主纡于方丈问疾，闰月五日卒，俗年七十四，腊五十五。由此可推知文益生卒年代为：855年生，958年卒。
其六，文益禅师后谥为大法眼、大智藏、大导师。因有法眼之谥号，故由其开创的禅门宗派人称“法眼宗”。